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5月27日，白宮新聞秘書萊維特在一檔電視節目中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更傾向于把納稅人的錢用在職業學校、州立學校上。她說，美國更需要的是電工、水管工，這些符合美國經濟建設需要的學生，“而不是哈佛大學的LGBTQ專業研究生”。

從經濟學角度看，美國白宮強調職業教育而非高等教育的現象，本質上是勞動力市場供需失衡、經濟結構調整與政策導向共同作用的結果。

如果從制造業的角度看，需要的是大量的產業工人配合精英實現治國；如果從AI發展的角度看，AI指揮、設計、策劃的成熟度或許會早于大規模的生產力替代，因此依然需要的是產業工人；如果從當下美國政策需求來看，面臨的成熟技工荒，這導致即使蘋果回歸生產，其也很難一下湊齊產業工人，而美國的制度，能吸引全球70%的頂尖人才，所以，美國面臨的是底層用工問題，而不是高層用工問題。

接下去，我們細致的說說：

一、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

美國近年來面臨嚴重的技能短缺問題，尤其是建筑、制造業等領域。根據 2023 年數據，美國建筑行業缺少 65 萬名工人，制造業存在 80 萬人的用人缺口。

盡管這些行業薪資顯著上漲（如技術純熟的建筑工人年薪達 12.5 萬美元，西方藍領比白領貴很常見），但勞動力供給仍無法滿足需求，這導致美國的市政施工類訂單，動不動就延期1-2年，甚至夸張的3-4年，這大大拖慢了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

與此同時，部分高等教育畢業生，尤其文科專業，正面臨就業困難或薪資偏低的問題。在2022 年時，美國高校頒發的學士學位中，工商管理碩士等學位與未來十年勞動力市場需求就已經不完全匹配，而醫療衛生等領域的學位雖需求旺盛，但專業供給卻嚴重不足。

從社會經濟學的角度看，教育與職業的關聯強度直接影響勞動力市場回報！研究表明，在職業教育系統強大的國家（如德國），職業匹配的收入溢價顯著更高，而美國由于通識教育系統占主導，教育與職業匹配對收入的影響相對較弱。

在德國，高中職業教育畢業生若從事匹配職業，收入優勢明顯，且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未來技能升級路線也非常明確；而美國社會科學等專業與勞動力市場關聯較弱，畢業生可能面臨更大的錯配風險。白宮強調電工、水管工等職業教育，正是因為這些領域的技能需求與勞動力市場關聯緊密，能夠直接轉化為生產力，從而拉動GDP。

二、經濟結構調整與政策導向：從 “去工業化” 到 “再工業化”

拜登政府在大感冒期間的 1.2 萬億美元基礎設施法案推動了道路、橋梁、電網等領域的大規模建設，直接拉動了對建筑工人、電工等技術人才的需求。特朗普上臺后，美國近年來推動制造業回流，又進一步加劇了對高技能技術工人的需求。

然而，這些行業的勞動力老齡化問題突出，年輕一代因對 “重體力活” 的刻板印象而不愿進入該領域，導致供需矛盾加劇。

其實這種情況，美國政府早有預計，很早就通過立法長期支持職業教育，例如《卡爾?帕金斯職業和技術教育法案》強調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對接，并通過聯邦資金引導各州優化職業教育資源配置。

特朗普的白宮計劃將納稅人資金轉向職業學校和州立學校，而不是哈佛等大學，其實質是想快速填補技能缺口，提升經濟競爭力，并對教育資源分配的反思，將教育專業與經濟建設需拉平，提高教育投資回報率。

此外，應對中國也是主要目的，中國已建成世界規模最大的職業教育體系，2023 年職業院校在校生近 3500 萬人，每年培養超 1000 萬名畢業生（真實教育水準，我查不到數據）。政府通過優化專業結構（如增加理工農醫比例）、推動產教融合等措施，提升職業教育與產業需求的匹配度，2024 年，全國高職專業布局調整新增 6068 個專業點，重點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

三、高等教育成本與回報的經濟學權衡：該省就要省

美國高等教育學費昂貴，尤其是私立名校。哈佛大學本科畢業生首份工作年薪中位數超過 9 萬美元，但這一數據掩蓋了不同專業的差異，比如在社會科學等文科專業畢業生可能面臨更高的失業風險或就業不足，而職業教育的培訓周期短、進入勞動力市場快，投資回報更直接。

此外，“學位通貨膨脹” 現象（即工作崗位對學歷要求虛高）導致部分高等教育畢業生陷入 “過度教育” 困境，實際技能與崗位需求不匹配，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學術都是吃皇糧的）。

特朗普是地產商，打交道的基礎員工，很多是職業教育畢業生（如電工、水管工），他們的薪資水平近年來顯著提升，甚至超過部分高等教育畢業生。例如，美國建筑工人平均時薪達 36 美元，超過私營企業平均水平。這種收入差距的擴大，促使政策層面向職業教育傾斜，以緩解收入不平等并提升整體經濟效率。

所以，美國強調職業教育的現象，本質上是勞動力市場供需失衡、經濟結構調整與政策干預的結果。其核心邏輯在于通過教育資源的重新配置，填補技能缺口并提升經濟效率。

而對于中國而言，盡管經濟發展階段與美國不同，但同樣面臨產業升級與勞動力結構調整的挑戰。未來中國可能會進一步優化職業教育體系，加強與產業需求的對接，但不會完全放棄高等教育的戰略價值。關鍵在于通過政策引導和市場機制，實現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的協同發展，以應對經濟轉型中的多元人才需求，同時，減少過度教育和學歷通脹，尊重人才的實際技能培養，建立健全勞動法對員工的保護，從社會面扭轉35歲現象，則顯得更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