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情深

——懷念我的父親滕代遠

滕久昕

我的父親滕代遠生于1904年11月2日,他1924年參加革命,從投身蓬勃興起的湖南農民運動到組織領導著名的“平江起義”;從率領部隊保衛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到參加瑞金蘇維埃土地革命;從延安王家坪中央軍委的日夜操勞到太行山輾轉迂回與敵人戰斗;從新中國成立伊始奠定和發展人民鐵道事業到嘔心瀝血十年社會主義建設,他忠于黨、忠于人民,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一

1968年春天,16歲的我在北京燈市口中學上學。在與幾個要好的同學商量后,我決定響應毛澤東主席的號召,報名去內蒙古牧區插隊當知青。不久,學校發來登記表,我填完后請父親審閱,他戴上眼鏡拿起毛筆在家長意見欄內寫下“完全同意,堅決支持”八個字。我寫信將此事告訴在部隊工作的幾個哥哥,他們也一致支持我的想法。沒過多久,二哥、三哥分別從部隊請假回來,專門為我送行。四哥因執行部隊任務不能請假,也發來電報表示支持。

那段時間,我整日忙于準備行裝,父親特地將他在抗戰時期繳獲的日本軍毯送我帶上,以抵御內蒙邊疆冬季的寒冷。母親怕我沒有生活經驗,不會拆洗被子,戴上老花鏡伏在乒乓球桌子上,手把手教我怎樣拿針、怎樣縫被子。父親對母親說:“孩子現在離開我們是早了點,但不能因為舍不得就永遠把孩子拴在自己身邊。他們響應號召去建設邊疆,我們應該支持。當年我們參加革命不也是這個年齡嘛!”

我用平時積攢下的零花錢買了許多信封和郵票,事先用膠水將郵票粘到信封上。父親問我做什么,我不好意思地說:“頭一次去那么遠的地方,條件又艱苦,要是想家了寫信時方便些。”父親聽后爽朗地笑了,用手點著我的鼻子,語重心長地囑咐我:“到了邊疆,要團結當地人民群眾,多向少數民族同志學習,不要老想家啊!”

向內蒙古大草原進發的日子終于到了,告別了生活16年的北京,告別了學校、老師,告別了我的親人,我與北京各個學校的800多名自愿奔赴邊疆的同學一起,乘坐一列火車準備出發。父親、母親還有哥哥們,都去永定門火車站為我送行。

1968年8月,全家歡送滕久昕(右一)去內蒙古插隊

那天天氣很熱,因為怕孩子們舍不得家長,影響火車開動,車站規定不讓送行的家長進入,只能在進站口與遠行的孩子告別。我的父親和母親也被擋在車站外面,在混亂的人群當中不知所措。家長們選出代表與車站負責人交涉,經過協商,家長們最后才得以進入車站,與奔赴邊疆插隊的子女們話別。我站在爸爸面前,再次向他表示決心。我是他最小的兒子,又是第一次離開他到遙遠的邊疆,他很不放心。我看得出,他極力控制著自己的感情,不讓眼淚流出……事后,給我送行的哥哥看見父親坐上汽車后用手絹在擦眼淚。

在內蒙古錫林郭勒大草原插隊的日子里,父母親經常來信,勉勵我在草原上扎根,好好接受鍛煉。父親在信中教育我:“要和工農子弟打成一片,不要讓別人看出你是干部子弟,要在艱苦樸素上成為標兵。”我也經常給家里寫信,匯報我的工作生活和思想狀況,父母看后非常高興。

1974年8月1日,滕代遠與夫人林一在北京家中留影。

二

1970年,我參了軍,成為一名光榮的鐵道兵戰士。部隊里的一切對我來說是那么新鮮有趣,我和戰友們日復一日開山洞、鋪鐵軌、架橋梁,為祖國的三線建設貢獻力量。

1973年6月,因北京修建地鐵,我所在的部隊整編后,將我從湖北鄖陽調回北京。部隊首長知道父親身體不好,身邊沒有一個孩子,我又是最小的兒子,特意批準我請幾天假回家看看。那天回到家,父親見到我特別高興,拉著我的手問長問短。我望著父親清瘦的面龐,心情難以平靜。他老人家頭發白了,精神也不像以前那樣好了。父親隨后問我什么時候去新單位報到,我說:“部隊首長給了幾天假,在家休息兩天就去報到。”父親不同意,他說:“可不能伸手向組織要照顧,也不要休什么假,一天也不要,半天都不要!你要聽我的話。”于是,我按照他的要求第二天就去新單位報到了。

一個周六的下午,部隊集中進行學習,我正在班里和同志們一起學習。這時,通信員叫我去連部一下。一進連部,就看見父親的警衛秘書楊新國和指導員正在談話。我感到很驚奇,忙問什么事情。楊新國笑著回答:“首長想你了,來工地看看你。”“在哪兒呢?”我問。“就在外面車子里。”我向指導員請了假,回到班里換上軍裝,急忙跑到院子外邊,老遠就看見父親在院墻外等待。我急忙跑過去問:“爸爸,您怎么來啦?”父親眼里淚光閃動,說:“你媽媽又出差啦!我想你啊。”老人家的嘴唇翕動著,還想說些什么。“走吧,我和您回家。”父親望著我認真地問:“向連隊請假了嗎?”我回答:“放心吧,我請假了。”

父親已經69歲,身體多病,身邊除了母親就是工作人員。母親剛剛恢復工作,為了挽回失去的時間,她經常到下屬單位出差,我的心里很難受。一路上,我們父子倆的手緊緊握在一起。我想:父親身邊都是工作人員,沒有親人能陪他聊聊心事,他一定感到很寂寞,才做出這種出乎尋常的舉動。

滕代遠夫婦與孩子們合影

回到家,父親詳細地詢問我現在的學習情況、部隊的訓練和施工情況、干部戰士的思想情況。我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向他全部道出,父親聽了感到很滿意。第二天早餐后,他鄭重地對我說:“你回去吧,要好好工作。”我腦子一下轉不過彎來,怎么連在家過個禮拜天都不行呢?雖然不理解,也很不愿意,但這畢竟是父親的話,必須照辦。

直到今天,一想起這件事情,仍好似昨天發生的一樣。哪個父親不疼愛自己的子女呀,可當理智控制了情感后,思想就回歸到了理智。革命者要具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不能總沉浸在悲歡離合、兒女情長之中。

三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會后,大會秘書處送來“十大新聞”照片一套,其中有毛澤東主席主持大會的照片,還有其他領導人在主席臺上的照片。

父親買來3只鏡框,并把我叫到身邊,要我幫助他把照片裝入鏡框,掛到墻上。父親戴上眼鏡仔細對比,親自挑選出兩張照片。我站在椅子上,舉起鏡框向墻上掛,父親站在后面指揮。在一片高興的氣氛中,懸掛好了照片。

1973年9月,黨的十大剛剛結束,我在離北京市區約30公里遠的昌平,參加鐵道兵教導隊集訓,因為訓練緊張,考核科目比較多,已經很久沒有回家了。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請了假,坐了2個小時的公共汽車回到城里,見到父親總覺得有說不完的話。一晃就到了星期日下午,我必須在周日晚飯點名前歸隊,否則就違反了紀律。萬般無奈之下,我向父親的秘書卜占穩求助,想用父親的汽車送我一趟。工作人員同情我的難處,決定請司機李開志送我歸隊。

滕代遠與兒子滕久昕

這是我頭一回因私事使用父親的車,哪想到還是讓父親知道了,他嚴厲地批評了身邊的工作人員。不久我再次回家時,父親把我單獨叫到一邊,口氣相當嚴厲:“你膽子真不小,竟敢坐我的車!”又說:“干部子弟不允許有優越感,你把我的話全忘了嗎?”望著父親嚴肅的面孔,我緊張得手心直出冷汗,恨不得地上有條縫,鉆進去躲一下才好。我知道自己錯了,趕忙向他承認了錯誤。“你給我聽清楚,以后不許坐我的車!”父親以這句話結束了批評。我答應道:“是!”灰溜溜地回了房間。不僅對我如此,幾個哥哥從部隊回家探親,向來都是自己乘公共汽車回來。有時東西帶多了,也是我騎車去車站接他們,從未因私事用過父親的汽車。

四

在工作之余,我喜歡翻看以前的日記,它們會帶我進入幸福的回憶中。1974年9月29日的日記這樣寫道:“……該吃早飯了,我興致勃勃地坐到餐桌旁,快到國慶節啦,看看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可是父親卻夾給我一個小窩頭,真有些掃興。在連隊就經常吃窩頭,好不容易回趟家,總該改善一下,怎么還吃這窩頭?我向父親搖搖頭,母親也在一邊勸我不要吃了。可是父親不答應,堅持讓我吃。沒有辦法,我只好勉強吃了下去。”

記得那天早飯后天氣很好,陽光燦爛,我陪父親去紫竹院公園散步。我們一邊觀賞公園風景一邊閑聊,不一會兒就聊到早上吃飯的事。父親語重心長地說:“現在的條件好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許多人的衣食住行都與從前大不一樣了。但是,怎么能忘記過去呢?在抗日戰爭中,太行山根據地的軍民連樹皮都扒下來吃。你們是在紅旗下長大的孩子,可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父親的教導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父親不僅對孩子們要求嚴格,自己更是以身作則。他的衣著很簡樸,上班就穿鐵路制服,平時在家穿布衣服。襯衣、睡衣破了,不愿買新的,讓母親補一補再穿。他平時的伙食很簡單,炒胡蘿卜絲和辣子豆腐是他的最愛,他喜歡吃粗糧,每天一個小窩頭。父親不抽煙,也很少喝酒,他要求我們不吸煙,我們兄弟五人,沒有一個吸煙。我們家解放后住在東城區煤渣胡同的一個院子里,旁邊緊挨著一家汽車修理廠,時常能聽到工廠機器的噪音。這所住宅破舊了,存在安全隱患,有關部門多次提出維修,但父親始終不同意維修,只是簡單加固一下樓頂的橫梁,我們在這里一直住到父親病逝。父親身患重病后,購買的藥品都是自己出錢,從不拿去讓公家報銷。而今我深深感到,這不僅僅是因為家教嚴,更是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的反映。他的言傳身教,對我們全家起了很大作用,至今我的幾位哥嫂都是艱苦樸素、勤儉持家過日子。

五

1974年11月中旬,父親因肺炎病重,住進了位于東單的北京醫院,盡管從各方面進行積極的治療,但病情一直不見好轉,父親以頑強的意志與疾病抗爭。為了讓我在部隊安心工作,他始終不讓身邊工作人員將他住院的消息告訴我。當時,幾個哥哥都不在父親身邊,唯獨我剛從湖北調回北京。但我所在的部隊承擔著修建北京地鐵的繁重任務,平時沒有時間回家看他。

當我得知父親的情況后,意識到他身邊不能沒有親人的照顧,于是向部隊首長請了假,急急忙忙趕到北京醫院。

我推開病房的門,見到父親坐在沙發上,便上前一步,立正向他敬了一個軍禮。他略顯驚奇地望著我,頭在慢慢地搖動,仿佛在說:“你工作這么忙,不該回來啊。”這時父親憔悴的面容略顯蒼白,有一只眼睛都不能完全睜開,說話吐字不清楚,語言表達也很困難。見到父親被疾病折磨成這個樣子,我傻呆呆地站在那里,喊了一聲:“爸……”眼淚不禁奪眶而出。

在醫院治療期間,父親經常讓我陪他在走廊里散步。他一只手拄著拐杖,另一只手緊緊抓住我的胳膊。看著70歲的老父親心力交瘁的樣子,我的心就像針扎一樣難受。可他自己全然不顧,經常聽廣播、看電視,文件一送來,立刻讓我讀給他聽。他以一名老共產黨員的覺悟,時刻關注著黨和國家發生的事情。只要有空,父親總叫我去幫助醫護人員做一些服務性的工作。他常說:“一個大小伙子,又是個當兵的,別老在房間里呆著。”我護理完父親后,經常去幫助醫護人員工作,例如從電梯里裝卸氧氣瓶、刷洗廁所和浴盆、擦地板、收拾被褥、幫助護士粘藥口袋、搓棉簽,還有煎中藥、打開水、退送餐具等,這些活我都干過。看到有事要做,父親只要用手中的拐杖一指,我馬上就過去幫忙。后來慢慢習慣了,不用他的拐杖指,我也能主動找活干。父親看到自然十分高興。

1974年11月30日,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日子。那天下午,父親與前來看望他的老同志宋一平興奮地談了2個多小時。他們在1939年相識于莫斯科,那時候,他倆一同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茶幾上的白紙寫滿了鉛筆字,有人名還有地名,我在旁邊聽著也入了神。仿佛一種久違了的充沛精力,又重新回到父親的身上。

晚上下班后,母親來醫院看望父親。父親的情緒仍然很激動,大概還在講著下午的事情,可惜的是,我們卻無法聽懂他的意思。后來他拿起鉛筆,在紙上反復寫著什么,究竟是什么字,我們也看不懂。母親勸他不要著急,慢慢寫。突然“啪”的一聲,鉛筆尖折斷了,我急忙換上另一支鉛筆,重新翻過一張紙,請他把字寫大一些。父親好像聽懂了我的意思,不再著急了。鉛筆下顯出的字讓我們看清楚了一些,原來是“服務”兩個字。

滕代遠只有兩個字的臨終遺書

我一下子明白了,這正是父親對我們的一貫要求和希望啊!我用雙手捧起這張紙,雖然很輕,但上面的“服務”二字卻重如千鈞,父親是在囑咐我們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凝視著這兩個字,向父親認真地點點頭,輕聲對他說:“我們會這樣做的,您放心吧!”父親也點點頭,嘴里含糊不清地說著什么,抬起頭用眼睛看著我。老人家的眼眶濕潤了,我的眼睛也被淚水擋住了。

第二天早晨9時15分,父親的心臟停止了跳動,終年70歲。

無限的追思,像一匹脫韁的野馬,在記憶的草原上縱橫馳騁。我常常懷著一種激動而崇敬的心情,緬懷父親生前對我們的教誨,回憶他的往事,感覺父親沒有離開我們,他仍在辦公桌前翻閱文件,正在會客室里和人談話,還在飯桌上同我們共進早餐,依然可以聽到他濃重的湖南鄉音和朗朗的笑聲,還可以看到他為了加重語氣打著手勢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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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黨史博覽》2014年第10期

作者:滕久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