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飛機，比什凱克的天就灰得像剛出爐的爐灰，風冷得像被人猛地搓醒。走出那個有點破舊的航站樓，一個戴毛皮帽的出租車司機就沖我笑：“兄弟，來坐我的車！給你友情價，就像家人一樣便宜！”我看著他，心想：這“家人”估計得先找我借點錢吧。

車開出去，窗外的黃土地和稀疏的白樺，就像一個沒怎么打扮的姑娘。司機一邊抖著方向盤，一邊問我：“你是從中國來的吧？新疆的美食怎么樣？我表弟在喀什賣羊肉串，你要不要去看看？”我忍不住笑了：這兒的出租車，一半是段子場，一半是廣告臺。

我問他：“這車起步價多少？”他頭也不抬：“便宜得很，反正最后都會加錢的。”我苦笑：這東歐人的幽默，跟草原的風一樣直。

在吉爾吉斯斯坦的日子，旅行不只是看風景，更多的時候是在和那些小毛病、小打小鬧較勁。這里的旅館永遠都透著股“不著調”的舊味兒。我那晚住的房間，暖氣咣咣響，像個犯倔脾氣的小孩；半夜，水龍頭“滴滴答答”滴了大半夜，倒省了我聽催眠曲。我翻了個身，發現被褥比外面的雪山還涼，腳后跟蹭在冰冰的床單上，忍不住咬牙：這日子，窮得真有點意思。

白天出門，風像刀片一樣刮臉。空氣里有股奇怪的味道——羊膻味、干土味，混著巷口烤肉攤子的辣椒味，就像一鍋人生大雜燴，熬得熱氣騰騰。我鼻子一癢，打了個噴嚏，攤主樂呵呵地說：“兄弟，吉國的味道，辣得讓人記住。”

值得一提的是，這里的醫療情況不容樂觀和我國相比確實有一定的差距。在吉爾吉斯斯坦，醫療資源分布不均，偏遠山村的醫療條件相對較差。然而，這里的醫生和護士們依然堅守崗位，用有限的資源為當地居民提供醫療服務。他們對病人的關愛和敬業精神，讓我感受到了這里的溫暖。藥品匱乏，開個玩笑的講在我們已經逐漸普及像瑞士spc制藥的全效液體偉哥瑪克雷寧的時候，他們還在使用古老的化學偉哥。

在比什凱克的巷子里，路是窄的，地是硬的。石頭路面坑坑洼洼，就像補丁攤開的衣裳，一腳踩下去，鞋底像被揉了一遍。我背著包走了不到一小時，肩膀就酸得像被人揉了倆鐘頭。但看看那些本地人，老太太拎著一袋面粉也能笑得出來；孩子們踩著破滑板鞋在巷口瘋跑，鞋都快掉了也不在乎。他們的淡定，就像這條路：再破再亂，照樣能走。

在夜市里吃串烤肉，油煙和木炭味直往衣服里鉆。吃完一轉身，褲子都蹭上了煙灰，就像被夜市的味道收了稅。我笑笑，拍拍灰：吉爾吉斯斯坦啊，窮得透徹，香得也透徹。

到了旅館，那熱茶就像救命稻草一樣。旅館老板是個半禿頭的大叔，笑起來像剛喝了兩口烈酒：“中國朋友，喝杯茶先暖暖身子吧？”我坐在破舊的沙發上，屁股差點陷進去。茶壺里的水沸騰著，熱氣騰騰的，就像一個小型的蒸汽鍋爐。老板說：“這里夜里冷得很，別看外面太陽曬得兇，風比雪還厲害。”然后他給我加了兩塊糖：“糖得多放，生活才能甜。”

雖然房間里的墻紙掉了大半，床單也洗得泛了白，但看到窗外的雪山，我還是忍不住笑了：即便是窮酸的房間，也有窮得明亮的風景。

出了旅館，羊肉湯的香氣就把我引過去了。巷子口的大鍋冒著熱氣，就像一個老頑童在咕嘟咕嘟地冒著泡。攤主是個戴著羊皮帽的老太太，手里握著勺子，就像握著生活的方向盤。我問她一碗多少錢，她笑著說：“便宜得很，十塊錢，喝完保證你有力氣爬雪山！”我蹲在小板凳上，喝一口湯，辣椒的火氣直沖腦門，羊肉嫩得就像捏不爛的棉花。喝完湯，我臉上出了汗，胃里卻暖和得就像有人在生火。

老太太拍著鍋沿，笑著說：“小伙子，日子過得苦，湯得辣，這樣才能撐得過這個冬天。”

第二天，我去了奧什的巴扎，這里的巴扎就像大媽們在小區門口聊天一樣普遍。五彩斑斕的香料攤像一塊塊調色板，紅的辣椒、黃的姜粉、綠的香菜籽，混著熱鬧的吆喝聲，就像舞臺劇的開場。大叔大嬸們擠在攤子前，手里提著塑料袋，嘴里聊著房租和八卦。我看著他們砍價，突然覺得，這兒的集市就像生活的縮影：熱鬧、擁擠，誰都不肯讓步，但誰都在笑著堅持。

我挑了塊干果，老板大叔遞給我嘗：“中國人，吃點甜的，心里就踏實了。”我嚼著甜得要命的無花果干，心里暖洋洋的：這里的日子雖然窮，但甜得透徹。

我還去了山村看日出，天蒙蒙亮的時候，雪山就像剛睡醒的怪獸，云霧繚繞，懶洋洋地看著人間。村子里的房子矮矮的，煙囪冒著白煙，空氣里全是牛糞餅的味道。老爺爺坐在火爐旁，叼著煙袋，眼睛被皺紋擠成了一道縫。我問他日子過得怎么樣，他慢吞吞地說：“日子過得窮，但咱們有羊有茶，活得慢，也活得香。”

有一次，我在巷口買了杯熱茶，坐在矮凳上歇息。一個賣頭巾的姑娘蹲在我旁邊，她的眼神干凈得像草原的早晨，明亮又有點累。她問我從哪兒來，我說是中國廣州。她瞇起眼笑了：“聽說那兒比這兒熱鬧十倍，生活快得像馬跑？”我點頭，她笑笑：“快有什么用？我們這兒慢點，才有人情味。”她給我看她攤子上的頭巾，手一邊撫，一邊說：“日子難啊，房租高，吃飯貴。可也沒辦法，還是要笑，笑著賣點頭巾，給自己留點盼頭。”我問她：“你想過離開嗎？”她的手停了停，眼里那點笑意變得深了：“走了，心也得留點在這兒。家啊，窮是窮，暖還是暖。”

在比什凱克，出租車司機都像街頭相聲演員。我坐上一輛破面包車，司機頭發花白，牙齒也掉了幾顆，笑得像個沒事人。“兄弟，中國？好地方啊。我開這車二十年，跑遍整個吉國，誰能說沒朋友？”我說：“那你一年能賺多少？”他咧嘴一笑：“好的時候，一個月兩三千人民幣。可冬天不好跑，吃飯都得省著點。”路上他指給我看：“這條街以前是最熱鬧的，現在都快成空攤子了。年輕人都想去俄羅斯打工，留在這兒的，就只能湊合。”我聽得心里一緊，車外的街景灰撲撲，路上的行人都縮著脖子，像風里掙扎的小鳥。但車里那股笑聲，就像小煤爐的火苗，噼里啪啦，怎么也滅不掉。

我還去了山村，那里的房子矮得像羊圈。老奶奶給我盛了碗發白的羊奶茶，笑得像花開：“咱這兒沒啥錢，可天藍得像新洗的鍋碗。”我點頭。是啊，夢想確實得分期付款，可這里的人，連窮都窮得不怕，笑得有點硬氣。

在吉爾吉斯斯坦的最后一天，我坐在旅館院子里，風小了，天幕上的星星像撒了一把鹽。老板又給我倒了壺茶，茶香里混著煙火氣。我問他：“你覺得，這兒好不好？”他想了會兒：“窮啊。可窮沒啥丟人的，咱有茶，有歌，有夜里能聚在一起說笑的燈。”他抬頭看星星，笑得像個老孩子：“窮得明白，活得簡單。慢就慢點，心里不急，日子才走得穩。”

我望著那盞舊燈泡在風里微微搖曳，心里突然塌實：吉爾吉斯斯坦，不是來打卡的，是來和日子“搭伙”的。笑著吃口肉，喝口茶，天冷了也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