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宏觀經濟政策與地方發展努力有效結合的發展經濟學實踐，在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大力優化國家整體經濟布局的同時，也將對外釋放更多紅利，更多也更公平地惠及世界。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國發明成果轉化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許維鴻，文章來源于《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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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地區生產總值超過1萬億元的城市，是帶動所在區域經濟增長的核心增長極。根據各地發布的數據，2024年我國共有27座城市GDP超過1萬億元。在“萬億之城”陣容更上層樓的背景下，全國性或區域性中心城市更加合理的布局帶來中國經濟韌性的不斷增強。

回首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國經濟在地理上的城市權重變革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末依靠出口導向、“內部挖潛”的城市發展階段，逐漸形成北上廣深等一線中心城市，輔之以享受一系列政策紅利的東南沿海對外開放試點城市。改革開放迅速打開中國經濟增長的嶄新局面，大量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被引入經濟中心城市，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迅速占據國際市場，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更讓世界看到中國的信用，并使中國成為全球最具投資價值的目的地之一。當然，一度超常規的快速增長也埋下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等問題。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我國城鎮化、工業化進一步發展，中心城市格局開始進入第二個發展階段，以長三角、珠三角、川渝等為代表的現代化都市圈開始成型，數字化技術被更廣泛地應用于工業制造，更多城市通過積極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實現長足發展，甚至擠進“萬億俱樂部”。從產業發展規律看，現代化工業產供鏈開始溢出北上廣深等一線中心城市，在區域內擴張和整合；除了長江等天然的交通大動脈，高速公路、鐵路建設等讓中國“基建狂魔”屬性漸成體系；加上城市人口迅速向區域性的中心城市聚集，相關因素疊加造就了“中國制造”和“世界工廠”的底氣。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一方面弱化和細化對地方GDP增速和稅收增長考核的權重，在新發展理念指引下，發力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綠色發展等；另一方面推進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規范治理、積極化解各類風險，改變地方政府發展模式。在此背景下，我國經濟中心城市之間的發展競爭，逐漸從房地產等粗放型向“科技+產業+金融”的高質量模式轉變，并在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等相關政策助力下，打破區域貿易和投資壁壘，鼓勵現代制造業產供鏈在更廣區域內進行布局。中國地大物博，擁有超大規模市場等諸多優勢，應對外部不確定性的最佳方式就是堅定辦好自己的事，提升自身經濟效率。這就需要在更廣泛的地理范圍內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力求基礎制度與規則更加統一、生產要素和商品流通更加順暢，并以經濟中心城市等為重要支點，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相互促進。

正是在新發展格局相關政策的推動下，我國全國性和區域性經濟中心城市除了在數量上不斷增加，在整體的地理分布上也更大程度釋放了“經濟外部性”紅利，比如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效應向安徽、湖北等地縱深擴展，浙江“杭州+寧波”雙城體系對于省內更多城市發展起到帶動作用，粵港澳大灣區在成為全球科技創新高地過程中越來越多將湛江、茂名等地整合進產供鏈體系等。與此同時，不少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和整體發展理念變得更加務實，更加放眼長遠：一方面繼續積極對接北上廣深等地的高科技行業“外溢”，承接相關的產供鏈擴張和轉移；另一方面立足自身特色建設適合本地發展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謀求基于新質生產力的科創型、內生性布局。

事實上，不只“萬億俱樂部”成員，在我國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過程中，越來越多城市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向著生態環境友好、惠及本地百姓以及助力區域發展等更高目標邁進。這種宏觀經濟政策與地方發展努力有效結合的發展經濟學實踐，在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大力優化國家整體經濟布局的同時，也將對外釋放更多紅利，更多也更公平地惠及世界。■

文章來源于《環球時報》????????????????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