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知青，僅憑一首歌就被判處死刑，真是豈有此理！”

這句話是許世友將軍說的。

許世友

正是許世友的這句話，才使得他活到今天。

他就是任毅，一位普普通通的年輕人。

任毅

1968年12月，當年22歲的任毅等五中下鄉知青插隊落戶到當時的江浦縣。

1969年5月，任毅和校友來到插隊在江浦縣湯泉公社的同學處。在那里，任毅聽到了在新疆插隊的南京知青高世隆所作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鄉》這首歌，頓時充滿了思鄉之情。在大家鼓勵下，任毅涌動起創作一首知青歌曲的激情。

沒想到噩夢降臨到他這個年僅22歲的年輕人的頭上。

在1969年5月下旬的一個晚上，知青們又擠在任毅的小草房里，搜腸刮肚地把會唱的歌輪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覺得心里空虛，這時，任毅的一個朋友唐又龍忽然站起來對任毅說：“工人有工人的歌，農民有農民的歌，任毅，你就寫一首我們知青的歌吧。”

他的話對任毅觸動極大。當晚任毅抱著吉它譜寫了《我的家鄉》，整整寫了一夜。在第二天天色發亮的時候，這首歌終于完成了。他在歌譜上寫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緩慢、思念家鄉的。”然后，又注明———南京市五中集體詞曲。

《我的家鄉》一歌作出后當即被人拿去傳抄，以驚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間流傳開來。

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輪船上聽到有人唱這首歌，于是他走過去，故意問：“你們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樣子像是知青，怎么連這首歌都不知道，這叫《知青之歌》！”

當初他寫這首歌時并不敢稱《知青之歌》，因為這里既沒有豪情壯志，也沒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達了知青的一種思鄉情緒，表達了知青作為一種非工、非農、非軍、非學的特殊階層強烈的失落感。

這種情緒在當時是絕對不允許公開表現的，只允許歌頌上山下鄉，甚至只允許表達歡樂。任毅這首歌之所以受歡迎，正是因為它以一種憂郁的調子表達了人的真實情緒和處境。

幾天后，《知青之歌》引起江青、姚文元的重視，作出了“要抓緊意識形態的階級斗爭，要查清作者情況，要對黑歌進行批判”的批示。

1970年5月24日，經過“群眾討論”，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作出《關于現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結案處理報告》。其中認定任毅長期收聽敵臺，散布反革命言論，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編寫反動黑歌《可愛的家鄉》，流傳甚廣，危害極大，嚴重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罪大惡極。軍管會的結論是：“經研究，判處任毅死刑，立即執行。請批示。”

1970年6月6日，南京市革委會在《處理案件呈批表》上簽字“同意”。

幸運的是，就在最后一關的江蘇省革委會審批時，省革委會負責人許世友將軍審閱案卷時拍案而起：“一名知青，僅憑一首歌就被判處死刑，豈有此理！”

老將軍頂著“四人幫”的壓力，硬是把任毅從鬼門關拉了回來。當時與其一起接受判決的另外24人因犯反革命罪，均被執行死刑，唯獨他一人死里逃生，被判刑10年。

服刑近9年后終由法院平反，1979年1月4日，建鄴區法院宣判任毅“無罪釋放”。至此，他服刑還差45天就滿9年了。

任毅退休后繼續供職于成都藝術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