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時期，“戰犯”和“起義將領”之間，只是一步之遙。有些國民黨將領，差了些許運氣，結局就是“云泥之別”。

“平津戰役”時，國民黨陸軍中將陳長捷奉傅作義的命令，死守天津被俘虜。半個月后，傅作義卻在北京接受了和平改編。這事兒太“過分”了，傅作義自知理虧，便常在毛主席面前，替陳長捷說好話，請求寬大處理。最終，陳長捷于1959年被第一批特赦了。

在眾多國民黨戰犯中，有一個人被俘之后，可能不用等到特赦，只需要寫個悔過書，就會被釋放。可他脾氣倔強，嘴里喊著：

“毛澤東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級，周恩來是我老師兼入黨介紹人，劉少奇算我同鄉，林彪是我同學。這么多共產黨大官沒帶好我，要寫悔過書也該他們寫。”

此“囂張”之人，名叫文強。

在功德林里，文強除了不寫悔過書外，其余表現還是很好的。因為學習、勞動都很出色，文強先后當了學習、勞動組長。隨后的特赦名單中，均沒有文強。直到1975年，文強被最后一批特赦。至此，文強長達26年的“改造”生活，畫上了句號。

文強恢復自由后，寫了很多往事……文強是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因為文強的姑母文七妹是毛主席的母親，加之上中學時，文強和毛澤覃是同學，所以，文強和毛家很早就有來往。

1925年，文強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黃埔軍校第四期，和林彪成了同學。那時候，毛澤東在廣州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有一次，文強在講習所大門前遇到了毛澤東，并向其敬了個軍禮。

毛主席回了個軍禮，笑著對文強說：“小文長成大文了，考取了大學不去上，偏偏要進黑臭的黃埔軍校，由丘九（湖南方言“讀書人”）變成丘八（兵痞）了。”

那時，周恩來正擔任軍校代理政治部主任，他的弟弟周恩壽與文強是同期同科的同學，兩人是好友。通過周恩壽，文強認識了周恩來。1925年8月，周恩壽通知文強參加哥哥的婚禮。文強精心選的禮物是他親筆書寫的一幅“花好月圓人壽”書法，周恩來夫婦看后都說好。

不久，文強在周恩來的關懷指導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時，邵力子也介紹文強加入了國民黨。1926年3月，蔣介石在軍校下發指示，要求“跨黨黨員”只保留一個黨籍，文強選擇了退出國民黨。

北伐時期，文強跟隨朱德入川，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黨部組織科長。南昌起義失敗后，文強奉命返鄉待命。1928年2月，文強第二次入川，尋找黨組織。一個偶然機會，他碰到了黃埔軍校的同學，時任中共川西特委軍委書記的廖宗澤。在廖的幫助下，文強恢復了組織關系。

1931年，文強被叛徒出賣，在重慶被捕了。后來他被地下黨營救，恢復自由后，文強到四川匯報情況。令他沒想到的是，四川負責人正執行王明錯誤路線，認為文強有“變節”行為，于是，便給予文強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文強不服氣，結果等來的是升級處理——開除黨籍。

文強的遭遇，廖宗澤都看在眼里。當時，從革命隊伍中叛離的不少，廖宗澤就是其中一個。不久，“一二八”事變爆發，蔣介石向“黃埔生”發出“歸隊”的信號，這正好給了不甘寂寞的廖宗澤一個臺階下。

1935年，文強再次遇到了廖宗澤，此時的廖已經軍統局的人了。由廖宗澤引薦，文強見到了戴笠。此后，文強就在戴笠的手下“效忠”。1945年，38歲的文強被晉升為國民黨中將。據悉，文強是當時國民黨將領中，最年輕的中將。

1946年，戴笠墜機身亡，軍統內部逐漸“四分五裂”。文強決心脫離是非圈，主動提出要到湖南程潛的麾下任職。3月后，蔣介石突然通知文強到杜聿明手下當代理參謀長。臨行前，程潛與他談話：“你這次走，大概率要被俘虜。”沒曾想，一語成讖。

文強后來說，如果留在湖南，他肯定選擇起義。與文強有著類似道路的李覺鳴，也是因王明路線打擊而脫黨，在抗戰中，李覺鳴投身國民黨軍。湖南起義時，任湖南警察局長的李覺鳴毅然參加了起義。

還有一個類似道路的廖宗澤，與文強一樣被俘虜，廖宗澤于1971年病死在了獄中，文強則等到了最后一批特赦。之后，文強被安排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上班。

1983年，文強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1987年7月，全國政協休假團30多位政協委員，一起游覽磨鏡臺。時年80歲的文強顯得特別活躍，精神頭十足，看上去只有70歲出頭的樣子。據悉，文強見了人，不論認不認識，都愛主動微笑打招呼。

2001年10月22日，文強去世，終年9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