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蘭多主動致電我副外長，就中美關系交換了諸多意見。

而在這次通話之后，唐納德政府一輪針對我們的新政策，卻反而送給了我們一份出乎意料的禮物。

與此幾乎同時，萬斯在美國海軍學院的演講，更是在公眾面前承認了美國的失敗。

為什么說特朗普的一系列新行動是送給中國的意外之禮，而萬斯又為何會認為美國已經敗了？

這特朗普送給我們的意外之禮，當屬其最近對哈弗學校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在對外國留學生這一層面的策略。

5月26日特朗普再次以削減哈弗財政預算為由，威脅哈弗大學交出留學生名單。

此番舉動被認為是特朗普回應國內保守黨政治承諾的舉措，也是其回應“將工作和學習的機會還給美國人”的重要表現。

盡管特朗普的這一舉動在美國國內有不少支持的聲音，保守派勢力認為特朗普此舉不僅讓哈弗大學能把更多學位交還給美國國民，更是提升了國家的安全度。

但是若仔細思考特朗普的所作所為，就會發現他針對哈弗大學的一系列行動，實際上真正獲利最大的卻是遠在大洋對岸的我們。

對哈佛大學而言，國際留學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留學生占全校學生人口總數超三成。

作為知名的國際學府，哈弗大學一直是美國多民族國家的一塊亮眼名片，也曾很長一段時間被美國視作開放和包容的象征。

除此之外，哈佛也曾很長一段時間內是美國的人才吸鐵石，優秀的求學環境讓無數外國人才紛紛到來美國求學。

可以說哈佛的每一個外國留學生，都有可能在未來為美國所用，哈佛每年從世界各地網羅了大量可造之才輸送給美國社會。

而特朗普此番對哈佛大學留學生動刀，并揚言要把留學生驅逐出美國境內，無疑是自己撕毀了哈佛大學這張開放的名片。

不僅如此，被驅逐的留學生將面臨身份認同的問題，對其而言回國便成為了他們的選擇。

這就是特朗普送給我們的兩個意外之禮，既破壞了自己人才吸鐵石，又將海量的人才放出，供我們吸收。

除了留學生外，特朗普對國內科學家近乎嚴苛的“政治審查”，更是為我們帶來了許多意料之外的人才。

哈弗哦大學前化學系教授查爾斯·利博，正是因為被指控和中國高校有研究合作的“前科”，便被剝奪了大量的研究科研資源資格，甚至被官方帶走調查。

為此憤憤不平的查爾斯教授當即選擇出走中國，成為了清華大學的在職教授。

隨著特朗普“去中國化”和越發保守的政治政策逐漸涉及國內的方方面面，像這樣送給我們的意外之禮還會越來越多。

同樣是在今年5月，美國副總統萬斯在美國海軍畢業典禮上發表的演講，也足以見美國對外政策未來的步調所在。

在談及前任歷屆美國政府的軍事策略時，他認為大量且無意義的對外軍事行動嚴重損害了美國的軍事投送能力。

不僅如此，他還強調在未來美軍投送力量的目的必須清晰明確，那便是以維護美國利益為己任。

最為重要的是，萬斯在演講中承認，“美國絕對主導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這番話的意思很簡單，也即萬斯承認了美國的全球戰略已經失敗。

萬斯口中美國絕對主導的時代并不遙遠，1991年冷戰結束，兩極世界突然變為美國一極，那時的美國是當之無愧的超級國家。

當時的美國不僅依靠美元占據了全球超九成的市場份額，更是有著其它國家無人能出其右的軍事能力。

而隨著時間推移，美國GDP總量占全球份額被其它國家不斷分化，而科技領域也不再似當年那般領先，曾經主導全球的美國也逐漸日薄西山。

如果說特朗普的種種言論只是透露了其領導之下的政府將在戰略層面有所轉向，那么萬斯的話則揭露了當下美國所處的戰略狀態。

對美國而言，海灣投送力量一直是其眼中維護國土安全和保證國際秩序的重要手段。

仰仗曾經領先的武器裝備和經濟實力，美國在海外多個國家廣設駐軍和軍事基地。

尤其是對我們而言，其第一島鏈的封鎖更是被美國國內視為制約我們乃至俄羅斯海軍力量的重要封鎖線。

而隨著我們裝備的不斷升級，第一島鏈已經近乎被完全瓦解，面對國力逐漸增強的我們，美國陷入了極度的戰略焦慮之中。

當下全球局勢變化之迅速，遠超美國所想象，萬斯所言的美國主導時代已經結束并非謙稱，而是已經發生的現實。

萬斯所言的美軍不再以維護國際秩序為己任，而是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優先目標，其實也恰好印證了美國的戰略焦慮。

在國防實力增長緩慢的當下，倘若美國繼續維持海外力量投射，不僅將浪費大量資金，其威懾力度也遠不如往日。

因此對于美國而言，進行全球戰略收縮，節約戰略開支，反而更能維護美國的國土安全。

那么美國集中力量后將要對付的又是何許人也，其實在萬斯的發言中也點明了對象。

在萬斯的演講中同樣也提到了，美國過去忽視了和大國之間的競爭，隨后又點名了“中俄給美國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因而對當下的美國而言，收縮海外力量，集中力量面對未來中俄所能帶來的威脅，變成了他們緩解焦慮的唯一解。

隨著對全球局勢干預能力和自身國力的不斷衰弱，整個世界正在進入“后美國”時代。

但是對我們而言，“后美國”時代并不意味著美國將不再是一個令人忌憚的競爭對手，相反，“后美國”時代的美國將會更為讓人頭疼。

縱觀特朗普上臺后的諸多政策，我們不難發現，整個美國都將趨于保守，并且在處處針對我們中國。

而萬斯的發言更是挑明了美國未來的對外政策，也即不再將維持國際秩序為重心，轉而是大力維護美國國家利益。

其發言中更是聲稱中俄對美國帶來了嚴峻的挑戰，也無疑是將美國的矛盾進一步轉移給外國。

不難看出，在后美國時代，美國的對外政策全面緊縮，尤其是在貿易策略上。

對以前的美國而言，對外貿易是為了增加財富，哪怕總體上是貿易逆差，但是進口貨物帶來了GDP增長和就業增長，那便是可以接受的。

而對后美國時代的美國而言，貿易從獲取財富的手段變成了一種武器，成為了美國遏制新生國家力量增長的一種手段。

這也是為什么美國會不惜損害自己國內利益和盟友利益都要對我們發起關稅戰的原因所在了，因為比起賺錢，他們更想要的是我們的折服。

除了在經濟貿易上的轉變之外，后美國時代美國對海外局勢的干預也變得越發險惡起來。

相較于以前直接下場干預海外局勢，后美國時代的美國更傾向于在背后做局。

在俄烏矛盾激化之后，作為幕后推手之一的美國卻不露聲色，除了給烏克蘭提供虛無縹緲的支援以及譴責制裁俄羅斯外，從未親自下場。

美國不親自下場支援烏克蘭，看似是一種對全球態勢掌控的無力，實則用心險惡。

原因和結果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美國以俄烏戰爭為理由，正在試圖將世界經濟進行陣營分化。

對美國及其歐洲盟友來說，俄烏戰爭給了他們極佳的借口，讓他們得以在科技和工業成品上對中俄大加制裁。

不僅如此，他們還試圖拉攏任何其它國家，一同加入這場看似沒有盡頭的經濟對抗之中。

這也是后美國時代的一個側寫，盡管美國對海外局勢的干預將會比以前更少，但是其手段也會更為險惡。

而對我們而言，所要做得事情其實并不會發生改變，也即繼續發展國內科技與經濟，做到硬實力上不輸對手。

我們更是要摒棄保護主義和保守主義，積極擁抱世界，以合作的態度告訴其它國家，究竟什么樣的伙伴才是真正值得合作與信任的。

盡管從短期上來看，不論是特朗普就關稅問題和我們達成的暫時妥協，還是萬斯在海軍學院的演講，我們似乎都勝過了美國一頭。

但是放眼未來，我們和美國之間的摩擦勢必不會止步于此，我們必須做好長期準備，不能僅僅滿足于眼前的階段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