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景圣

罷免民進黨籍民代吳思瑤的行動，曾是中國國民黨“以罷制罷”策略的第一波試水，也是藍營立下的指標性戰役之一。然而短短數周之間，這場政治操作竟從“勢如破竹”跌入“全面潰敗”。隨著“鮭魚回郵”更換領銜人失敗，罷免案陷入程序性癱瘓，罷瑤團體“地動刪瑤”幾近崩盤，“大罷免”行動徹底暴露出藍營在戰略、組織、法律理解乃至制度應對方面的系統性短板。

國民黨本打算以“罷綠”回擊綠營針對31位藍營民代的罷免提案浪潮，營造政治對峙的對等張力，并塑造“反守為攻”的態勢。但從吳思瑤案來看，藍營先是在領銜人張克晉突遭司法壓力退出后陷入人事混亂，繼而推出所謂“鮭魚回郵”計劃，試圖讓備補人臨危接手、維持罷免程序。這一聽似精巧的應變之策，卻最終在中選會的嚴苛法條面前轟然倒塌。依據《選罷法》，備補人須獲得二分之一以上提議人書面同意方能接棒領銜人，而罷瑤團連這一基本法律要求都未能達成。中選會依法駁回更換申請，意味著罷免案即便二階段連署人數足額，也無合法領銜人推進下一步。

罷免機制原本即是臺灣選舉制度中至高門檻、最重程序的直接民意手段。要使之成案，必須有扎實的組織基礎、明確的政治動員、專業的法務支撐和群眾熱度的持續維系。國民黨此次罷瑤案幾乎四者皆無，策劃倉促、領銜人臨陣脫逃、二階段連署進度緩慢，最終更因制度門檻而“技術性陣亡”。

更令藍營尷尬的是，在罷瑤案遭遇重大挫敗之際，另13起針對民進黨民代的罷免案也同步遭遇“連署冷場”。原定5月底起陸續進入第二階段連署期，但據多家島內媒體觀察，基層響應冷淡，加之司法系統大動作偵查“連署偽造案”“個資濫用案”，已使各縣市罷免動員人心惶惶，藍營基層組織深感“不敢再簽、不敢再送”。有人形容，這是“斬草除根式司法寒蟬效應”。

而這一切，都在為一個注定會被寫進臺灣政治操作教科書的“歷史性失敗”奠定數字：31:0。這場“藍營罷綠”的所謂大反攻，可能以31席全部掛蛋、無一進入投票階段告終。這不僅是一次選舉戰術的全面潰敗，更是一次政治顏面的崩塌。國民黨高喊“以罷制罷”，卻落得自己罷免案全部胎死腹中，而綠營則在“圍點打援”的逆操作中安然無恙。

吳思瑤案本為藍營最具操作空間的一役。其人擔任民進黨立院黨團干事長，選區臺北市第一選區（士林、北投）又在2024年大選中因藍白分裂才艱困連任。現階段在野整合已趨成形，若罷免成案并成功投票，將是對民進黨高層的一次象征性重擊。但即便在這樣的“天時地利”下，罷免案仍因人事不穩、程序瑕疵而沉沒，顯見藍營在復雜政治項目上的統籌執行能力令人堪憂。

島內資深媒體人樊啟明評論，“罷瑤”失敗是多因素疊加下的“必然崩塌”：從組織渙散、法律意識薄弱，到領銜人臨陣棄守，再到罷免節奏過急缺乏冷靜推演。更不提“鮭魚回郵”計劃雖然名義上希望“反應民意”，實則欠缺法律立足點，僅是話術包裝下的程序妥協，終究無法繞過《選罷法》的硬門檻。

而更令人憂慮的是，國民黨似乎并未從幽靈連署案、程序瑕疵案中真正吸取教訓。據島內媒體報道，在試圖更換領銜人的2399份同意書中，竟有多達700份被中選會認定無效。這不是一次技術性誤傷，而是政治粗糙化、組織能力全面崩潰的體現。

反觀民進黨，則在攻防兩端都展現出更強的紀律與控制力。在藍營處處遭遇“制度反噬”時，綠營不僅順利規避了罷免風險，反而借“依法行政”之名在全臺壓制藍營連署能量，形成司法、行政、民意的“三位一體反制效應”。港媒直言：“藍營若無戰略重組，面對綠營排山倒海而來的罷免攻勢，只怕未來被制度‘完全拿捏’。”

政治，從來不止是口號與激情的舞臺，更是一場比拼制度理解、組織調度與戰略定力的復雜博弈。在這場“大罷免”中，國民黨喪失了節奏、方法與制度支點。更可悲的是，它或許還未意識到自己正是敗給了那些最不被重視的細節。

在臺灣未來更為激烈的政黨攻防中，“31:0”不會是一個孤立的分數，而將成為一次制度挫敗的典型范例。它提醒所有政黨：若無嚴密組織能力、合規執行路徑與全盤戰略部署，僅靠口號動員與短線操作，是遠遠不足以贏下這場制度博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