古人言，“兄弟鬩墻，外御其辱”，說的是就算兄弟之間有矛盾，但外敵來臨的時候，還是要攜手御敵，但蔣介石卻并不這么看，而是在日本已經全面侵華的檔口，還要堅持“攘外必先安內”。他的這一做法，無疑是“親者痛，仇者快”的，就是國民黨內部的將領都看不下去了，就連聽從他命令，不戰而退從關外撤走的張學良、楊虎城都看不下去了，這才有了后來的“西安事變”，如果沒有這一歷史事件，真不知國家命運會如何發展。

說起“西安事變”，人人都知道張學良、楊虎城，但需要指出的是，落實到具體的扣押蔣介石的行動，其實是東北軍的一營在執行，而這個營的營長就是王玉瓚。當時的蔣介石名義上還是全中國的領袖，因此當接到這個任務的時候，王玉瓚也是很惶恐的，擔心出什么紕漏，完成不了任務，于是就找二營來幫忙，而二營長就名叫孫銘九。

孫銘九是地道的東北人，出生在遼寧，生逢亂世，早早參軍，后來又到日本軍校學習，學成之后成為了東北軍的重要將領。1931年，張少帥從南京前往北平，在經過天津時，孫銘九接到了護送張少帥的任務，由于孫銘九曾留學日本軍校，飽讀兵書，安排非常妥當，因此就走入了張學良的眼簾，從此就留在了張學良身邊，擔任他的衛隊營長、機要秘書，可以說是張少帥的“心腹”。

日本人對于張學良有“殺父之仇”，但由于蔣介石的命令，他還是選擇率軍讓出東北，但并不意味著張學良愿意當亡國奴，因此東北軍在1936年成立了抗日同志會，孫銘九也是該組織的成員，他經常同張學良討論國家的未來，也非常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以抗日同志會為基礎，張學良、楊虎城召集了一些同樣反對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軍官，于1936年12月12日發動了西安事變，對蔣介石實施“兵諫”。

前面說了，做決策的是張學良、楊虎城，但落實的卻是王玉瓚，而王玉瓚不敢前往華清池逮捕蔣介石，就找到了張學良的心腹將領、二營長孫銘九幫忙。蔣介石壓根沒有想到張學良他們會實行“兵諫”，其警衛隊也沒有做好充分的戰斗準備，因此很快就被張學良的一營、二營給解決了，蔣介石也在后山被逮捕。

應該說，此次扣押蔣介石的行動，是孫銘九與王玉瓚攜手完成的，雖然王玉瓚為主，但孫銘九的參與保障了最后的成功，那么孫銘九后來怎么樣？西安事變結束后，張學良被扣押，楊虎城被殺害，孫銘九力主營救張學良，但以于學忠為代表的東北軍將領卻表示反對，孫銘九不容于東北軍，后來輾轉天津、上海，投靠了汪精衛，在汪偽政權中當官，并一度為汪精衛策反東北軍將領，但收效甚微。

抗戰勝利之后，孫銘九先是倒向了國民黨，在解放戰爭中，他向解放軍投誠，希望加入革命隊伍。然而，孫銘九多次轉換陣營，因此在建國之后遭到嚴厲審查，孫銘九滿懷委屈，深感不公，多次寫材料申訴，最后黨組織經過調查，發現孫銘九之所以頻繁改換立場，完全是因為維持生計，加上他曾在西安事變中立下大功，因此黨中央決定安排好他的晚年生活，之后孫銘九一直在上海擔任參事，直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