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未來：未成年人審判工作

護航成長（1978-2024年）

目錄

大力推動未成年人案件審判機構、隊伍建設

依法從嚴懲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加強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權益保護

加強對下指導

健全完善未成年人特色審判工作機制

深化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改革

促推未成年人“六大保護”融合發力

加強法治宣傳

展 望

大力推動未成年人案件審判機構、隊伍建設

人民法院高度重視未成年人審判工作組織保障，積極探索、推動審判機構專門化、隊伍專業化建設，應運而生的少年法庭有力推動了中國特色少年司法制度的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人民法院持續深化少年法庭改革創新，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工作邁入新的發展階段。

（一）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專門機構的探索與實踐

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十多年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審判程序與成年人的無明顯區別。至上世紀80年代初，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比例由既往的1%、2%猛增至6%、7%，上海市長寧區則升至10%。1984年10月，經過深入調查研究，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成立專門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合議庭，將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與普通刑事案件分離，采用適合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方式進行審理，更為注重犯罪原因的調查和教育疏導。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的這一改革，標志著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年法庭的誕生。

作為刑事審判制度的一項改革，未成年人審判機構專門化的做法，在1988年5月召開的“全國法院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經驗交流會議”，即第一次全國法院少年法庭工作會議上得到充分肯定和推廣。至1992年6月，全國少年法庭達2763個，實現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全部由少年法庭審理。面對蓬勃發展的少年法庭建設，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發布《關于辦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試行）》予以明文規范，明確少年法庭受案范圍為不滿十八周歲未成年人犯罪及相關共同犯罪案件。1994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少年法庭指導小組并下設辦公室，將少年法庭工作正式納入監督指導體系，并于1995年5月第三次全國法院少年法庭工作會議上提出“鞏固、加強、充實、規范、提高、發展”的十二字原則。1998年８月，全國法院第四次少年法庭工作會議在成都召開，提出：“各中級法院應當建立專門的合議庭，有條件的應當建立獨立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庭”，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專門機構建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工作中，各級人民法院在黨委領導下，積極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不斷加強與公安、檢察和司法行政機關的協調配合，加強與有關職能部門、社會組織和團體的合作，積極推動形成黨委領導下未成年人犯罪防治工作各司其職、齊抓共管的良好局面。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專門機構的實踐，極大促進了未成年人審判工作的發展，一些行之有效的經驗做法，為民事、行政審判工作所借鑒，有的上升為法律規定。

（二）未成年人綜合審判機構的建立與發展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綱要”明確提出：“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民事、行政案件的組織機構”，未成年人綜合審判改革正式拉開序幕。早在1991年，江蘇省常州市天寧區人民法院就積極探索，成立了全國第一家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庭，將涉未成年人的民事、行政案件納入少年法庭受案范圍。2006年2月，全國法院第五次少年法庭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提出加強合議庭模式的少年法庭模式建設及中級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機構建設。同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啟動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庭試點工作，確定了15個省（區、市）的17家中級法院作為試點單位。后報經中央政法委同意，試點范圍擴大至49家。少年法庭受案范圍擴大到民事和行政案件。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成立。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少年法庭工作的意見》，強調加強組織領導，建立健全少年法庭機構，明確有條件的中級人民法院可以設獨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庭。2012年8月，全國法院第六次少年法庭工作會議在鄭州召開，對進一步深化未成年人綜合審判改革作出部署。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加強新時代未成年人審判工作的意見》，進一步明確有條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未成年人審判工作需要，在機構數量限額內設立專門審判庭，審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深化綜合審判改革。近年來，河北、四川、貴州等地高級人民法院深入貫徹落實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加強未成年人審判工作的部署要求，結合地方實際，積極探索未成年人審判工作新模式、新機制，加強未成年人審判組織體系建設，在本省三級法院設立未成年人專業審判機構，融合協同發揮刑事、民事、行政審判和公益訴訟職能，全面提升未成年人綜合司法保護水平。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作為工作機制，綜合統籌未成年人審判指導工作，參與未成年人案件審判管理，協調開展未成年人案件巡回審判等，并在最高人民法院六個巡回法庭分別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巡回審判點”。2023年5月，經研究，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決定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少年審判工作辦公室，作為專項工作機制依托民一庭運行開展工作，統籌承擔原來分別由研究室、刑一庭、民一庭承擔的相關職能，負責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審判工作的監督指導，原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不再保留。

2023年，全國大法官研討班提出，未成年人審判工作要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則，融合協同發揮刑事、民事、行政審判和公益訴訟職能。2024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全面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見》，對新時代未成年人審判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強調以刑事、民事、行政審判職能的融合履職推進未成年人審判工作實現新發展，不斷增強人民群眾對司法公正的獲得感。

（三）未成年人審判隊伍建設

有關少年法庭建設的第一份規范性文件即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關于辦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試行）》即提出，少年法庭審判長應當由知識面廣、政治和業務素質好、熟悉少年特點、善于做失足少年思想工作的審判員擔任，并且保持相對穩定。其后制定的相關文件也均有類似規定。202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科學評價未成年人審判法官業績的指導意見》，要求實事求是、科學評價未成年人案件審理及其延伸工作，推動建設一支政治素質高、業務能力強的專業隊伍。

各級人民法院始終堅持為少年法庭配備政治素質、業務素質過硬，熱心于未成年人審判工作的業務骨干。多年來，各級人民法院培養了一批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會做善做未成年人思想工作、具有豐富專業審判經驗的少年法庭法官，先后涌現出尚秀云、李其宏、詹紅荔、陳海儀、顧薛磊等一批先進典型。許多法官被未成年被告人親切稱為“法官媽媽”、“法官爸爸”，被譽為“打開心結的一束光”。少年法庭法官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嚴格公正文明的司法作風、良好的職業道德、專業高效的司法水平向社會公眾展示了人民法官司法為民的良好形象，獲得社會一致認可。2024年11月，少年法庭成立四十周年座談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對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審判工作成績突出的集體和個人予以通報表揚。

截至2024年底，全國法院共有少年法庭2700余個，其中實現綜合審判少年法庭930余個，獨立建制少年審判機構610余個。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從事未成年人審判員額法官9100余人，法官助理6000余人。至今，北京、河北、吉林、上海、江蘇、河南、海南、四川、貴州、甘肅十家高級人民法院已經成立未成年人審判專門機構。

依法從嚴懲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一）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

對殺害、傷害、性侵、拐賣、虐待等各類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犯罪行為，各級人民法院堅持依法從嚴懲處，絕不手軟，對犯罪性質惡劣，情節、后果嚴重的，依法從嚴從重判處刑罰直至死刑，絕不姑息。湖南、海南、重慶、四川、新疆等地法院與相關單位聯合，統一部署開展嚴厲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專項行動，明確有案必查、有罪必懲，堅決從重打擊。對拐賣9名兒童的張某平、周某平、拐賣17名兒童的余某英等“人販子”，對“姐弟墜亡案”的張某、葉某塵，對假借戀愛性侵多名幼女的倪某群，對線上“隔空猥褻”線下威逼強奸的王某山、孫某昌等，依法判處死刑，彰顯了人民法院堅決嚴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鮮明立場。

（二）依法落實從業禁止

對利用職業便利或者實施違背職業要求的特定義務，實施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依法判處刑罰的同時判處從業禁止，從源頭上預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022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會同最高人民檢察院、教育部出臺《關于落實從業禁止制度的意見》，細化判處從業禁止的標準，明確各職能部門職責分工和銜接要求。意見發布當天，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審理王某猥褻兒童案，首次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教職員工宣告禁止從事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工作。在某勞動爭議案件中，因當事人有暴力犯罪記錄不適宜從事教師職業，人民法院依法支持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

（三）加強未成年被害人權益保護

人民法院審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高度關注未成年被害人的實體權益、訴訟權利、隱私保護和心理健康等問題。在賠償問題上，充分考慮未成年人正處于發育期的特點，合理確定損害賠償范圍和數額。依法保障未成年被害人知情權和訴訟參與權，及時將相關信息通知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經濟困難被害人，及時給予司法救助。強化未成年被害人隱私保護，積極參與“一站式”取證救助工作機制建設，建立未成年被害人作證特殊保護機制，創設“雙面鏡”、遠程作證、視頻連線等作證方式，減少未成年被害人直接面對被告人的負面壓力，保護未成年人不受二次傷害。對心理出現異常尤其是受到性侵害的被害人，積極進行心理疏導和干預，引導走出陰霾。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聯合相關單位發起“青葵守護行動”，通過“資金救助+立體幫扶”的模式，共同關愛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2023年，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羅某故意殺人案，通過部門聯動從監護責任落實、經濟困難救助、心理疏導等方面對失親未成年人權益進行全方位保護，取得良好成效。

（四）推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源頭治理

人民法院積極會同有關職能部門開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源頭預防。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與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2020年聯合共建“成渝兩地侵害未成年人利益犯罪人員公示平臺”，納入強奸罪等13項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員信息，以便查詢。云南省昆明市五華區人民法院2021年創立“未成年人權益保護觀察員”制度，通過選聘具有教育學等相關專業知識或者從業經驗的觀察員“上崗”，引入社會力量開展未成年人權益觀察。浙江省溫州市龍灣區人民法院結合審理性侵幼女案件發現的問題，向當地教育局發送司法建議，推動加強中小學生性安全教育，提升網絡安全意識，規范幼兒園保安的錄用、管理工作。遼寧省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在總結未成年人遭受性侵案件高發原因及案件特點的基礎上，圍繞如何幫助低齡兒童防范性侵，構思并繪制了公益繪本《你可以說“不可以”》，通過系列形象生動的體驗式插圖內容，助力3-8歲低齡兒童提高自我保護能力。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24年聯合相關單位召開河南省促進旅館業未成年人安全保護工作座談會，通報經營性住宿場所發生的涉未成年人典型案件，指出經營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存在身份查驗不嚴格、未詢問監護人、未核實登記同住人員身份、安全巡視不到位、訪客管理松散、未及時履行強制報告義務等問題。

在各地黨委領導及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一些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突出問題得到解決，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比如，曾一度高發的拐賣兒童犯罪，自1992年以來，除1997至2000年出現短暫反彈之外，其余年份一直呈下降趨勢。其中，采取偷盜、拐騙等方式拐賣兒童的犯罪目前已呈零星發案態勢，極大增強了人民群眾安全感。

加強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權益保護

各級人民法院以切實保障未成年人民事、行政合法權益為目標，進一步轉變審判工作理念，從偏重財產利益的保護轉變為更加重視對未成年人人身權益的保護，依法審理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積極探索集“監護、教育、關愛、探望”、“實體、程序”于一體的未成年人全面保護框架體系。

（一）尊重未成年人對自身權益的表達和維護

在與未成年人實體權益直接相關的變更撫養關系糾紛、撫養費糾紛、探望權糾紛等案件審理中，通過讓具備一定認知和表達能力的未成年人到庭，或其他方式聽取未成年人的意見，防止成年人將自己意愿強加給未成年人。比如，在探望權糾紛案件中，就探望時間和次數問題征求未成年人意見。對涉撫養案件，未成年子女已滿8周歲的，充分聽取其意見和真實意愿。未成年子女向人民法院表達意愿或者陳述事實時，人民法院視情安排社會觀護人員或者其他合適人員在場陪同。陪同人員可以輔助未成年子女表達真實意愿。必要時，人民法院單獨詢問、聽取未成年子女意見，并提供適宜未成年人心理特點的溫馨、友善環境。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在一起遺產糾紛案件中，充分考慮患孤獨癥未成年女孩的需求，經心理疏導和調解，劍拔弩張的當事人放棄利益爭執，為未成年人留足必需的治療和生活費用。

（二）積極依職權調查取證

在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中，許多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舉證能力較弱。為保障案件公正處理，許多少年法庭主動深入學校、社區，或者委托第三方調查案件相關情況。如變更撫養關系案件，走入雙方當事人家庭了解情況；對于一方主張另一方有酗酒、賭博、家庭暴力等惡習的，深入當地社區居委會、派出所了解調查；有原告和被告惡意串通損害未成年人權益跡象的，人民法院在充分調查基礎上作出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判決。許多法院為此專門制定規范性文件。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制定《廣州中院家事調查工作指引（試行）》，明確人民法院在涉未成年人案件中調查取證的具體流程，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實，保障未成年人權益。

（三）加大調解工作力度

為避免當事人在法庭上的對抗對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產生負面影響，人民法院在審理中注重調解，通過認真細致的思想工作，消除雙方對立情緒，引導當事人依法、協商解決糾紛，最大限度緩和矛盾，化解紛爭。為確保調解成效，人民法院積極創新調解方式方法。北京互聯網法院邀請既了解未成年人身心特點又熟悉互聯網行業運營生態的調解員開展調解工作，2024年上半年案件整體調解率超過80%。湖北省武漢市漢陽區人民法院制定《涉少民事案件調解制度》，對爭議不大的案件當日立案、當日開庭、當日調解。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審理某離婚案件，家事調解員通過持續跟進、定期回訪，成功引導當事人雙方更加關注未成年子女心理健康，從而摒棄成見、達成和解，當事人子女成績回升并順利考上大學。

（四）依法推進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

在涉未成年人行政案件審判中，人民法院注重運用行政調解、行政裁決、行政復議和行政審判等方式化解行政爭議，針對不同類型行政爭議的特點和規律，實現各種行政爭議化解方式的有效銜接和優勢互補，促進涉未成年人行政糾紛實質性化解。對于涉及未成年人權益的行政行為，人民法院嚴格進行合法性審查，對于違法或者不當的行政行為，及時予以糾正，監督和支持教育、公安、民政、網信等相關部門依法履行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法定職責。四川省榮縣人民法院在一起涉未成年人行政給付案件中，發現某縣醫療保險事業管理局在醫療系統中未有效錄入梁某某2018年連續參保信息，導致梁某某無法報銷住院費用。法院及時對行政行為進行合法性審查，在查明梁某某繳納醫保參保費情況屬實后，向某縣醫療保險事業管理局發出司法建議書，建議會同相關單位采取補救措施。某縣醫療保險事業管理局依據相關材料認定梁某某續保關系成立，對梁某某就醫費用進行補報，案件得以實質化解。

（五）積極提升執行成效

涉未成年人案件的執行往往涉及未成年人親屬，對此類案件貿然采取罰款、拘留等強制措施或者動用刑事制裁手段，可能進一步激化矛盾，加劇對抗，也會給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帶來不利影響。為此，人民法院積極探索通過調解、心理疏導、部門聯動、強制措施等多種手段，提升執行成效。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創新探望執行機制，引入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者協助開展探望，協助探望權人依法、合理探望，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探索“多模式+云記錄”等撫養探望新模式。廣州市花都區人民法院花山人民法庭則采用《探望權自動履行承諾書》方式，提前告知違反承諾需要承擔的法律責任，2022年至2023年共發出承諾書245份，無一案件因探望問題進入執行程序。

（六）注重保護未成年人隱私權和個人信息

人民法院在涉未成年人案件審理中，注重對未成年人隱私和個人信息的保護，防止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情形發生。北京互聯網法院在審理一起網絡侵權責任糾紛案件中，認定運營某社交軟件的某科技公司作為網絡服務提供者，對上傳的包含未成年人肖像、姓名、微信號等個人信息以及涉性謠言等內容的視頻，未及時采取措施進行必要處理，致使視頻廣泛傳播，嚴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人格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在程序和工作層面，謹慎把握是否公開審理、裁判文書是否上網及上網文書如何進行必要技術處理等。遼寧省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未成年被告人特別是在校學生采取“三個不送”政策，即對相關文書不到學校送達、不在公開場所送達、不在可能造成畏懼心理的環境送達，有效保護未成年人隱私，呵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加強對下指導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視未成年人審判對下指導工作，堅持把未成年人審判制度建設作為人民法院改革綱要的重要內容，尤其是針對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各類犯罪，及時出臺司法解釋或規范性文件，明確裁判標準，統一裁判尺度。

（一）積極完善裁判規則

為準確貫徹寬嚴相濟、懲教結合，規范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審理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堅持問題導向，及時出臺司法解釋或規范性文件，強化對下指導。1991年即出臺《關于辦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有力促進了未成年人審判工作的發展。2006年出臺《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10年會同相關部門出臺《關于進一步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體系的若干意見》；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設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專章后，配套出臺相應司法解釋；2022年會同相關部門出臺《關于辦理涉未成年人有組織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關于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的實施辦法》；2024年出臺《關于全面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見》。

針對拐賣婦女兒童、性侵未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犯罪等問題，最高人民法院自2010年以來，先后單獨或者會同相關部門出臺《關于審理拐賣婦女兒童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會同相關部門先后出臺《關于依法懲治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意見》《關于審理拐賣婦女兒童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關于依法嚴懲利用未成年人實施黑惡勢力犯罪的意見》《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見》等，織密未成年人保護網絡。

針對監護人傷害、性侵害、虐待兒童等問題，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會同相關部門出臺《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對失職監護人“亮劍”；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會同相關部門出臺《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明確了虐待兒童“情節惡劣”構成犯罪的認定標準及辦理程序，為依法加大對虐待兒童行為打擊力度，提供規范依據。

針對學生欺凌問題，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與教育部等11部門聯合發布《加強中小學生欺凌綜合治理方案》；于2019年與教育部等5部門聯合發布《關于完善安全事故處理機制維護學校教育教學秩序的意見》。針對涉未成年人侵權案件，2024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的解釋（一）》，強化對拐賣、拐騙兒童行為和其他非法使被監護人脫離監護的侵權行為的民事制裁，明確支持賠償監護人尋親的合理費用，明確嚴重精神損害認定標準，與刑事制裁共同構成制裁違法、救濟權益的一體兩翼；明確被監護人侵權，由監護人承擔責任，明確學生在校內遭受校外人員人身損害的責任承擔等。2025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二）》，對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繼父母子女關系的認定與解除、離婚協議約定財產給予子女等問題予以規范。

（二）強化案事例指導

2013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圍繞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共發布指導性案例、典型案例25批252個。202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4起涉未成年人食品安全司法保護典型案例。202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專門以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為專題發布第40批指導性案例，以鮮明司法態度回應學生欺凌、虐待未成年家庭成員、違法向未成年學生售酒、婚內監護權、隔代探望等社會高度關注的問題，統一類案裁判尺度。2024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聯合最高人民檢察院、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國務院婦兒工委辦公室、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等單位共同建設的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案事例庫上線，統一涉未成年人案件裁判規則和尺度，規范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工作并推廣相關經驗做法，回應社會關切，促推解決家庭、學校、社會、網絡、政府、司法保護的痛點、難點、堵點問題。

健全完善未成年人特色審判工作機制

各級人民法院認真貫徹落實我國關于未成年人保護的方針政策，堅持特殊、優先、雙向保護原則，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出發，持續深化少年法庭改革創新，根據未成年人案件情況和未成年人身心特點開展工作，逐漸創建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特色機制做法，成為未成年人審判工作的“亮點”和“標識”，對于依法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促進公正司法具有重要意義。其中有些經驗做法為立法所吸收。

（一）圓桌審判營造適宜氛圍

為消除未成年被告人的恐懼、抵觸心理，少年法庭創立了圓桌審判方式，由審判人員、公訴人、被告人、法定代理人、辯護人等就座于橢圓形法臺周圍，開展座談式審理。法臺除圓形之外，還包括U形、空心形、書桌形等形狀。對主觀惡性深、社會危害性大的未成年被告人，為體現法律和法庭的嚴肅性，一般不適用圓桌審判。

1992年，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少年法庭為體現合力幫教罪錯少年，首創U型法臺。1997年7月，河北省石家莊市長安區人民法院制定實施《“圓桌式審判方式”實施辦法》，對圓桌審判方式進行規范與完善。2005年4月，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決定在全市4家少年法庭全面推廣圓桌審判方式。之后，人民法院審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也廣泛采用圓桌審判方式。

（二）社會調查夯實審判基礎

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成立后，即把查清未成年人犯罪原因與查明犯罪事實、核對證據置于同等重要地位，法官在仔細閱卷的基礎上，通過通信、上門走訪、開座談會等方式，認真聽取家長、親戚、鄰居、民警、老師、同學等各方面的意見，全面掌握未成年人家庭結構、成長過程、道德品行、身心狀況等情況。這一做法得到推廣且為刑事訴訟法所吸收。深入開展社會調查，對于查清導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觀原因，準確判斷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準確定罪量刑和矯正，具有重要意義。比如，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通過社會調查，及時發現輕罪未成年人家庭困難和回歸正途的心理意愿，通過人民法院發起的“愛心港灣”安置幫扶基地協調工作崗位，幫助刑滿釋放未成年人順利回歸社會。

社會調查在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中也得到廣泛應用。比如，在審理涉未成年人離婚、撫養、收養、監護、探望等案件時，人民法院自行或者委托家事調查員，對未成年人的居住、學習、親子關系等相關情況，通過走訪、與有關人員面談交流、征詢未成年人本人意愿等方式，進行社會調查，形成社會調查報告，作為法院判斷未成年子女直接撫養方、離婚父母應付撫養費數額、不直接撫養一方如何進行探望等事項的參考。

（三）寓教于審深化庭審效果

融教育、感化于審判全過程，促使被告人真誠悔罪，是少年法庭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鮮明特色。庭前側重于法律知識普及，消除被告人思想顧慮；庭審單設一節，由審判人員、公訴人、辯護人、法定代理人等從法律、道德、親情多角度進行說服、開導。許多少年法庭專門設置幫教席，依程序邀請學校老師、親友等對被告人有影響的人參與法庭教育。宣判環節則側重于闡釋裁判依據和理由。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對“寓教于審”予以確認。“寓教于審”的法庭教育制度在實踐中收到良好成效，許多被告人經教育認罪悔罪。

為全面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和犯罪防治，人民法院在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審判中也大力加強教育和訴訟引導，圍繞影響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突出問題，從法律規定、社會道德、未成年人身心發展規律等方面對未成年人、監護人等相關人員進行針對性的疏導、教育，引導相關人員關心、關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在離婚案件開庭前播放《離婚了，我們仍然是最愛你的爸爸媽媽》，引導離婚案件當事人妥善處理離婚糾紛，效果良好。

（四）社會觀護彰顯人文關懷

社會觀護主要是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撫養、監護、侵權糾紛等案件中，由社會觀護員對涉案未成年人相關事宜進行社會調查，對未成年人給予關心、保護，并就相關事項進行溝通、協調。刑事審判中對取保候審的未成年被告人，必要時也安排接受社會觀護。2007年初，廣州市黃埔區人民法院嘗試在涉及未成年人撫養、監護、侵權糾紛等案件中引入社會觀護員開展社會觀護。2007年4月，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出臺《廣州市法院少年審判庭審理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社會觀護（員)制度實施規程（試行)》；2010年，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在審理一起變更撫養關系糾紛案件時，委托相關組織進行調查走訪，并出具調查報告；2011年，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探索從婦聯干部和青少年事務社工中聘請社會觀護員；2016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在全市法院中開展社會觀護百例試點工作。社會觀護拓展了社會力量參與未成年人保護的廣度和深度。

（五）合適成年人到場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

為充分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自2003年起，少年法庭探索由合適成年人到場代行法定代理人部分職責的做法。北京、上海、廣州、佛山等地法院與相關部門聯合制定合適成年人到場的實施辦法，在涉案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因故不能到場情況下，征得未成年人同意，由符合條件的成年人到場。2012年刑事訴訟法吸收了合適成年人到場做法。多年來，人民法院不斷優化合適成年人到場的方式方法。比如，廣東省惠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加強與婦聯等社會團體的合作，成立“代理家長”志愿者服務隊，必要時以“代理家長”身份參與庭審，履行溝通撫慰教育等職責。

在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中，人民法院也高度重視保障未成年人參與訴訟的權利。針對未成年人監護人不宜作為法定代理人的特殊情形，《關于全面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和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見》規定，在民事訴訟中，未成年人與其監護人存在利益沖突的，人民法院可以及時告知其他依法具有監護資格的人協商確定未成年人的代理人；協商不成的，人民法院在他們之中指定代理人。未成年人沒有其他依法具有監護資格的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民法典第三十二條規定的有關組織擔任代理人。

（六）心理疏導促進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為有針對性地緩解刑事案件中未成年被告人的緊張情緒，為個性化矯治提供依據，人民法院積極探索心理疏導和測評。1998年，原上海市閘北區人民法院率先引入心理測評機制。2008年初，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與相關機構合作，引入心理干預機制，并逐漸在全市法院推廣。2011年，北京市各級法院建立起穩定的心理專家隊伍。2018年，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公布了6起針對未成年人犯罪進行心理干預的典型案例。2020年，相關心理關愛機制為未成年人保護法吸納。至2024年，上海法院有365名干警取得心理咨詢師證書。

在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審判中，人民法院也積極引入心理疏導機制，發現未成年人心理異常的，及時疏導和矯治。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2021年根據40名未成年人心理干預實踐，聯合相關單位形成《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司法保護白皮書》。湖北省武漢市青山區人民法院紅鋼城中心人民法庭以心理疏導機制助力家庭和諧，2017年至2023年在婚姻家庭案件中共提供心理疏導1100余人次，成功修復婚姻關系90余例，幫助案件當事人“和平分手”、友善處理子女撫養及財產分割等事宜740余例。

（七）司法救助傳遞司法溫度

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視涉訴未成年人的司法救助工作，對追索撫養費以及道路交通事故等案件，被告人沒有賠償能力或賠償能力不足，致使未成年人得不到有效賠償，生活陷入急困的，通過司法救助給予經濟救濟，且不斷加大救助力度，救助資金向未成年人傾斜，對未成年人人均救助金額遠高于成年人人均救助金額。同時，積極延伸職能，開展綜合幫扶，使未成年人充分感受到黨和國家給予的精心呵護和特殊關愛。福建省三明市中級人民法院聯合三明市民政局、團市委出臺《關于加強事實無人撫養兒童司法保護和救助的十條措施》，對事實無人撫養兒童進行全程司法救助，有效維護未成年人權益。江西法院積極作為，聯動為因侵權致殘未成年人提供司法救助，發揮層級資源優勢，發動公益組織、用人單位等為未成年人及其家人提供學習和工作機會，變“輸血式”幫扶為“造血式”幫扶。

202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與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聯合發布保護未成年人權益司法救助典型案例，突出對特殊未成年人群體的精準救助和幫扶。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小吉父親被害案，獲悉小吉家庭困難，幫助申請司法救助金后，不遠千里送至四川大涼山小吉家中，并與監護人簽訂司法救助金使用監管協議，小吉向法院郵寄錦旗表達感謝。跨省司法救助傳遞司法溫暖，彰顯全社會的關心和關愛。

（八）回訪幫教鞏固教育感化成果

為鞏固審判效果和教育感化成果，少年法庭采取多種措施開展判后回訪考察、跟蹤幫教。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與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簽署協議，構建全省首個犯罪少年智慧矯治中心，開展遠程幫教矯治和線上智慧法治教育，實現幫教矯治“不打烊”。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法院創設全市首個綜合幫教基地“青春護航基地”，通過城市體驗、社會實踐、志愿服務等多個幫教項目開展幫教工作。黑龍江省大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創建未成年犯判后幫教網絡平臺，有效防止幫教對象進入酒吧、網吧等容易誘發二次犯罪的場所。

在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審判中，許多法院也積極探索判后跟蹤、回訪，注意做好判決與執行的銜接。為申請執行的特困未成年人建立檔案，通過有針對性地回訪、與當地基層組織保持聯系等方式，督促義務人自覺履行義務。對未成年申請人生活困難，而被執行人一時無法找到或確無履行能力的情形，積極排除障礙，或協調聯系給予幫助。

（九）封存犯罪記錄避免“標簽”效應

為便于未成年罪犯回歸社會，少年法庭對未成年人犯罪材料嚴加保管。1988年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工作細則（試行）》即規定，未成年被告人的所有卷宗材料，除相關人員可使用外，其他人員未經少年法庭同意，不準閱讀和摘錄。2012年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犯罪記錄封存制度。2022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關于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的實施辦法》。

各級人民法院嚴格執行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一些地方法院建立專門的未成年犯罪人案卷資料庫，并對應當封存的案卷標明密級，單獨管理，同時對相關電子信息加密管理。貴州省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聯合九家單位共同制定《貴陽市未成年人違法和輕罪記錄消除實施細則（試行）》《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開展未成年人輕罪記錄消除工作的實施方案》，確保制度落地落細。

此外，為推動未成年人審判特色工作、延伸工作做深做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科學評價未成年人審判法官業績的指導意見》要求各級人民法院在考核工作中充分考慮未成年人審判工作特點，對未成年人案件審判特色工作、延伸工作作出客觀、科學評價。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通過對未成年人案件特色工作、延伸工作相關檔案材料單獨立卷的方式梳理、固化工作成果，以確保實事求是評價未成年人案件審判質效。

深化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改革

2006年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庭改革試點以來，人民法院及時總結經驗規律，深化分析研判，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則，以最大限度消除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不利因素、促進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為目標，聚焦刑事、民事、行政審判之間的內在聯系，力爭做實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訴訟一體保護，努力達到“1+1+1>3”的效果。

（一）建立一體保護機制

因同一事實或者相關事實產生的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互涉案件，原則上由同一審判組織審理，貫通刑事、民事、行政一體保護機制。強調堅持系統思維，注意案件之間的關聯性，統籌發揮刑事、民事、行政審判職能，促進刑事追訴、民事保護、行政履職高效協同，做到一體保護、綜合保護、全方位保護。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自2014年起對涉未成年人案件探索實行“首審責任制”，涉及同一未成年人權益的案件，均由首審法官負責審理，建立起涉訴未成年人與法官“一對一”管理模式，有助于法官全面了解涉訴未成年人成長經歷、家庭關系、教育環境、人際交往等個人及家庭情況，及時發現審理案件中的敏感點、風險點，并及時干預、妥善處理。該做法榮獲2019年度“首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創新案例”。天津法院組建58個審判團隊，一體審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持續推進涉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改革。

（二）建立刑事、民事、行政相互銜接機制

在民事和行政審判中，人民法院不斷加強預防未成年人犯罪、預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發現存在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苗頭性問題或者被侵害風險的，通過案件審理、家庭教育指導、發送司法建議等方式，及時防范化解風險，消除可能滋生違法犯罪的各種消極因素。在涉未成年人刑事審判中，人民法院加強對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權益的保護，發現未成年人民事權利等受到侵害的，告知當事人依法通過提起訴訟或者采用其他救濟途徑，及時有效維權。如審理監護人強奸、猥褻被監護人犯罪案件，被告人不適宜繼續擔任監護人的，相關人員提出訴請變更或撤銷監護人資格，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吉林省四平市鐵西區人民法院同步審理被告人強奸刑事案件及被害人母親申請撤銷被告人監護資格民事案件，融合快審，將對未成年人的損害降到最低。

（三）建立公益訴訟銜接機制

人民法院在立案、審理和執行等環節，發現涉案未成年人食品、玩具、用品等危害不特定多數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涉案網絡游戲、網絡直播、網絡視頻、網絡社交、網站等網絡技術、產品和服務含有危害或者可能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涉及公共利益的，積極向人民檢察院進行線索移送。在公益訴訟案件審判中，人民法院著眼于未成年人根本利益和長遠發展，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努力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營造良好的法治和社會環境。2023年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審理一起行政公益訴訟案，針對學校周邊流動食品攤販“無人監管”情況，責令街道辦事處對其轄區攤販食品安全強化履行食品安全隱患排查、（臨時）設攤區域、食品攤販登記備案的監管職責，守護青少年“舌尖上的安全”。2024年安徽省馬鞍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全市首例未成年人公益訴訟案件，依法判決某桌游店立即停止向未成年人提供不適宜其身心健康成長的劇本游戲，準確標注劇本游戲年齡提示，并增設、完善安全措施，推動整改相關領域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行為。

促推未成年人“六大保護”融合發力

針對案件審理過程中發現的家庭、學校、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在防范未成年人犯罪及遭受侵害方面存在的管理漏洞和安全隱患，人民法院依法向未成年人家長發出安全提示，向學校、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等發出司法建議，推動相關問題解決，促推家庭、學校、社會、網絡、政府、司法保護融合發力。2019年至2024年，全國法院共計發出涉未成年人司法建議1萬余條。

（一）促推家庭保護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要給孩子講好“人生第一課”，幫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人民法院妥善審理監護、撫養、探望等案件，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為標準確定監護、撫養、探望等問題，為未成年人依法得到家庭保護、享受親情關愛創造條件。對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人合法權益的，依法判令監護人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離婚案件中，積極開展“關愛未成年人提示”工作，提醒當事人關注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防止未成年人因缺失父母關愛而走向歧途。黑龍江省佳木斯市中級人民法院、黑河市中級人民法院與民政部門協商，將“關愛未成年人提示”發放范圍拓展至婚姻登記和協議離婚程序，提示雙方經營好婚姻家庭。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在全市推廣標準化《關愛未成年人提示書》，并結合本地特點，專門設置留守流動兒童特別關注板塊。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臨家庭暴力現實危險的未成年人，向人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的，人民法院立即采取措施。2020年至2024年，全國法院共簽發人身安全保護令21239份。

人民法院還大力推動家庭教育指導。2022年1月，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發出家庭教育促進法施行后的全國首份家庭教育指導令，督促家長履行監護職責。202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與全國婦聯聯合發布《關于開展家庭教育指導工作的意見》，加強對家庭教育指導工作的規范與指導，依法約束和懲戒“養而不教、監而不管”行為。2022年至2024年，全國各級法院單獨或聯合有關部門設立家庭教育指導機構1600余個，開展家庭教育指導14萬次，發出家庭教育指導令3.7萬份。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自1989年起創辦“為孩子父母學校”，至2024年10月已開辦64期，參與逾7500人次，接受咨詢8800余人次，受到人民群眾廣泛贊譽。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與浙江省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首開“長三角”異地委托家庭教育指導先河，解決異地家庭教育指導工作開展不便、后繼動力不足等問題。

（二）促推學校保護

學校是事關未成年人權益維護的重要場所。人民法院審理校園糾紛案件，堅決依法懲治各類“校鬧”等違法犯罪行為，學校已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依法判決學校不承擔侵權責任，維護學校正常教學秩序，為學校依法依規開展教學管理提供司法保障。某小學生在學校下樓時摔倒受傷，樓梯設施完善，老師經常開展安全教育且事發后及時就醫，江蘇法院認定學校已善盡管理職責，判決不擔責。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審理的江某某正當防衛案，明確了學生欺凌中正當防衛的法律界限，為勇于反抗欺凌的學生撐腰。

在案件審理中發現存在學生欺凌的，積極聯動家庭、學校、社會和政府，及時協調處理，避免發展成惡性案件。對學校沒有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依法判決承擔責任。對案件反映的普遍性學生管理及法治宣傳等方面的問題，及時向學校提出司法建議。各地法院還積極為發生在校園內民事糾紛提供法律咨詢，協助開展矛盾化解。安徽省宿州市人民法院與市教體局等部門聯合制定《關于完善安全事故處理機制維護學校教育教學秩序的意見》；定遠縣人民法院在一些學校成立駐校法官工作室，指導預防化解相關矛盾糾紛和法律風險。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23年全面推動涉校園工作機制試點工作，對發生在校園的欺凌、糾紛等，從法律角度提出建議，獲得一致認可。

（三）促推社會保護

大量案件表明，在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或實施犯罪行為時，一些主體未盡到未成年人教育、管理、救助、看護、保護職責。對此，人民法院建立強制報告制度落實情況分析報告機制。對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案件，逐案分析相關部門、居委會、村委會及其他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單位及人員，在工作中發現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臨其他危險情形時，是否履行了強制報告義務，對存在應當報告而未報告情形的，及時發送司法建議或將相關線索移送主管部門處理。建立相關場所法定義務落實情況分析報告機制，對發生在賓館、酒店、電競酒店等場所的涉未成年人案件，審查經營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時，是否履行了詢問未成年人年齡等有關法定義務，發現存在問題的，及時發送司法建議或將相關線索移送主管部門處理，以推動消除未成年人保護存在的漏洞、盲區。最高人民法院聯合共青團中央等14部門開展維護青少年權益崗創建工作，針對青少年領域突出問題開展集中整治，為青少年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目前，共有9個省級共青團組織與人民法院簽訂合作協議，在推動未成年人司法社會支持建設、開展合適成年人到場、少年法庭陪審、社會觀護等方面加強合作。

（四）促推網絡保護

未成年人遭受網絡不良信息侵蝕問題突出。在審判工作中，人民法院在依法嚴厲打擊利用互聯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時，建立網絡保護專項分析報告機制。重點分析網絡產品和服務提供者是否存在發布、傳播網絡暴力、網絡色情、網絡欺凌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網絡信息的情形。分析網絡產品和服務提供者是否向未成年人提供誘導其沉迷的產品和服務，是否針對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務設置相應的時間管理、權限管理、消費管理等功能。分析相關責任部門是否存在應當履行未成年人網絡保護職責而未履職情形。發現存在問題的，及時向有關網絡企業、主管部門發送司法建議或將相關線索移送主管部門處理。2002年，天津市河西區人民法院聯合區教委率先提出禁止中小學生進入“網吧”的建議。浙江省杭州互聯網法院審結全國首例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民事公益訴訟案，引導頭部短視頻平臺進行功能性改造，完善算法規制，迭代升級青少年保護模式。圍繞未成年人充值打賞、網絡文化內容治理、涉未成年人內容信息管理等，北京互聯網法院向國內知名網絡平臺發送司法建議，推動平臺履行網絡保護義務。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針對涉及某平臺性侵案件較多等現象，制作關于加強監管的司法建議書發送相關平臺及管理部門。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與多部門溝通，發出《關于加強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源頭治理工作的司法建議書》，促進相關犯罪預防和治理。

（五）協調落實政府保護

政府保護是未成年人保護獲得實效的重要保證。人民法院積極與各級人民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協作配合，支持、監督依法履行職責、完善保護措施、健全配套制度。與公安機關、教育部門等共同做好分級矯治，與民政部門共同做好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的保障工作，共同把黨中央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落到實處。河南省安陽市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發現賓館接待未成年人入住存在安全隱患，向公安部門發出司法建議，建議公安局加強動態監督管理，常態化開展違規接待未成年人入住專項整治，嚴格落實未成年人入住“一詢問二確認三報告”制度。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針對青少年毒品犯罪問題，向江西省禁毒委員會辦公室提出做好對青少年涉依托咪酯類等新精神活性物質及未列管成癮性物質犯罪等治理工作的建議。

加強法治宣傳

少年法庭工作不僅是法律賦予人民法院的重要職責，更是人民法院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重要陣地。多年來，人民法院認真落實“誰執法誰普法”普法責任制，常態化開展多種形式的法治宣傳活動。

（一）建立法治副校長工作機制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人民法院選派干警到中小學校任兼職法治副校長，參與中小學校的法治宣傳教育。202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與教育部、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共同下發《教育部辦公廳等五部門關于貫徹落實〈中小學法治副校長聘任與管理辦法〉的通知》，對法治副校長工作進行規范。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與教育部聯合開展法治副校長2024年“以案說法”專項活動。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張軍同志作為法治副校長先后于2023年、2024年赴北京市第二中學講授秋季開學法治第一課，在全市中小學校直播，學生、教師、家長實地聽課，取得良好社會效果。至2024年底，全國法院共有近4萬名法治副校長扛起法治宣講責任。山西省吉縣人民法院在某學校設立法治副校長信箱，一年收信60余封，發現并嚴肅處理學生欺凌、女生被校外人員騷擾等7起事件。

（二）強化案例普法

全國各級法院堅持以案普法，提升宣傳的針對性，宣講內容深入人心，力爭“審理一案，教育一片”。最高人民法院出版《誰來保護我》《開心漫漫看》《依法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典型案例》《重返庭審現場·少年法庭》等法治叢書，以真實的案例、生動的故事普及法律常識。各地法院廣泛創立法治教育基地，搭建未成年人法治學習教育平臺，并針對社會廣泛關注的學生欺凌、涉網絡犯罪等問題開展專題講解，強化預警和應對，常態化組織安排模擬法庭、走進人民法院、參觀未成年犯管教所、戒毒所、觀護教育基地等活動，以“沉浸式”體驗教育未成年人增強法治意識和觀念。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組織全國法院開展“六一走近留守兒童、流動兒童”法治宣傳教育周活動，引導留守兒童、流動兒童提高自我保護的意識和能力，預防和遠離違法犯罪，多名大法官走進校園依托真實案例引導未成年人尊法學法守法用法。

（三）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

全國各級法院積極運用信息科技手段，堅持線上、線下相結合，以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講述案件蘊含的法理、情理，積極開展“六一”公眾開放日活動。最高人民法院與中國關工委等七部門聯合開展“關愛明天 普法先行”青少年法治宣傳教育活動；舉辦兩屆全國法院未成年人權益司法保護優秀微電影評選，評選出一批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進行全國展播；聯合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拍攝《少年法庭》《呵護明天》等專題片；聯合廣州市南沙區人民法院制作并發布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宣傳歌曲《少年飛揚》，倡導未成年人積極向上；指導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制作的未成年人保護微短劇《請聽聽他們撕心裂肺的哭聲》上傳網絡平臺后，瀏覽量迅速突破千萬；聯合教育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延慶區人民法院制作推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短劇《回歸》；拍攝少年法庭成立四十周年微電影《螢火》。黑龍江省黑河市人民法院拍攝系列法治微電影《未來可期》，獲得第十屆“金法槌獎”優秀獎。北京互聯網法院圍繞網絡保護真實案例與熱點問題，創作、發布普法短視頻30余期，推出了“首互未來”微課堂、微劇場、微漫畫等欄目，總觀看量達300萬次，形成了有互聯網特色的宣傳矩陣，獲評2024年網絡文明建設優秀案例。北京市門頭溝區人民法院打造“AI+法治”法治宣傳新模式，在妙峰山民族學校推出人機交互AI數字人，為同學們提供法治精神“食糧”。

（四）加強國際交流合作

最高人民法院一直注重加強未成年人審判工作國際交流合作，在多個場合、與多個國家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司法交流活動。2006年5月，與澳大利亞人權與機會平等委員會開展少年司法制度建設交流項目，組團赴澳大利亞考察少年司法制度。2006年9月，組團赴北愛爾蘭參加“國際少年與家庭法院法官協會第十七屆理事會”會議。2007年4月，在蘇州參與舉辦“中澳少年司法制度研討會”。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派員參加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分論壇并作主旨發言；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共同舉辦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國際研討會，講好中國特色未成年人審判工作故事。

展 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祖國的未來屬于下一代。做好關心下一代工作，關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強調“對損害少年兒童權益、破壞少年兒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堅決防止和依法打擊”。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批示，充分彰顯了黨中央關心關愛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鮮明立場，深刻指明了新時代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工作的職責任務，為人民法院加強和改進少年法庭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強化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治理”，這是社會各界的心聲期盼，更是人民法院義不容辭的責任。

回顧過往，黨的領導是加強未成年人審判工作的根本保障；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是未成年人審判工作的基本原則；隊伍專業化、機構專門化和綜合審判機制是未成年人審判工作的關鍵支撐。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審判工作走過不平凡的歷程，數代少年法庭法官砥礪奮進，銳意進取！展望未來，面對新時代黨和人民的殷切囑托和期待，各級人民法院將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關愛保護少年兒童健康成長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進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充分認識做好新時代未成年人審判工作的重大意義，增強責任感、使命感、緊迫感，堅持寬嚴相濟、懲教結合，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相統一，深化調查研究，堅持改革創新，勇于破解未成年人保護和犯罪預防的痛點、難點、堵點問題，全面提升未成年人審判工作能力和水平，切實把習近平法治思想轉化成推進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推動未成年人保護事業發展、促進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生動實踐！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新聞局

編輯：陶羽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