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憲章運動在1840年代最終失敗的時候，失敗的原因也得到了詳盡的探討，膽小、分裂、狹隘的地方主義和部門主義都促成了這場運動的失敗，這是毫無疑問的，但這一切都并非最重要的原因，憲章運動的真正失敗之處在于缺乏一個具備統一權威的全國性組織，由此導致《人民憲章》當中包含的內容過于駁雜、飄搖不定，幾乎不可能從理智上進行明確的闡述，更無法依據民族國家原則進行政治上的定型。但這場運動本身還是改變了英國和歐洲的社會面貌。奧康納從未承認自己的社會主義傾向，在這一點上他是誠實的，盡管如此，他始終將矛頭瞄向資本家和“奸商”。他依據《人民憲章》的精神對社會圖景進行了嶄新的劃分，一方是富有的壓迫者，另一方是貧窮的受壓迫者，并強調，“在勞資斗爭中，全部問題都將自行解決。”議會改革法案年代針對“舊制度”特權體系的斗爭在勞資斗爭的圖景中消失了，憲章運動的激進派很少斥責“舊政權的腐敗”，而是更多地譴責“階級立法”、“工業政體”和“商業政體”，將之視為“以犧牲人類生命為基礎的政體”。在1832年議會改革之前，政治上的敵人和經濟上的敵人并不必然是一回事情，這是常見的情況。但在1832年所定型的中產階級民族國家當中，這種異常情況很難再現了。社會圖景完全以經濟方面的參照系進行定位和分層。工黨理想的幻滅使得經濟方面的弱勢群體逐漸認識到真正的敵人和真正的問題，正如一位激進分子在曼徹斯特的集會上所說的那樣：“現在除了尋求確確實實的力量斗爭外，我們別無選擇。”（以上，Stedman-Jones, Language of Class, 1982，第14-31頁）

很顯然，和復辟年代以及浪漫主義年代相比較，這無疑是一個由現實主義主宰局面的冷酷的經濟年代；和前此的1789年和后此的1917年不同，在政府和作為整體的統治階層之間不存在任何分裂的可能。英格蘭議會甚至沒有考慮過將《人民憲章》引入議會進行討論的可能性。19世紀中后期的歐洲和英國經歷著同樣的經濟生活的根本性轉變。憲章運動連同1848年全歐洲革命浪潮的迅速衰落，應當從根本上歸因于這場運動挑戰了財產權，正是這一挑戰使得運動的溫和派在尋求同資產階級改革派乃至激進派聯盟時，幾乎毫無收獲可言。這場正面斗爭并沒有塑造或者增強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相反，發生在19世紀中葉的廣泛社會運動使資產階層意識到了自身作為一個階級的存在；以政府為輻射圈的核心點，有財產利害關系在內的各個社會階層彼此緊密團結，無論這種利害關系是何等之少。1848年的事情結束之后，兩位內閣部長夫人在通信中寫道：“我十分幸運地確信整個事件的發生都顯示了我們中產階級的良好風氣。”（轉自Briggs, The Age of Improvement, 1959，第312頁）憲章運動最終遭遇堅決的鎮壓，這是可以理解的。依據1832年原則定型的英格蘭國家，在資產階級的團結基礎之上，已經迅速完成了從舊王朝政體向軍國主義政黨民主國家的轉變；這一轉化造成了那種為人稱頌的英國式妥協性格和經驗主義的隕落，舊政權時期英國憲法的靈活性就此失去載體，有序而強有力的鎮壓政策能夠始終如一地得到執行，不再會因為內閣和議會當中的派系分裂而造成政策倒退。政黨民主體制完全控制議會，中立派議員或者獨立派議員很少能夠在這種局面中獲得生存之機，更無可能更改局勢，議會恰恰在1832年之后成為實質意義上的最高立法機構；既然法律和憲法擁有至高權力，這樣的體制也就不再打算同古老的君主制原則分享社會，而傳統的君主制精神更注重對社會下層的同情和保護，重實效甚于重原則。

1840年代中期，憲章派開始運作自己的土地公司，這種公司形式的主旨是以互助形式募集資金購買土地，吸引城市中的非熟練工人前往耕種，盡管這一切都讓人回想起托馬斯.莫爾時代古老而美好的英格蘭自耕農體制，但在1840年代這無疑是狹隘且落后的倒退之舉，此舉也正式表明了憲章運動的最終失敗。歐文的互助論成為法國圣西門主義的對應形式，聯系到憲章運動和1848革命失敗的背景，這一切就很容易理解了。與此同時，“體面的工會”成為主要的談判形式，托利黨和自由黨幾乎是交替展開選舉權擴張運動，將投票權向體面的工人階層釋放，在政黨貴族性質迅速削弱的同時，工人階層也開始同樣迅速地融入現代代議制政治的政黨民主化軌道；在1911年工會終于成長為真正的政黨之前，就已經作為政黨民主型政權的協從者和合作者經歷了一段漫長的學徒期。

無論如何，工會運動象征著英國和歐洲社會運動的一場根本性轉變。其理論前提就是將維多利亞時代的“經濟”和“社會”理解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勞動和資本是其中“經由上帝”聯結起來的基本組成部分，彼此扶助，不可或缺。這是一個奉法律為至尊并且本身無條件接受法律約束的整體，和靜態的古典經濟學的自然法訴求不同，其中帶有進步、進化甚至運動的根本特性，只不過上一時代的那種辯證革命的性質已經祛除凈盡。“社會”這一嶄新概念在這一背景下得以在新的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中廣泛傳播，并隨即取得支配地位。英國實證主義者推廣了孔德的學說，斯賓塞的學說則在北美取代新教傳統，成為政黨民主型民族國家的神圣教義。“社會”這個嶄新的概念包含了兩種基本要素，一方面是一種永恒化的資本主義體制，另一方面也是一個民族國家。鑒于一度遍及歐洲的憲章運動和階級運動在工會取得“體面”地位之前就已經崩潰，所以不能對工會在此種社會背景中的“融入”行為給予“工人貴族”或者“階級背叛”的責難，工會中的激進派即便個個都是狂熱的政治家，他們實際上也別無選擇。麥考萊在為《十小時工作法案》進行辯論時道出了“社會”概念的精髓：“我同在座的所有人一樣，堅決贊同自由貿易原則，……不需要國家干預理智的成年人所簽署的純商業方面的合同。這一原則不應有任何例外，除非涉及到公眾健康和公共道德方面的內容。”（轉自A.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954，第44頁）這是一段涵義十分豐沛的辯詞，傳統的古典經濟學建立在純粹的邏輯基礎之上，訴求普遍且先驗的人類動機原則，這本身就已經在1832年和1848年之前的年代里煥發出可怕的力量；進入19世紀中后期，古典經濟學的諸多原則經歷了深刻的變革，其中添加了來自歷史和事實方面的動態要素，更融入了自由行動的自我觀念，正是這一觀念牢牢存儲在資產階級政黨民主型國家的文化道德的最深處，依據這一觀念，自由選擇的行動無疑就是道德行動，而自由貿易和自由交換領域相應地就成為了道德生長的領域；古典經濟學的那種冷酷、陰郁、帶有卡萊爾和馬爾薩斯式宿命論色彩的理智訓誡，從此便具有了道德方面的明朗色彩，對國家的懷疑也賦有了倫理特質。

與此同時，工會當然保留著對民族國家的正當訴求，這也是維多利亞時代“社會”概念本身的題中之義，這一切無疑是各個政黨都予以積極認同的，選舉權的不斷擴張從根本上將是對各個政黨都有利的事情，他們都是政黨民主化民族國家定型過程中的贏家。啟蒙運動、進步派乃至激進派的功利主義無疑在工會的體制性訴求中催生著“社會改良”的觀念以及種種“社會議題”。馬歇爾從個人公民權到廣泛的“社會公民權”的演變預言在此得到了證實。在“有機整體”這一社會概念中，前者并不再像以往那樣堅決反對后者；在“個人”和“公眾健康”之間，存在一個相當廣闊且模糊的領域，這是定義和原理無法再給予劃界和定論的領域，實際上，“公眾健康和道德”不過是“社會政策”的隱喻性表達。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政策”實質上表達的是無數社會性質的行動所產生的廣泛且不具有針對性的力量，這是一種無形的、不斷擴散的力量，其中包括善意的、惡意的、混亂的以及經過理智規劃的。國家當然應當支持善意的力量和行為，但這種支持并非政治性質的，即便是經由議會的立法認可，也只能說此類立法運行在日常立法的軌道上。不管怎么說，19世紀中后期真正見證了人類集體力量的跳躍式大增長；不過在另一方面，在更為根本的層面上，國家的精英和政黨只有在“社會”議題本身呈現為道德改革圖景而非階級沖突圖景的情況下，才會予以接納，而且他們所作的基本工作是就社會議題的道德和物質問題進行辯論和后續的協調，國家主義遭遇著堅定的拒絕，“社會”以及“社會政策”當中的一個獨立且自足的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及其精英團體更是無從談起。

即便國家意識最為強烈的普魯士也并無例外，即便普魯士的歷史心智一度徹底改造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截止到1840年代，政治經濟學可說是德意志惟一一門仍然在追隨法國和英格蘭領導的科學，盡管外在遭遇頗為不同，并且是以并不對稱的步伐。當羅雪爾著手為漢諾威王朝訓練實用型的經濟學家時，他便將更完善的歷史意識溶入古典政治經濟學當中，這其中包括對“社會議題”的廣泛同情心，無偏見地關注問題的多個方面，而非對問題的某個方面進行抽象和特別地關注；針對歐洲經濟生活中大量社會議題的誕生和相應的帶有社會性質的試驗，羅雪爾承認其中的錯誤和失敗，不過他以無限寬容的歷史心智指出：錯誤自身就蘊涵著真相，他對事物的普遍合理性抱有完全的信心，并提倡由普遍經驗約束并調整傳統的自然法觀點和私人觀點對經濟生活造成的沖擊。抽象的影響力已經大為削弱，實驗的方法正在取得上風。歌德說，“一門科學的歷史就是科學本身。”薩伊則告訴德坎多爾，他是從自然論者那里獲得了觀察社會生理的技藝。諸如此類的觀念獲得了大幅度的傳播。羅雪爾那種帶有歷史傾向的心靈，促使他將具體的經濟命題從古典經濟學體系中剝離出來，認為正確的作法不是對這些命題進行抽象的研究和純粹的定論，而是研究這些命題在人類普遍經驗和民族經驗中所走過的道路。已經發展起來的經濟科學在工業化的民族生活當中已經不再適用，羅雪爾認為這其中的缺陷和錯誤并非因為經濟科學自身發生了錯誤，而是因為政治經濟學乃是為著人類而存在，隨著事件進程而發生變化，并且要臣服于年代的變遷。盡管他對亞當.斯密抱有充分的贊賞態度，不過他并不認同那種將經濟事實歸因于最簡明、最普遍的人類動機的理論，他從諸多因由當中得出法則和理論，而這些因由都深植于具體的社會結構當中，同時，他也從人類和精神的聯合影響力中得出他的法則和理論。他的時代正值古典經濟學率真的普遍化概念趨于凋落，羅雪爾指出，經濟學手術刀在已經逝去的那一代人身上的效用同其在正在逝去的這代人身上的誤用，效果是差不多的；他和亞當.斯密一樣贊同航海法的實施，也同科布登一樣贊同這項法令的撤銷；他對奴隸解放抱有同加里森同樣的感觸，不過他清晰地意識到使奴隸制成為文明之工具的那種境況。絕對君主制是人類童年期的主旋律，不過也正是絕對君主制保護或者拯救了農民階層。壟斷是一種錯誤，不過壟斷拯救了國家的出口貿易。必須根據事實調整原理；古典經濟學的教師們在人口理論、租金理論以及財富源泉理論方面，都走過了頭。羅雪爾頗為自負地詳細闡述了時代所取得的無限進步，闡述了已經擴大的國家事務范圍以及得到人們認可的國家責任，這涉及到貧困、教育、過度勞作、健康、扶助弱者等等，羅雪爾據此給出評判，認為社會性質的進步能夠刪除社會主義綱領，杜諾耶則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不過是當前體制的邏輯操作。

因此，即便是如此巨大的改變也只能是發展，而不是顛覆，不是拋棄一種原則，轉投另一種原則。19世紀中后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正是基于發展和進步原則的“社會議題”和“社會政策”的大爆發凝聚成為我們今天稱之為“社會市場經濟”的觀念和操作體系。在這一體系當中，人們學會并且習慣了關注航船的路線，而非具體乘客的想法。因為航線揭示出那些長遠來看終將勝出的力量。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們僅僅為那些經由集成經驗的判斷而成為正當之物的東西提供證明。社會政策方面的選擇首先要求一個在普遍經驗看來大致不會出錯的立場，以實用主義的態度放棄政治路線和思想的指導。“社會市場經濟”觀念所引導的眾多社會政策議題以及具體操作措施，看起來紛繁復雜，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歐洲和美國的各個階層、各個政黨以及各種思潮無不溶入其中，不過所有這一切背后的基礎觀念則很簡明：在指導世界的各種力量當中存在恒定性；這恰恰就是全部德意志唯心論思想以及19世紀中后期社會科學以及“社會政策”實踐領域的至高收獲。正是以這樣的觀念作為支撐，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才堅持認為這個世界是運行良好的，因為那些能夠長久活在文明的光輝和掙扎中的事物才是正當的，無論什么事物的興起衰亡，實際上正是各得其所。即便是愛默生這樣的哲學家以及布克哈特這樣的極端保守派也認定“永恒的智慧”終究是要主宰塵世時間的。實際上，從1815年開始，三代人的思想承續實際上已經熔鑄成為一把集體生長原則的長矛，在1848年之后，這一統緒構成了一個正統王朝，其統治既正當又有力，他們實際上是從伯克開始一直延伸到最近階段的選擇-進化論這一脈絡的繼承人，他們反對將民族生活降解為偶然的事件、時斷時續的意志行為和突變，為此他們確立起了永不磨滅的道德力量的統治。他們的理論既出自科學，也出自民族國家的政治經驗，并且在這兩方面都同樣地合乎邏輯。正如沃爾澤所評論的那樣：“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夠在這些時期長期地存在著，原因是它產生的個人主義總是不完善的，要用舊的限制和忠誠來加以調節，靠地方的、種族的、宗教的或者階級的關系所構成的穩定化模式來調節。如果失去調節能力，自由主義也就失去了長期生存的能力。”（Walzer, “Nervous Liberal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6, 1979年10月11日，5-6）這讓我們想起，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理論就是寄生于舊的價值觀和舊的制度和共同體當中，而這本身也正是《國富論》本身所要闡明的首要主題之一。無論如何，作為有機整體的“社會”和“經濟”概念的終極性將始終處于觀念和操作的核心位置，也只有在這樣的意義上，才可能去理智地談論“社會市場經濟”這一觀念隱喻、以及從這一隱喻中生發而出的龐大“社會政策”和“社會議題”。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半個世紀是“社會市場經濟”觀念和綱領的黃金年代。各國的經濟改革派陣營和激進派陣營通常會用暗示性的“社會”這一共同的稱呼。威廉.貝弗里奇模仿英國托利黨和自由黨圍繞社會議題展開的選票戰爭中的名詞定位，自稱“托利民主黨”，這是最為典型的上層托利黨群體對社會議題的反應，帶有憲章運動時期的色彩；此外還包括“工人帝國主義”、自由派等等，或者干脆自稱為“社會主義者”，而實際上只是某種集體主義派別；法國則以社會連帶主義者、干預主義者（這當然絕非意味著國家主義）自稱，可以說包含著除了工團主義之外的幾乎所有集體主義經濟形式和觀念；英國則誕生了“新自由派”、將城市郊區的托利黨視為共同敵人的“新激進派”、令人聯想起斯圖亞特王朝時代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當然也包括以資產階級激進派知識分子為主體的費邊社。“社會”一詞也成為了德國所有新的社會政治黨派意象性的核心詞匯，盡管在戰前時代這些黨派更多地只是在觀念領域運作，但經濟方面的社會議題是向他們完全開放的，阻擋他們獲取直接性的政治權力的惟一障礙只是1895年帝國憲法的一紙條文。重要的是需要認識到，所有這些力量和黨派之所以以“社會”自居，原因在于他們的自我定位并不在于任何的抽象原則，是經濟領域誕生的嶄新議題讓他們足夠幸運地居于人類進步的前沿地位。在本質上，他們的這種“社會”意識是正當的，在1911年勞合.喬治發動憲政危機以解決“人民預算”之前很久，歐洲的新舊激進勢力就已經清楚意識到，圍繞國家權力和政府的狹窄范圍進行再分配的政治形態已經過時且無效了。一度是王朝和地主貴族的經濟特權已經轉投資本家所熔鑄的工商業資本主義手中，在19實際末期，巨大金融力量的加入更強有力地鞏固了這種新的經濟特權形態，即便法國也展現出這方面的強勁勢頭，人類苦難的根源不再是政治-法律的，而是經濟-社會的。憲章運動和1848年的革命完全揭示出取消權力絲毫無助于解決問題，關注的重心應當從特權轉向日常生活了。約瑟夫.張伯倫在1883年指出，“未來的政治是社會政治。”另一位著名的政黨政治代言人則更集中地表達了此種“社會”意識：“如今，我們都是社會主義者了。”舉例而言，作為俾斯麥社會保險體制之基礎的德意志地方救濟會體系在帝國成立之前很久就存在了，而在法國，盡管互助會的形式很容易讓人聯想起革命年代，但拿破侖三世已經對之實施了自由主義的凈化，并推進到龐大的政治工程的地位上。“社會市場經濟”的觀念和操作已經在歐洲塑造出了強大的進步主義-激進主義-功利主義的三角聯盟，越來越多的力量開始轉向這個新的軸心，歐洲已經不再是人們印象中天主教、國王和貴族控制的那個世界了。

這種巨大轉變的意識強烈沖擊并攪動著北美的理智。亨利.亞當斯寫道：“如果基督把掩蓋人們罪惡的外衣拿走是正確的，那么我同樣也要來揭穿某種障眼法也就是正確的，這障眼法讓人們以為自己的不公正行為不是自己所為而是人類無法控制的法律的延伸。經濟世界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人們無法控制的，必須提醒人們來控制這些法律。”（Henry.Adams Papers, “柏林日記”，第9頁）當被問及對財產權的觀點時，亞當斯的回答盡管大膽但也足夠清晰地劃清了同社會主義的界線，甚至也劃清了同亨利.喬治的界線：“控制所有生產機構的最終來自社會，財產所有者應該永遠被認為是管理資本的代理人。至于說應該允許人們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生產中介，就好像他們對其擁有最終權力一樣，那完全是權宜之計的問題，只能通過實驗和常識來回答。”（Henry.Adams Papers，1886年3月25日的信）這其中也許存在想象和狂喜的成分，但濃重的經驗主義氛圍和強烈的“社會經濟”意識證明了這并非一個虛構的烏托邦，而是切實的、可操作的改革構想，這一構想以龐雜、零碎但也富有創造性和改革想象力的方式將“社會市場經濟”的基本議題保存下來，在自由市場的威力和社會政策的平衡力之間尋求平衡，也正是這一努力所提供的基礎意識成就了歷時甚長的美國新政聯盟；一方面是極端的個人私有產權體系，另一方面是極端的集體主義經濟控制原則，這兩者構成了“社會市場經濟”身份認同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