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明國粹，融化新知

文 | 區志堅

學術的發展，有賴于兩個因素，一為教員與學生的學問相傳，二為建立安穩的學術機構，如大學課程及學系的發展。借大學及學系提供的資源，網羅師資、廣收學生，學系成為一個團結師生的凝聚工具；又或一些師生組成學術組織，如學會等，使在大學行政機構及課程以外，另有一個師生相聚、相討學問的地方。又因為師生共同參與學會活動，或出版學術刊物，不獨增加師生學問上的交往，更使學生多了解教員的研究成果，學會也成為團結師生的另一個重要力量。

此外，學術的發展，也有賴于學術領袖的出現，學術領袖領導學術組織的發展，培訓學生進行學術研究，提供學術研究方法及觀點的“典范”，成為學生進行研究的效法對象。師生遵循著學會成立的宗旨，若學會沒有成立宗旨，則從師生間團結一起，以同一機構的名義出版的學術期刊上刊載的發刊詞，或弁言，或序中，可見這些學術工作者的治學精神，這些序言或弁言，又成為團結師生的工具及師生進行研究的指導方向。故學術發展，有賴于學術機構，也有賴于學者的研究成果、出版的學術刊物及學術刊物上的發刊詞，或弁言，或序。學術研究蔚然成風有賴于師生間學問的傳承關系，而在師生所處的時代背景下，不同教員所傳授的知識，又成為學生吸收知識的重要途徑，學生往往因吸收不同知識及各自不同的研究興趣，又開拓了師說。總之，學術研究的發展，一方面有賴于學者思想的傳承因素，另一方面有賴于學術機構的發展。

本書以1919年執教及就讀于南高史學部的師生為探討對象。

其一，南高不僅是在近代中國大學教育史上較早出現的師范教育機構，也是一個“寓師范教育于專業之中”的機構，“南高諸師所擘畫，頗異部章，而專科增設之多，尤為各高師所未見”。南高成為一個結合師范教育專業發展及學術研究的機構。

借研究南高史學部的發展，可見中國師范教育傳統與南高治史風尚形成的關系。南高師生的治史風尚，主要是結合了道德教化及求實用的治史目的，這有別于其時北大以專科訓練為主及“為學問而學問”的治學風尚。北大的治史風尚，以考證文獻為主，力求文獻的真實，往往認為史學不再是圣皇的載道工具，從而得以澄清史料的真實面貌。

其二，南高昔日為晚清三(兩)江師范學堂，于1915年改名為南京高等師范學校，1923年改名為國立東南大學，其后又改名為國立第四中山大學、江蘇大學，至1928年正式定名為國立中央大學。

雖校名屢易，但學風在中大成立之前相為傳承，主要朝向“寓師范教育于專業之中”，其中1919年后史學部的發展，尤見近代學術自傳統史、地合一，發展至史、地分途的專科發展特色。蓋文史地部的前身，為國文史地部，自1920年，史地部脫離國文部，獨立提供專科知識，及至1928年后地理學系進一步倡言獨立，把昔日屬于史學系開設的人文地理及經濟地理的科目，改由地理學系開辦，由此可知史學系及地學系漸趨于學術專科的發展方向，又可知南高史學工作者自中國傳統結合治史地學的特色，發展至史、地分途研究的情況。

其三，重評南高史學工作者的地位。當時學術界認為：“北方學派方以文學革命整理國故相標榜，立言務求恢詭，抨擊不厭吹求，而南雍師生乃以繼往開來，融通中西為職志。”

就讀南高的學生王煥鑣也說：“民國八九年間(1919—1920)，朝野時彥，拾近世西洋論文論政偏曲之見，暴蔑孔孟以來諸儒闡明講說之理，謂不足存……當是時，南雍諸先生深臏太息，以為此非孔孟諸子之厄，實中國文化之厄也，創辦《學衡》雜志，昌言抵排。”以上文中所言“南雍諸先生”，就是指在20世紀20年代執教南高史學部的一群教員及就讀其中的學生，他們的治學風尚與代表北方學風的北京大學相抗。然而在北大教員胡適、陳獨秀及日后燕大的顧頡剛推動古史辨運動為新文化運動的代表的背景下，南高史學部師生的言論及治學方法，被認為“保守”，在研究領域上，不獨不注意其學術地位，更貶斥他們的研究成果。

本書借研究南高史學部的“精神領袖”柳詒徵，以及被柳詒徵視為“執教南高，歷有數年，以張、繆、陳、鄭諸子為得力最深，用功最勤”的張其昀、繆鳳林、陳訓慈、鄭鶴聲的治史特色及方法，可見師生們治史方法的傳承與開拓之關系，也從中得知不可以簡單地用“保守派”或“守舊派”這一類形容詞來概括他們的治史特色。

同時，他們雖有其不同于北方學者的治史特色，并曾反對北方學者批評中國傳統文化的言論，柳氏也沒有介紹西方學術成果，但他們也鼓勵學生積極吸收中外史地知識，擴闊國人的視野，《史地學報》的創辦就是一例。南高主修史學部課程的學生也致力援引西學，借西學知識，重新詮釋及保存中國文化，并從世界文化的角度探討中國文化的地位及意義，實踐“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治史特色。故不可片面指斥他們為“保守派”的學者，并在研究領域上加以輕視。

其四，本書主要從傳統學術發展至近代學術的脈絡，研究南高史學的形成及治學特色，從中可見南高史學工作者一方面傳承中國傳統學術、弘揚道德教化及注意學術經世致用的特色。

另一方面，他們也吸收及運用西方史、地、哲知識，進行史學研究，實踐“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特色。故不可因南高史學工作者反對以北大為首的新文化運動，而片面地認為其屬于“保守”的學者，并忽視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應該視他們為民國史學界甚具治史特色的學術工作者。

除以上四點，南高史學甚具學術特色；但若探討南高史學的特色，應先探求南高史學出現的原因及時代背景。

南高史學的出現，固然與南高秉承晚清三江師范學堂的師范教育傳統有關，且受到南高史學“精神領袖”柳詒徵教導的史學方法及研究觀點所影響。同時，因柳氏執教南高，學生了解到江浙先賢顧炎武、顧祖禹及章學誠治歷史地理學、方志學的特色及要義，尤其顧炎武提出的求通觀及學術致用的觀點，及章學誠對方志學的看法，更成為南高史學工作者治方志及史地學的知識來源之一。加上南高鄰近江蘇國學圖書館，館中藏書以收藏江蘇、浙江兩地明清文人的文獻、方志為主，而南高史學工作者又多往館中借閱藏書，日后也因得閱此地藏書，并多推動研究地方文化的工作，故江浙學風、藏書事業的特色亦成為南高史學工作者吸收傳統學術知識的途徑。

至1919年五四事件爆發，國內出現激烈的反傳統文化言論。隨后，在反傳統學風帶動下，出現了以顧頡剛為首的疑古史學，認為昔日被奉為道德圣賢的形象，如舜、禹的圣人事跡，均是后人偽造的，并懷疑經書、史書所載的古史的真實性。學界既出現了批判傳統的言論，由是激起了支持保存中國傳統文化及圣賢道德教化的言論。正值五四運動前后，國內外學術界反省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重物質、輕精神及重視西方文化而輕視東方思想的弊點，由是國內外出現一股提倡中西文化調和的思潮。而執教南高史地學部曾留學美國的教員，一方面反對激烈地批判傳統文化，另一方面被中西文化調和論的思想所影響，由是多探求及實踐西方學理。而他們開設的課程均是史學部學生的必修科目，故使南高史學部學生得以修讀這些留美教員執教的科目，從而吸收西方哲學、歷史學、地理學的知識。例如，學生修讀劉伯明開設的哲學系課程，便能學習西方哲學及結合哲學與歷史學、地理學的研究方法；修讀竺可楨開設的地學通論及人文地理科目，可以了解西方人文地理學的知識；而修讀徐則陵開設的西洋史一科，能夠學習西方歷史學及歷史教育學的知識。

南高史學的發展除了以上所述及的時代背景及留美教員傳入中外史地學的知識，更有賴于學術機構的發展。

1902年三江師范成立，歷經南高、東大、第四中山大學、江蘇大學至1928年中大成立，這幾所大學雖然校名屢易，然均在同一地址上興筑，其間學系雖有增減，但南高的史學部、東大及中大的史學系，均在同一地點上發展。史學部教員的辦公地點，史學系的上課地點，以及學生舉辦課余活動的地方，自南高至中大，均是相沿不改。南高史學部師生創辦的史地研究會，以及日后成立的中國史學會,其收發文稿的地點及師生聚會的地方，也是沒有改變。南高的史學部，乃至中大的史學系，可視為一個學術發展的整體。

另外,隨著專業學科的發展，南高史學的發展,出現了自史地結合，至史地學分途發展的情形，而南高史學最初奉行“史地通軌”的研究方法,而最終史學與地學分途發展，由是使南高史學工作者也自團結一起至分散各地，最終出現南高史學結束及瓦解的情況。

1915年至1931年，南高史學的發展可分三個階段。1915年至1918年，為南高史學發展的孕育階段，南高國文史地部成立，聘任南高“精神領袖”劉伯明及柳詒徵執教其中。南高也從辛亥革命(1911)之后，漸次復完，學制及課程日漸設置，并確立了師范教育的辦學宗旨。

1919年至1925年為南高史學發展的成長階段，于1919年入學的學生有張其昀、繆鳳林及陳訓慈，此屆學生被認為是柳氏執教南高期間“最優秀的一班”；至1921年又有鄭鶴聲入讀其中。

而以上四人的治史方法，既受柳氏稱譽，也多有傳承及開拓柳氏的地方。在南高史學部學生中，以上四位學生在求學階段，或是畢業之后，均積極參與及協助南高史學工作者出版學術刊物及成立學術研究會。此階段成立的史地研究會及出版的《史地學報》，提供了南高史學部師生首次合作的機會，然而此階段亦出現了南高史學工作者分散各地的現象。

首先，1923年，南高文史地部第一屆學生畢業，張其昀、繆鳳林、陳訓慈相繼離校，在缺乏人力支援下，史地研究會已出現人手不足的問題；其次，“精神領袖”劉伯明病死，已使南高頓失重心，尤其自1925年東大發生學潮，另一位南高“精神領袖”柳詒徵也因此而離校，頓使南高史學工作者缺乏領導人物。

1926年至1931年為南高史學發展自學術專業化步向瓦解及結束階段。自學潮后，柳氏北上，但他借出版《史學與地學》及借助東大史學部使南高史學部的畢業生再次團結，并以繼承史地學研究方法為職志，延續史地研究會及《史地學報》的辦報精神，繼續提倡“史地通軌”及史地教育，借史地學研究保存中國文化的特色。

1928年，柳詒徵、繆鳳林及陳訓慈先后執教中大史學系，成立中國史學會，及后鄭鶴聲也因任職南京教育部，參與南高史學者的出版工作。因感竺可楨于1928年提出“史地分途”及使人文地理、經濟地理二科脫離自史學系，改從屬于地學部之下，又出版《地理雜志》，柳氏便與繆、陳諸學生于1929年出版《史學雜志》，欲重拾“史地通軌”的治學方法。而自1928年竺氏發表使人文地理、經濟地理脫離史學系，改由地學系開設的言論后，張其昀也于此年秋天，自執教史學系，改任教至地學系。加之，《地理雜志》又于1928年出版，故此年代表“史地分途”的先聲。

同時，《史學雜志》出版至1931年第2卷第5、6期合刊后，便沒有繼續出版；而自此年以后，柳氏主要的工作地點為中大國學圖書館，而不是中大史學系。陳訓慈也于1932年改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其后鄭鶴聲任職國立編譯館，只有繆鳳林一人自1931年至1947年仍執教中大史學系。自1932年后，張其昀、陳訓慈、繆鳳林、鄭鶴聲及柳詒徵再沒有以中大史學系的名義出版學術刊物，也沒有一起工作于中大史學系，沒有一起組織學術研究會，就此可見從1932年開始，南高史學已進入學術分途發展的階段。《史學雜志》成為南高史學部師生合作出版的最后一本學術刊物，而南高史地通軌的瓦解及結束，也主要是學術研究趨向專業化所致。

雖然南高史學于1931年秋天之后，已步入瓦解及史地分流發展的階段，但從南高史學工作者在《學衡》《史地學報》《史學與地學》及《史學雜志》上發表的言論中，仍得見他們的治史方法及觀點有以下特色：

(1)在研究范圍上，介紹及研究中外歷史學及地理學、歷史教育、地理教育及地方史的知識。

(2)致力介紹中外傳統文化及道德思想。

(3)在治學的取向上，一方面涵泳中國傳統史地學，另一方面從西學中汲取養分，對中國傳統史學，多采取信古態度，而不取疑古史學的觀點。

(4)在資料的運用上，以史籍記載為主，多注意研究中國古代史。

(5)在研究方法上，多援引西方學術，重新闡明中國文化的特色。

雖然在介紹西方地理學、歷史學及哲學思想時，不免有“半生不熟”的情形出現，但在中西文化及學術交流的過程中，這類適應是必需的。而在涵泳傳統中國史地學的部分，雖有所愛于經世及取信于史籍，難免在學術上缺乏批判及懷疑史料的精神，也難免在學術客觀與政治現實之間略有所倚，但處在當時的環境中，似亦無須苛求。整體而言，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南高史學工作者所辦的學術期刊，師生間傳承與開拓的治史方法均有著重要的意義。

在提倡歷史學、地理學、歷史教育學、中國史學的研究風氣上，南高史學確然經歷了自傳統結合史地學的研究過渡至史學、地學專科研究的發展，自史地文獻考據過渡至人文地理學、地理教育學、歷史教育學。而在研究范圍方面，南高史學也確然經歷了自古代史學過渡至近代史的過程。至于研究工具方面，南高史學經歷了自文獻資料發展至兼習民俗、出土遺物。最后，南高史學經歷了自發展中國史學至兼集中外歷史的過程。由此可見，南高史學發展確有其階段意義。

總括而言，南高史學工作者，既以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又力重道德教化及史學致用的特色，且介紹了西方史地學的研究成果及方法。

雖然南高史學工作者的治史方法，不同于只提倡問題取向、“窄而深”的專題研究，只求為學問而學問的研究，也不同于借治史求致用的現代學術研究觀點有關現代學術的研究特色；然而也不可簡單地以“保守”“守舊”之詞，概括南高史學工作者的治史特色。他們不獨提倡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及史學的研究，并且積極介紹西方歷史地理學、歷史教育學及哲學思想，故從傳統學術與西學的接觸上，南高史學者確有其一定的階段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