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光甫，1881—1976，原名輝德，字光甫，今江蘇鎮江人。民國時期中國銀行家、中國旅游業創始人。1909年畢業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1912年6月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1927年創辦中國旅行社。1936年3月，出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高等顧問。1947年任國民政府委員，主管中央銀行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1950年，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香港分行易名為上海商業銀行，在香港注冊。1954年定居臺灣。1965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臺北復業，任董事長。1976年卒于臺北。

上海銀行家陳光甫早年學徒時，就深刻地體會到，國際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扼殺了中國民族工商業發展，外貨之傾銷使中國農村經濟破產，因此有扶持中國工商業發展的愿望。

上海銀行創辦，適值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帝國主義各國互相殘殺，暫時放松了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侵略和壓榨，使我國民族工商業有了一個喘息的機會，我國民族資本銀行業亦相應地有了較大的發展。陳光甫抓住這一有利機會，把他在郵局的結盟兄弟楊銳甫、楊介眉拉入銀行，倚為左右手，依照美國辦銀行的辦法，銳意經營。他以“服務社會”和“輔助工商實業，抵制國際經濟侵略”為號召，以中小企業和廣大群眾為對象，以手續簡捷、服務周到為手段，以“人爭近利，我圖遠功；人嫌細微，我寧繁瑣”為方針，以中小企業和社會廣大群眾為對象，打破了當時中國銀行許多傳統陋習和官僚作風，博得了民族工商業者和社會人士的熱情支持，因而使銀行事業蒸蒸日上。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1912年創辦時，資本約10萬元，至1937年6月底，存款總額接近2億元，約占全國私營銀行存款總額的1/10。分支機構達100余處，遍及全國各主要大中城市。商業儲蓄已由初創時最小的一家一躍成為一個大型銀行，在民族資本銀行業中處于遙遙領先地位。商業儲蓄還經營外匯，在國外各主要城市均有代理銀行，是中國經營外匯業務的主要銀行之一，在國外頗著信譽。

陳光甫所以創辦上海商業儲蓄，目的是想擺脫官府的束縛，使銀行成為不受政府挾持的金融機構。他在創辦上海銀行時提出要“敬遠官僚，親交商人”的路線。他對于官僚勢力是反對的。他說過：中國內地對銀行無認識，有不令銀行出錢，將令何人出錢之想。法律與政治上皆不能保護。地方國政借款，多用威力強迫，本行甚至有被搶劫現款之事。蚌埠、徐州軍隊，每以無款發放伙食，召集商家開會，迫令銀行承借。稍推諉，即以饑軍行將嘩變，無法制止相要挾。充滿資本主義經營思想的陳光甫，對于官僚勢力當然是不滿意的，因為官僚主義限制了資本主義銀行的自由發展，因此他是支持蔣介石，同情革命軍北伐的。他全力支持依靠蔣介石的結果，是打碎北洋官僚枷鎖的束縛，又給自己套上了新的枷鎖，即南京國民政府的挾持。

北伐戰爭時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已與浙江興業、浙江實業銀行并稱為著名的“南三行”，陳光甫也在社會上嶄露頭角，成為江浙資本家頭面人物。1927年初，宋子文曾約陳光甫去廣東，并托貝淞蓀向陳轉告廣東革命政府方面的情況；同時美國金屬公司董事長向陳光甫透露，如果蔣介石建立政府，美國是會承認的。陳立即參與江浙資本家支持蔣介石的活動。3月下旬蔣介石到達上海，為準備發動政變和建立國民黨政府籌集經費，成立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指定陳光甫擔任主任委員。陳光甫對打著國民革命旗號的蔣介石也抱有幻想，但他不愿被卷入政治漩渦而影響自己的經營活動，便尋找借口，延宕觀望。“四一政變后，為建立南京政府，蔣委任陳為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委員等職。陳光甫見難以擺脫，僅接受了財會主任一職。在他任職期間，從上海銀錢兩業中為蔣籌措了數百萬元的墊款，以及發行“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建立起了經濟上對蔣介石政權的的支持作用。

陳光甫雖然參與了蔣介石政權的經濟活動，但他依舊為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著想。同年5月，蔣強制中國銀行繼續借墊1000萬元。該行未能按限期交付，蔣介石惱羞成怒，給該行橫加“阻礙革命有急附逆”的罪名，陳光甫運用職務關系，多方為之延緩，竟受到蔣“萬勿以私忘公”的警告，在他給蔣介石致函稿中指出“這等為軍閥之行為，令人寒心”。他抱怨歸抱怨，他就像下了重注押碼的賭徒，只能繼續跟隨支持蔣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