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成

國務院近日召開的做強國內大循環工作推進會指出，結合現階段我國發展實際，做強國內大循環的重點之一是產業鏈供應鏈的自主完備，發揮各地優勢加強專業化分工、地區間協作，持續補鏈強鏈拓鏈，增強產業發展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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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本源

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已連續15年位居全球首位，且連續3年占全球市場比重超30%。在此背景下，中國遭遇了以美國為首的傳統制造強國的強力反制。這一局面的形成，根源在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增長動能不足，以及不同國家及同一國家不同階層在全球化進程中利益分配不均等。此外，各國原教旨主義與自由主義、現代主義和世俗主義等思潮因對現實不滿而形成的周期性極限拉扯，也加劇了民眾對現實的不滿，致使民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及（美國）孤立主義不斷抬頭，“逆全球化”思潮也隨之逐步增強。

美國既是“全球化2.0”和“全球化3.0”的最主要推手，也是當下“逆全球化”思潮最重要的發源地。“二戰”后期，美國主導推動了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并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奠定了戰后多邊合作的基礎。此后，馬歇爾計劃的實施確立了美國在西方陣營的領導地位，北約的成立則形成了美國長期的海外軍事存在與集體防御政策，這些舉措共同推動了“全球化2.0”的發展。國際標準集裝箱的出現，推動全球運輸業發生了革命性變革。而1991年華約和蘇聯的先后解體，使得全球主要國家被納入以美國為首的“全球化3.0”體系框架內。

然而，超級全球化并未形成全球法治政府，因此國際市場的法治化也就難以實現，全球公平與公義更是無從談起。隨著工業時代勞動力和資本作為生產要素配置優化的核心稟賦，逐漸向創新與數據作為新的核心稟賦轉變，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沖擊了原有的經濟舊規則。在這一過程中，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產業和不同時段在全球化中呈現出不同的收益和受損。在美元霸權確立和超級全球化形成后，美國中低端制造業產業外移，使得“銹帶”地區空心化嚴重，導致相關行業崗位缺失，2000年至2010年，美國失去了570萬制造業崗位，制造業就業人口近十年維持在8%左右，這也引發了利益受損群體的反抗。

疫情和俄烏沖突給美國國防工業體系帶來強烈沖擊，其關鍵材料對國外供應鏈依賴嚴重，例如，稀土元素進口率高達74%；在國防供應鏈中，35%的電子元器件依賴海外進口。2022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39次提到了“韌性”，認為其國防工業的產能和韌性未能達到全面軍事需求水平。2025年3月，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簽署的《臨時國家防務戰略指導意見》將中國定義為“唯一的步調威脅（Pacing Threat）”，并把“中國制造”列為美國國家安全和國防供應鏈中的遏制對象。

02

對等關稅帶來的遏制

盡管5月12日中美經貿高層會談發表了聯合聲明，將美方4月2日、4月8日的加稅行政令及中方對應的關稅反制措施和非關稅反制措施暫停實施90天，但美方仍保留著4月2日之前施加的關稅提升、芬太尼20%懲罰性關稅、10%的基礎加稅以及取消800美元中國商品小額關稅豁免等措施；中方也相應保留10%的關稅反制措施。此外，美國此前對華征收的汽車零部件、建筑與工程Ⅲ、汽車、煙草Ⅲ、電氣設備、建材Ⅲ、金屬/非金屬/采礦、建筑產品Ⅲ、容器與包裝、機械、半導體產業與半導體設備、電子設備/儀器/元件、食品、航天航空與國防等GICS三級行業的進口總稅率仍超過50%。

美國還限制了“中國制造”轉口貿易的通道。要求進口到美國的產品入關時必須提供三張圖表證明：一是生產流程圖，企業需詳細展示生產全過程；二是原料采購憑證，供應鏈要能溯源到“原料出身證明”；三是能耗數據表，通過真實電力流水賬還原工廠真實產能。尤其針對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墨西哥五國，美國提出免征/征收10%稅收的前置條件為100%的通關開箱檢查，這導致了通關時間超過抽查時間的3—5倍，一旦產品不符合上述三張圖表證明的要求，美國將對所在國征收300%的懲罰性關稅，同時對違法企業采取征收10年利潤及凍結賬戶等措施。此外，美國利用美墨加協定，將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本土零部件占比要求從62.5%提高到75%。受此影響，墨西哥等涉及轉口貿易的第三國，對中國部分產品出臺了進口加征關稅的政策。

對等關稅僅僅是遏制中國經濟發展的手段之一，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針對中國提出，要通過關稅和制裁等手段來“平衡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則提出，通過重構全球責任分擔機制，將安全同盟轉為經濟同盟（即友岸外包），以關稅工具修復“過度自由化”帶來的產業空心化。

03

中國持續增長產業發展韌性的路徑

在美國貿易政策驅動的“全球化4.0”進程中，“中國制造”的優勢不可能長期維系。美國、歐盟等國家和地區必然會著手重建有利于其自身發展的全球貿易新規則，在此背景下，中國需要探索并構建多條提升供應鏈產業鏈發展韌性的路徑。

第一，積極應對對等關稅帶來的新挑戰，夯實與歐盟“精造”國家、日本、韓國、非洲、俄羅斯等國的進出口貿易關系，提升與中東在“建造”和“智造”領域的合作關系。以德國、法國、意大利等為代表的歐盟“精造”國家以及日本、韓國等東亞“制造類”國家，與中國長期保持互補且協同的合作關系，“中國制造”在該方向的目標是維系這種對等和互補關系；非洲、俄羅斯是與中國有著牢固進出口貿易關系的地區和國家，“中國制造”在此方向的目標是延續以往的成功經驗；中東與中國的貿易關系不僅局限于資源互換，也存在著“中國建造”進口對“中國制造”進口的強帶動關聯，這將成為未來進出口貿易增量的主要目標。

第二，要在未來智慧革命發展進程中享受新紅利，利用全球市場的核心競爭優勢與他國及他國頭部企業進行資源互換，推進全球化新規則下的再次互利。中國未來取得全球化產業協同最大可能的核心優勢不一定是稀土的出口互換，而是充沛的電力對新一代智慧革命的支撐。數據、算力和人工智能構成了未來新的生產資料、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埃隆·馬斯克認為到2026年，日益增長的人工智能公司將面臨“根本性電力短缺”；山姆·奧特曼認為AGI時代將在2030年到來，即“GPT-10”，屆時其智商將超過全人類總和，當下其在美國得州建造的“星際之門”超級算力工廠的每個GPU機柜都相當于2000年一個計算中心的100倍，其支撐的核心能力是能源和散熱技術。而已經是全球最大電力生產國的中國，還在持續擴張風、光、核、水的發電能力以及特高壓輸變電能力，未來，充足的電力資源可能是中國參與到全球化競爭的關鍵支撐。

第三，在已有轉口貿易的第三國推動從“中國制造”向“中國錢制造”和“中國人制造”升級。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應對日美貿易摩擦時，一方面，通過與美國簽訂的“廣場協議”使日元升值，另一方面，布局“黑字環流”計劃，將貿易盈余以援助或貸款的形式投向國際市場，借此收購全球眾多優質資產；同時，日本利用國內面向企業的累進稅制，推動民營資本向海外投資。2024年，日本財務省發布的國際收支統計數據顯示，其海外投資收益達40萬億日元，順差盈余（黑字）達29萬億日元，海外凈資產超過500萬億日元，且該數據尚未涵蓋眾多民營資本的私下投資。未來，面對轉口貿易受嚴格限制的東盟和拉丁美洲，中國可借鑒日本的成功經驗，推行“中國錢制造”和“中國人制造”。

第四，向內積極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做優做強“中國制造”全球供應鏈體系。具體來看，將鼓勵生產或變相鼓勵生產的財稅政策，調整為鼓勵真實消費的財稅政策，以此推動內循環發展。此外，以往及當下出臺的拉動消費財稅政策，往往針對特定產業甚至特定企業實施消費補貼，本質上仍是變相補貼生產，不僅會支持落后產能和落后產品，還可能滋生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中的崗位權力尋租，增加腐敗風險。因此，應將消費決策權完全交予消費者，推行分階段限時但不限品類的定額消費券制度。這一舉措既能有效拉動國內消費，又能促使制造業企業在供應鏈中做優做強，進一步提升其在全球供應鏈體系中的競爭力。

（作者系中國產業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研究員，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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