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莎·盧森堡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杰出的思想家、理論家、革命家，被列寧譽為“革命之鷹”。她的思想在其同時代的社會主義者中是十分獨特卻影響至深的：

她在國際工人運動日益民族國家化的潮流下推崇國際主義方案；在改良主義逐漸成為主流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批判漸進改良的方式；在工會中立化的趨勢下，建議采取政治性群眾罷工的手段；在俄國十月革命打開新世界時，她在激動之余表達了對列寧的一系列政策可能潛藏危機的隱憂……

每一種意見都使她身處逆流之中，不斷遭遇理論上的論辯，然而這些看上去散見的、不合時宜的觀點，卻能夠在其理論內部實現自洽和融貫。

近日，由大學問出品、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講師馬嘉鴻所著的新書《批判的武器》，則以羅莎?盧森堡為研究對象，深入剖析了她積極參與的三場理論論爭，及其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發展的深遠影響。該書獲得張光明、王學東、孟鐘捷等學者推薦。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孟鐘捷評價本書從思想史維度梳理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的國際格局變動中，盧森堡對社會主義運動相關情況的思考，是社會主義歷史研究中的創新之作。

馬克思主義之為一種理論和實踐

文 | 馬嘉鴻

本書以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為研究線索，貫穿第二國際三場重要的理論論爭。盧森堡是第二國際時期著名的才華橫溢的馬克思主義者。她一生著作豐富，參與了多次第二國際內重要的理論論戰，她的思想也在和理論對手的碰撞中不斷完善、發展。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三場理論論爭的對象分別是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和列寧。這三場論爭既關系到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方向，也涉及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問題，更直接見證了歐洲工人運動中心從第二國際向第三國際的轉移。

今天看來，百年以前發生的論爭似乎已為陳跡，但關于改良與革命的歷史選擇及價值評判、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和內涵、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關聯與張力，始終是東、西方思想界爭論不休的話題?；仡欉@段歷史，對于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和思想史淵源，有著重大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

第二國際被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稱為馬克思主義的“黃金年代”。19世紀末，歐洲主要國家紛紛成立工人政黨。當機器大工業取代工場手工業，資本主義擴張為世界范圍內的政治經濟秩序已成歷史大勢，馬克思學說在歷經與“真正的社會主義”“蒲魯東主義”“巴枯寧主義”等思想流派的競爭后，終于脫穎而出，并被新成立的國家的工人階級政黨確立為指導思想。當一種學說被確立為理論正統，就會不斷遭遇現實中的各種挑戰，這也是馬克思學說的特質所決定的。

馬克思學說既是理論學說，也是一種實踐哲學，其第一個理論特質即科學性。

科學社會主義中的“科學”在德語中對應的是Wissenschaft，其意義并不同于Science，即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并非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研究使用的“證偽”。

康德的批判哲學體系以邏輯嚴密和系統性著稱，在體系性學說的意義上，亦可稱為Wissenschaft，但其研究方法與Science相去甚遠。

馬克思基于實證數據和嚴密的邏輯推理，進而推導出價值規律，將變革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這一根本任務交付給無產階級革命主體。這一判斷并非僅出于對工人階級歷史境遇的同情式理解，也并非簡單來自抽象的個體價值或道德立場，而是立足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實證性分析。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指出，隨著平均利潤率逐漸下降，資本主義社會必將呈現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而工人的生活狀況每況愈下促使社會兩大階級日趨對立，無產階級自發走向社會革命，進而實現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度的歷史性替代。

愛德華·伯恩施坦對馬克思學說的重要修正就在于，他放棄了科學(Wissenschaft)在系統論意義上的解釋。后世如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也對馬克思學說進行批判——他從社會科學的不精確、定量研究的不完備和歷史與社會實驗的不可能出發，進而認定馬克思學說為一種歷史決定論，且認為它因先驗地含有一種思辨的理想主義原則，并包含一部分在科學(Science)上未被證實且無法被證偽的東西，因而是不夠科學(Science)的。以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為例，馬克思主義逐漸被塑造為一種封閉的、總體性的“神學教義”。在進入第二國際歷史與理論研究之前，這些對馬克思學說“非科學性”的誤解，首先需要被澄清。

如果說馬克思的學說只具有科學性，那他不過是書齋里的學者，這難以解釋他的學說為何會引發如此激烈甚至殘酷的政治派別論爭，這就涉及馬克思學說的第二個特質——實踐性。

“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瘪R克思的學說基于科學論證，在促成歷史向著更加符合客觀方向發展的同時，使主客體實現了統一。黑格爾有言：“密涅瓦的貓頭鷹，黃昏時分才會起飛?！钡菍τ陬嵏埠诟駹枌W說的馬克思學說而言，如果希求以新思想改造舊現實，就必須以“清晨之鷹”的姿態起飛，致力于使群眾掌握理論并將其轉化為物質力量。實踐的規定性不僅適用于馬克思學說本身，也適用于那些發展和革新其學說的“二代”“三代”馬克思主義者們，即真正的問題不僅包括“是什么”，更包括“怎么辦”，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后者的迫切性甚至會壓倒前者，并重置問題的提出方式。

馬克思學說的第三個特質是革命性。這一特質在真實的國際共運史中極易被利用，演化為一場誰更“革命”的政治角逐，即通過對革命正當性的壟斷從而確立革命的領導權。

事實上，馬克思絕不是一個不講條件、一味宣揚革命的冒險家。他認為革命的行動是基于科學分析而自然推導出來的結論，否則革命就將倒退為“布朗基主義”(Blanquism)，亦即變成伯恩施坦們口中的“不切實際的暴動”。

相應地，馬克思的學說體系和總體范疇也必將同革命原則一同瓦解。在馬克思看來，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危機持續的產物，也是促使資本主義危機進一步升級的意識主體和歷史的執行者。無產階級意識的產生與發展并不是簡單依循一種規律，而是一個辯證發展的過程，依賴于階級力量的壯大和成熟。“只有當歷史的過程迫切需要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發生作用，嚴重的經濟危機使這種階級意識上升為行動時，這種階級意識的實踐的、積極的方面，它的真正本質才能顯示出它的真實形態。”。

而在其他時候，這一意識需要在日常的政治經濟斗爭中經過不斷強化、完善，以至于工人具備了自覺的階級意識，這樣當重大危機來臨之際，就能成為影響革命過程的主體。

與將馬克思學說的體系性特征理解為“神圣教義”類似，其革命性原則也經常被涂抹上“末世拯救”的色彩。這種對馬克思學說的誤解不僅源自自由主義的偏見，也是馬克思學說“繼承者們”僅滿足于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道德批判所造成的結果。

一個廣為人知的類比是由羅素(Bertrand Russell)提出的，即“救世主=馬克思”“選民=無產階級”“耶穌再臨=革命”“地獄=對資本家的懲罰”“基督作王一千年=共產主義聯邦”。與此相似，卡斯培(Walter Kasper)也曾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世俗化的彌賽亞主義”?？枴ぢ寰S特(Karl Lwith)在《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中評價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時也曾直言不諱：“《共產黨宣言》所描述的歷史程序，反映了猶太教—基督教解釋歷史的普遍圖示，即歷史是朝著一段有意義的終極目標的、由天意規定的救贖歷史。”進而得出結論：“歷史唯物主義是國民經濟學語言的救贖史。”而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流派發展中，亦可看到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等人對馬克思學說之為一種歷史哲學的類似詮釋。

如上假說，在指責馬克思主義之時，似乎都預設了一個前提，即馬克思學說內含一套凝固未來圖景的歷史哲學。若要接受這一前提，則預示著馬克思學說是一種歷史目的論，其革命性也被解讀為必然降臨的“彌賽亞時刻”。這是一種恢復先驗唯心主義傳統、重新解讀馬克思學說的方式，這種做法無異于把好不容易在馬克思手上才糾正過來的腳踏實地的歷史觀，重新拖回到“頭足倒置”的黑格爾哲學。

馬克思學說是一種社會經濟學理論，是基于對資本主義歷史和現實的考察后，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學說，其科學性、實踐性與革命性在馬克思時代是高度融貫的。

但是，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有了新發展，工會在經濟斗爭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工人貴族崛起，社會民主黨派及相關政治組織在議會的合法斗爭中取得累累碩果，使革命的現實性和迫切性在相當程度上被延宕甚至取消。因而，改良漸進式的道路越來越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逐漸走向成熟的資本主義發展出自身協調機制，將早期出現的經濟矛盾和階級對立逐漸轉化為不斷完善的動力。

伴隨選舉權的普及，經濟斗爭的成就和黨員與議席數量的不斷增加，無產階級的力量在事實上壯大起來，但日常斗爭的工人們的頭腦中并沒有自然而然地產生革命的階級意識。因此，馬克思的社會沖突模型所依賴的關鍵社會條件發生了改變，致使馬克思思想體系原本的圓融和自洽被打破，如繼續依循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或遵循馬克思的一些具體推斷，就背離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結論。

與之相對的，俄國的資本主義社會基礎相比于西歐更為薄弱，無產階級客觀上尚未擁有推動歷史進一步發展的實力，更難以形成俄國的革命的階級意識。但是走在時代之前，率先覺醒并接受新思想洗禮而成長起來的一批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其中的布爾什維克，看到了資本主義最后階段的臨近，以及將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斗爭轉變為無產階級拯救人類的行動的有利可能，強調立刻發動世界性革命的必要性。

在布爾什維克看來，黨應該嚴格挑選黨員，形成具備無產階級最優意識的集中組織，對尚未足具條件的工人進行階級意識的灌輸，全面聯合資本主義社會內一切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形成革命的聯盟。

在列寧看來，工人難以從日常的經濟生活中產生果敢的革命意識，因而只能在缺少無產階級自覺意識的土地上，人為地塑造一支服務于革命的、具有無產階級意識的革命家隊伍。

當革命迫近于眼前，無產階級如想要贏得這場決戰，就必須鼓動和支持一切有益于打碎資產階級社會的力量，并盡最大努力將這些力量爭取到整個革命進程之中。對布爾什維克而言，發動無產階級革命已經成為壓倒性的實踐要求，這必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重置馬克思學說的理論前提。

在這一關鍵問題上，盧森堡對列寧的組織路線提出了不同看法，她認為，“列寧所主張的極端集中主義的全部實質是，它沒有積極的創造精神，而是一種毫無生氣的看守精神。他的思想過程主要是集中于監督黨的活動而不是使它開花結果，是縮小而不是發展，是束縛而不是聯合整個運動”。她反對列寧的極端集中制，認為工人階級應該是自我集中的。這是因為無產階級只能在不斷革命的過程中自發地組成階級。黨既不能引發革命，也不能避免革命，而要在過程中擔當歷史使命、發揮支柱作用，扮演著領導和啟蒙群眾的角色。

關于如何推進無產階級革命這一重大的歷史課題，需工人階級自我教育，自我學習，并在運動中鍛煉先進的政治覺悟。革命本身不可以由黨來代勞，革命之后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也絕不是一小撮人的專政，而是“最大限度公開的、由人民群眾最積極地、不受阻礙地參加的、實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階級專政”。

在如何采取革命實踐的問題上，德國的歷史條件則完全不同。在改良道路上取得長足進步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官僚主義傾向愈益明顯，盧森堡相信，自發的群眾運動中孕育著歷史進步力量，能夠克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保守化傾向。在和考茨基進行的有關是否要以政治性群眾罷工作為階級斗爭手段的論爭中，她反對將群眾罷工人為地區分為“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不滿于將社會民主黨的活動僅僅局限在選舉權的斗爭上，否定只在有希望獲得確定成果的情況下才應該采取大規模群眾罷工的觀點。在她看來，德國工會所有已經取得的進步和成就無不是在哪怕僅有微小希望下積極爭取的產物，而考茨基的原則無異于“唯議會主義”。

按照考茨基的原則，非但不會產生大規模的群眾政治運動，就連日常的工會活動也會被取締。局部的、地方性的沖突每時每刻都在自行擴大，并逐漸演變為普遍的政治革命。相對滯后的政黨應該積極配合工人、群眾的行動，做好宣傳和組織工作，既不能阻止、限制工人階級的運動，也不能如列寧等革命家所說的替代工人。

由上可以看到，盧森堡的觀點在當時東西方社會主義的兩條發展道路之間是極其特殊的。盧森堡與同時代社會主義者之間發生論爭，究其原因首先在于馬克思學說既是一種理論也是一種實踐的特性，正因為這一學說致力于促進現實世界的改變，所以從理論到現實之間的缺口，需要盧森堡及同時代的社會主義者去彌合。理論家們基于自身的認識和各自的政治目標，對理論重新進行闡釋，呈現千差萬別的樣態。這就決定了這些思想論爭需要一種特殊的書寫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