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從事秦漢史研究的日本學者，近有鶴間和幸、藤田勝久、柿沼陽平、高村武幸、大庭修、紙屋正和、尾形勇、水間大輔等，遠有牧野巽、栗原朋信、加藤繁、津田左右吉等。日本學者憑借著扎實的史學功底，做出的成果在中國學術界也常被引用。在一批熠熠星光之中，有一顆尚在蒙塵的滄海遺珠并未為人所識，他就是鐮田重雄。

鐮田重雄的成果在日本秦漢史領域具奠基性作用，其《秦漢政治制度研究》一書系日本秦漢政治制度研究的首選之作。山根幸夫稱贊該書“關于地方行政，鐮田重雄是首先應舉的專著”。他在漢代王國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成為了日本漢初制度史研究領域的學術共識。楯身智志、渡邊將智指出：“鐮田的研究系統地論證了西漢從官制和封地兩方面逐步削弱諸侯王國的勢力，該政策以吳楚七國之亂為契機得到進一步強化，武帝時期實現了諸侯王國實質上的郡縣化，完成了中央集權。鐮田的觀點被視為此后漢初政治制度研究史的通說。”紙屋正和在論述漢代郡縣制及王國官制調整時，除了利用新出的出土簡牘之外，對傳世文獻記載的論述基礎之一就是鐮田重雄的成果。此外，進入21世紀之后，鐮田重雄的成果依然能成為學術爭鳴的一個論點，宮宅潔指鐮田重雄對郡國體制的系列研究“頗有影響”，但同時也認為日本學界對鐮田的研究開始了反思。杉村伸二、阿部幸信等人認為郡國制并非如鐮田重雄所指系權宜之計，而是刻意為之的選擇。

鐮田重雄在秦漢史學界地位舉足輕重，但中日兩國知之者均甚少。在日本雅虎中用日語漢字打“鎌田重雄”四字，得出的結果絕大部分是名字日語發音相同的另一位中國佛教史學者鐮田茂雄。筆者不愿明珠蒙塵，愿以此文為學界舉薦。

社會激蕩下的傳統實證史學研究者

1909年（明治42年），鐮田重雄（Kamada Shigeo）出生于日本秋田市，少時舉家搬往東京，在東京完成了小學到大學的課程。1935年（昭和十年），畢業于東京文理科大學。明治末年至昭和初年，是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思想在日本傳播并逐漸為日本社會所接受的時代，標榜社會主義或奉社會主義為意識形態的社會運動遍地開花，日本的歷史學家們嘗試用馬克思唯物主義史觀來解釋日本歷史，如1932年5月-1933年8月，巖波書店出版了七卷本《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講座》，這套書由野呂榮太郎、大冢金之助、平野義太郎、山田盛太郎、羽仁五郎等一批早期日本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撰寫，運用唯物史觀、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論闡釋日本資本主義的歷史和現狀。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挑戰了當時日本的“國體史觀”，渡部義通陸續出版《日本母系時代研究》《日本原始社會史》《日本古代社會》等著作，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五段發展理論來論述日本古代社會的演變。

馬克思主義為明治維新史、資本主義發展史研究帶來的新沖擊，提示了日本近代社會、國家的歷史觀，而且逐漸波及了傳統的實證主義史學研究范疇，給實證主義史學界投下了一顆石子，泛起了多圈漣漪。1930年，50多位學者聯名發起，成立“社會經濟史學會”。這批發起人網羅了經濟史、法制史、政治史等領域的泰斗，當中便包括著名的中國經濟史學者加藤繁。當然，彼時的實證主義史學界因為各種原因，并未全面采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論。

在這一時代背景之下，鐮田重雄中學畢業后考入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地歷科，在這里他結識了恩師——桑原騭藏的弟子、東京文理科大學教授有高巖。后來，鐮田重雄考上東京文理科大學東洋史學科深造，拜有高為師，并以優異成績畢業。畢業送別會上，他對有高巖說：“今天開始就是我真正的研究生活了，請您看我表現吧。”畢業后的鐮田重雄第一份教職，是位于茨城縣水戶市的茨城縣師范學校。此時的鐮田重雄，本來是想研究先秦時代的，有高巖還對他說：“你去到外邊，哪怕是一年一篇也好，寫好的論文寄給我看看。”可是當他來到水戶之后才發現，當地的先秦史料十分匱乏，只能一遍一遍地精讀手邊的《史記》《漢書》《后漢書》等漢代文獻，于是他的研究方向最終確立為漢代史。

有高巖對學生致力于研究漢代史倒是十分欣賞，在他看來漢代是中華帝國國家體制的奠基時代：“凡治中國史學者，如主題為上古史，其結果必成于漢；治六朝之后某方面者，亦必回溯漢代求其淵源。闡釋漢代制度，可謂為眾多史學者提供了一大關鍵。”鐮田重雄在讀到濱口重國的研究成果之后，也發現了漢代史研究的重要性。濱口重國一開始的研究領域是唐史，后來轉到了漢代史，最后定在了魏晉南北朝史。鐮田重雄對此評論道：“想搞清楚唐代的制度，一定要先回溯到漢代，然后沿著魏晉南北朝、隋的發展史一步步探究，才能真正理解唐代制度。”

鐮田重雄沒有辜負老師的期望，從1937年開始，真的以一年一篇的速度發表文章或出版專著，直至去世，一共發表了175篇論文，出版（含合著、編著）了24部著作。1949年（昭和24年），鐮田重雄在防衛大學教授麓保孝和東京大學教授榎一雄的推薦下，選取了自己在1937-1947年期間發表的12篇文章集結為《漢代史研究》出版，還獲其師有高巖寫序。

這幾篇文章都是傳統的實證主義史學論文，通過翻查文獻史料和古注，盡可能地考據出相關的結論。這點在當時的日本顯得難能可貴。眾所周知，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日軍全面侵華，當時很多學者都被征召參軍，鐮田重雄幸運得免。在學術界方面，1937年文部省思想局編纂了《國體本義》，廣泛分發到教育第一線，其第一章就列舉了“大日本國體”的四項內容——建國、圣德、臣德、和與誠，第二章設定為“國史中國體的體現”，其核心是具有神圣性的天皇萬世一系的統治、天皇的絕對性君德、臣民“承詔必謹”，把日本歷史描述為這種國體精神體現的軌跡。在時代壓力下，鐮田盡管也出版過《人人都看得懂的國體本義》（誰にもわかる國體の本義，1939年）這種鼓吹皇國史觀的書，可是遍考其研究論文，全部是傳統實證史學文章。由于時代久遠，這些鼓吹皇國史觀的著作、文章無從得見，筆者未知鐮田重雄對于皇國史觀的真實看法，既有可能他贊同皇國史觀，但因為嚴肅學術論文多聚焦于小而具體的問題，適合實證主義方法論，沒有多少皇國史觀做宏觀粉飾的空間；也有可能是他在當時教育部門的壓力下不得已而為之，其實內心抗拒。

終戰之后，日本史學界曾一度復興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但自1955年開始，在中國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三大改造的同時，日本史學界又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反思，開始關注思想史，反對單線程的社會發展論。1960年代的日本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史學研究開始引入經濟學等其他學科的方法，出現了計量史學、反思史學及通俗史學等。當中，通俗史學的代表是中央公論社出版的26卷本《日本歷史》（1965-1967年），通過趣味性地講述歷史，尤其是與民眾生活相關的史事，而非理論生硬地灌輸，使該套通史短期內發行高達30-40萬部。

1962年，鐮田重雄的《秦漢政治制度研究》一書出版。這部著作是鐮田秦漢制度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收入了《漢代史研究》除《西漢爵制》之外的所有文章，另外還收入了分別發表于1955、1957年的《秦郡考》和《秦郡官制考》兩篇秦郡縣制研究文章及1947年之后發表的漢代制度史相關文章。然觀其論述，依然是傳統的實證主義，似乎并未受到當時的史學潮流影響。以《秦郡考》為例，文中以《史記》只記載了秦始皇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但未具體言明具體郡名入手展開論述，翻查了《漢書?地理志》《史記集解》《續漢書?郡國志》《晉書?地理志》等文獻，梳理了胡三省、杜佑、馬端臨、王鳴盛、錢大昕、姚鼐、全祖望、梁玉繩、王先謙、顧頡剛、王國維、錢穆、勞榦、黃彰健等歷代學者的論述，統計出了《秦三十六郡名諸說比較表》。文章考據扎實，引用史料豐富，顯示出深厚的史學功底。

1969年，鐮田重雄罹患直腸癌，治療無效去世。其發表于《秦漢政治制度研究》之后的論文如下：

《方士考》，《巖井博士古稀記念典籍論集》，1963年

Han Emperors’ Policy of Oppressing Kingdoms,Memoirs of the Toyo Bunko, No.21, 1963年

《秦漢の官僚制》，《歴史教育》第13卷第6號，1965年

《尚方考》，《石田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論叢》，1965年

《中國古代の同盟》，《學叢》第8號，1965年

《“海外奇談”について》，《日本大學史學會研究彙報》第九輯，1965年

《尚左尚右の問題》，《山崎先生退官記念東洋史學論集》，1967年

《漢代の尚書官——領尚書事と録尚書事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第26卷第4號，1968年

《後漢の西園軍》，《立正史學》第32號，1968年

當中，Han Emperors’ Policy of Oppressing Kingdoms其實就是《漢朝の王國抑損策》（《漢朝廷對地方王國的打壓政策》，初發表于1955年的《日本大學世田谷教養學部紀要》第四輯，1955年；后收入《秦漢政治制度研究》）的英文版。其他的論文毫無疑問，依然是傳統的實證主義文章。

綜上，從鐮田重雄的出生到求學，再到畢業之后工作期間，日本歷史學經歷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皇國史觀—馬克思主義史學復興—“現代化論”史觀的浪潮，可是縱觀鐮田重雄在這期間的嚴肅學術文章，全部是傳統的實證主義考據文。當然，鐮田重雄本人未能幸免時代浪潮的沖擊，發表過粉飾侵略、美化皇國史觀的文章、著作，但是他在學術研究方面依然堅持實證主義學風，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更顯珍貴。

給大眾講故事的史家

鐮田重雄畢業后，先后供職于茨城縣師范學校、第二東京市立中學校、國士館專門學校、北亞細亞文化研究所、東京文理科大學、實踐女子專門學校、立正大學、東京教育大學、日本大學等學校。考慮到中學和專門學校（相當于職中）學生的學習能力、接受能力問題，自然不能以普通大學生的標準來要求。身為一名教師，鐮田重雄有必要想辦法以更淺顯易懂的方式來傳授史學知識。

問題在于，中學教育與學術研究不同。學術研究可以堅持自己的方向，但教育必須依照政府教育部門頒布的課程標準。日本全面侵華之后，教育政策開始轉向戰時教育體制；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轉變速度進一步加快。1931年（昭和6年），日本政府頒布《中學校教授要目》（簡稱《昭和六年要目》），規定歷史教育要以日本本土的“國史”為中心，包含中國史在內的東洋史課時被大幅削減至每周1課時，教師只能教授“與我國文化有直接重大關系的史實”，而且教授內容“以人物為主”，這種做法甚至惹得鐮田重雄的恩師有高巖撰文抱怨東洋史“已經淪為國史的附庸或補充學科”。（按：《昭和六年要目》公布了甲乙兩種高中東洋史課程安排。甲種課程安排中，學生在高二學年和高三第一學期學習東洋史，每周只有1課時；乙種課程安排中，學生在高一學年、高二第一學期學習東洋史，每周依然只有1課時。乙類課程安排還特別標明東洋史要以“國史為背景”。）1937年，文部省頒布新版《中學校教授要目》（簡稱《昭和十二年要目》）更是規定東洋史科目的教材只能從五本指定的教科書中選取。不過，在有高巖等學者的努力之下，東洋史的課時量有所提升。事實上，有高巖是這次課程改革的歷史科委員之一，其編寫的《最新中等東洋史》入選了指定教科書目。可是，囿于時代壓力，這些教科書不免帶有軍國主義的皇國史觀色彩，內容上時不時要拿來與日本的“國體”相比較，宣揚一下日本“國體”的優越性，甚至美化日本侵華。換言之，彼時作為教師的鐮田重雄必須戴著鐐銬跳舞。

1934-1939年，鐮田重雄陸續發表了《東洋史教育管見》《滿洲國的歷史教科書》《中等學校的歷史教育》三篇教育類文章，希望日本當局重視東洋史教育，可是提出的理由不得不裹上一層皇國史觀的皮，說重視東洋史教育有利于正確認識時局。之所以說這只是一層“皮”，是因為這一時期鐮田重雄自身的嚴肅學術研究論文中沒有一絲軍國主義皇國史觀色彩。為此，可以猜測，當時的論文、著作按照面向的受眾不同，有兩種風格——教育類的文章、著作必須帶有皇國史觀色彩；而面向學術界內部的文章、著作，至少在漢代之前的研究文章、著作，還是傳統的實證主義。

1960年代，乘著通俗史學的東風，鐮田重雄也出版了一系列通俗史學著作，如《秦始皇》《呂太后》《歷史閑談》等。尤其是前兩本，不單是《史記》《漢書》等相關記載的翻譯，更糅合了當時最新的研究成果。按鐮田自己所說，他在1955年發表了《秦郡考》之后，就想動筆寫《秦始皇》了。《秦始皇》篇幅不長，正文只有208頁，只用了一個暑假就寫成了。

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水平之高已是共識，但日本的中國史通俗史學水平同樣不容小覷。以秦始皇為例，專業的學者如學習院大學教授鶴間和幸就出版過多部與秦始皇有關的通俗著作，還為情報雜志（Mook）社寶島社、洋泉社的相關刊物擔任顧問。甚至連NHK電視臺也多次制作有關秦始皇的紀錄片，邀請了樋口隆康、大庭修、岡田英弘、阿辻哲次、工藤元男、富谷至等一批專業學者擔任顧問和提供資料，當中1994年的專題紀錄片還出版了文字書刊。這一系列書刊都出版于1970年代之后。我們知道，1974年3月底，秦始皇兵馬俑出土，以此為契機，相關的考古工作逐漸開展。自此之后，所有有關秦始皇的讀物——無論是通俗讀物還是學術著作，都繞不開相關的考古成果。1975年12月，第一批秦簡——睡虎地秦簡出土。隨后，放馬灘秦簡、龍崗秦簡、里耶秦簡、岳麓秦簡、益陽秦簡、北大秦簡、北大漢簡等簡牘材料陸續問世，再加上衛星遙感技術的應用，更是把秦代乃至對秦始皇本人的研究推上了一個臺階。

以鶴間和幸的《始皇帝》為例，該書使用大量的簡牘材料補充，甚至更正《史記》等傳世文獻的記載。然而鐮田重雄的《秦始皇》出版于1962年，彼時兵馬俑并沒有出土，更沒有簡牘材料可供參考，遑論衛星遙感技術應用了。因此只能按《史記》的記載，輔以文獻互證、田野調查及已有的考古成果來撰寫。

例如寫秦始皇陵，由于1960年代中日之間還未恢復外交關系，鐮田重雄無法取得秦始皇陵相關的一手材料，只能依靠《史記》及此前來過中國的日本學者的相關田野記錄。在《秦始皇》中，鐮田重雄描寫秦始皇陵只是先翻譯了《史記》的描寫，然后再引用足立喜六的田野調查就結束了。問題在于足立喜六的調查在20世紀初，其描寫也只限于位置、高度、形狀、規模大小，與傳統文獻記載是否相符等表面功夫，最多也就寫了當時目力所及能看到的一些情境：“陵上遍生野草，卻無一株樹木……古瓦古磚的碎片散落一地而已。”而鶴間和幸的《始皇帝》，先引用了《史記》的描寫，歸納出了十個秦始皇陵的特點，然后引用衛星遙感技術的勘探成果逐一驗證，可信度顯然要比鐮田重雄高得多。

《秦始皇》在今天看來，的確謬誤頗多。然而放在1960年代，卻是不可多得的通俗史學著作之一。其行文盡可能用了通俗的語言，有時候為了加深讀者的理解，會采用類比現代情境、引申歐洲史和日本史概念的方式。例如寫秦始皇統一貨幣為圓形方孔錢時，認為這體現了“天圓地方”的三才思想，并引用了日本鐮倉時代北條泰時頒布的《貞永式目》共有51條，51是17的三倍，而圣德太子的《十七條憲法》一共有17條，因此北條泰時之所以定《貞永式目》為51條，乃是取17乘以天地人三才而來；寫到秦始皇筑萬里長城抗擊匈奴，提到了歐洲史上匈人橫掃歐洲導致日耳曼民族大遷移；寫到秦始皇焚書坑儒，儒生們把文獻藏到墻壁里，即日后古文《尚書》時，類比了1940年侵華日軍轟炸長江中游的一戶人家，在墻里炸出了一部《明實錄》抄本。不過，鐮田重雄終究是歷史學家，不是專門的作家，每當寫到相關背景時，都要引用一番學術論文，要是寫到他自己的研究范圍，那就更忍不住論證一番了。例如書中寫完了始皇登基行郡縣制度之后，直接另辟一章把其對秦三十六郡的考據成果和對秦水德說的反駁結論寫了進去。

《呂太后》可以視為《秦始皇》的后傳，本書雖然以劉邦之妻為題，但是有一半的篇幅在寫劉邦的發家史。全書22章，第三章題為《劉邦邂逅呂后》，在這之后呂后再次出場要等到第14章。按照鐮田自身所述，呂后、武則天和慈禧太后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三位太后，從呂后身上可以窺見政治家妻子的一面。同樣地，書中以《史記》《漢書》的記載為主線，融入了鐮田自身的研究成果，文風與《秦始皇》無太大出入。

綜上，鐮田重雄除了是優秀的嚴肅史學研究者之外，還是一位致力于為大眾普及歷史知識和史學成果的大眾史家。

小結

綜上，鐮田重雄是一位生活在歷史潮流激蕩之下的優秀歷史學者。雖然在歷史潮流之中，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協，然觀其學術成果可知其并未喪失初心，論述旁征博引、細致入微，每一個小話題都要搜羅盡近乎所有史料，盡管其論述不免有細致有余而宏觀框架搭建不足之嫌，然瑕不掩瑜，鐮田依然是漢代制度史領域舉足輕重的一位史家。

除了制度史研究的本職研究范圍外，鐮田還向大眾普及當時最新的史學成果、關心工作地本土歷史。或許因為他的第一份工作在茨城縣水戶市，使他對日本史上的名人——“水戶黃門”德川光圀頗感興趣。1936年，鐮田在《茨城新聞》和《茨城教育》上連載了四篇有關德川光圀的文章，考據“光圀”這個名字及光圀的字（子龍）、號（梅里）的由來 ，后來又在這三篇文章的基礎上加以進一步的補充考據，寫成正規的學術論文，發表在《立正大學文學部論叢》上 。

除了工作地本土歷史之外，鐮田重雄還涉足了人類學領域，于1948年出版了小冊子《蘇聯沿海地區的原住民》 。

可惜史學功底如此深厚、研究興趣如此廣泛的優秀學者，其成果并無中文譯介，希望有機會能引進鐮田先生成果，以惠學林。

參考文獻

1、山根幸夫主編，田仁隆、黃正建譯《中國史研究入門（增訂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2、楯身智志、渡邊將智著，劉萃峰譯《日本漢初政治史與政治制度史研究動態》，《中國中古史研究》第6卷，中西書局，2018年

3、紙屋正和著，朱海濱譯《漢代郡縣制的展開》，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

4、宮宅潔著，石洋編譯《21世紀以來日本學界秦漢史研究新進展》，《中國史研究動態》2022年第5期

5、永原慶二著，王新生等譯《20世紀日本歷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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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本文部科學省白皮書《學制百年史?総説》第五節《戦時下の教育》

8、岡崎勝世《日本における世界史教育の歴史II-2》，《埼玉大學紀要（教養學部）》第54卷第2號，2019年；《日本における世界史教育の歴史II-3》，《埼玉大學紀要（教養學部）》第55卷第1號，2019年

9、王向遠《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昆侖出版社，2015年，142、143頁

10、鶴間和幸著，楊振紅、單印飛譯《始皇帝》，中信出版社，2019年

11、狩野直禎《批評?紹介：鎌田重雄著<秦漢政治制度の研究>》，《東洋史研究》第22卷第1號，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