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紀昀早期資料保留不多，而筆者發現紀昀乾隆十九年殿試卷子完整保存在上海圖書館，殿試卷子中紀昀發表了對當時理學、官風、文風、士習等社會問題的看法，對于研究紀昀早期思想有較重要的意義。

筆者在上海圖書館查閱紀昀資料，發現了館藏乾隆十九年（1754）紀昀殿試卷子。原件尺寸47.8×13.5cm，經折裝。

首頁題：“應殿試舉人臣紀昀。”次頁題：“應殿試舉人臣紀昀，年三十一歲，系直隸河間府獻縣人，由原廩膳生應乾隆十二年鄉試中式，由舉人應乾隆十九年會試中式，今應殿試。謹將三代腳色并所習經書開具于后：一、三代：曾祖鈺未仕故、祖天申未仕故、父容舒仕存。一、習《書經》。”第三頁空白。第四頁題：“第二甲第四名，擬七。”第五頁始為正文。頁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正文末尾鈐“寶應劉啟瑞秘籍之記”（陰刻）、正文末左下角鈐印“合肥李氏望云草堂珍藏金石書畫之章”（陽刻）。卷底，有朱文大木記戳，文曰：“印卷官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臣塔章阿、儀制清吏司郎中臣德倫、儀制清吏司候補主事臣朱丕烈。”

收藏者劉啟瑞（1878～？），江蘇寶應人，光緒三十年進士，字翰臣，號韓齋。曾任內閣中書、侍讀。辛亥革命后，賦閑在京。而“望云草堂”則為另一藏者李經邁藏書室名。李經邁（1877～1938），字季皋，一字季高，號又蘇、澄園，安徽合肥人，李鴻章幼子。官至工部員外郎，光緒三十一年任駐奧地利公使，辛亥革命后，隱居上海。

清代殿試卷向存于內閣大庫[1]，羅振玉《集蓼編》載：“當戊申冬，今上嗣位，醇邸攝政，令內閣于大庫檢國初時攝政典禮舊檔。閣臣檢之不得，因奏庫中無用舊檔太多，請焚毀，得旨允行。翰苑諸臣因至大庫，求本人試冊及本朝名人試冊。……文襄俞焉，乃具奏歸部，……委吳縣曹舍人（元忠）、寶應劉舍人（啟瑞）司整理。”[2]可見宣統繼位后，張之洞曾委托曹元忠、劉啟瑞整理內閣大庫。由此可推知紀昀殿試卷子應即由劉啟瑞于此時得自于內閣大庫，復迭經李經邁等名家收藏，保存至今。殿試卷子可窺見紀昀的早期思想，按順序敘如下：

一、批宋儒

據《清實錄》記載，乾隆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殿試諸貢士于太和殿前，策題首先問曰：

天人合一之理，前圣蓋昭著言之。顧天日在人之中，而人不知。故先儒曰，天即理也。董仲舒以為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自宋諸儒出，于是有道學之稱。然其時尊德性、道問學，已譏其分涂。而標榜名目，隨聲附和者，遂藉以為立名之地，而大道愈晦。今欲使先圣先賢之微言大義，昭如日星，學者宜何所致力歟？朕敕幾毖治，蓋無日不奉天以乾乾。《五經》、《四子書》而下，濂洛關閩之學，亦嘗深究其源流，而微窺其得失矣。其粹言可以幾道者，可得切陳歟？[3]

乾隆的策題一方面肯定漢儒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思想，一方面又對宋儒有“尊德性”與“道問學”之分涂，即朱陸之爭，以及隨后“標榜名目，隨聲附和者”極為不滿，認為他們會使“大道愈晦”。可以說，措辭是比較嚴厲的。一向尊奉程朱理學的乾隆皇帝，這次所出考題中態度卻有些不同，明顯對宋儒有所保留。

紀昀則先對曰：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與董仲舒之言皆足相證也。此其理宋儒言之最詳，而宋儒爭之亦最力。其始也，各執意見；其繼也，各守師說；其究也，永成門戶，哄然佐斗，但爭口舌之利而與性命為無關，藉以為立名之地，而大道愈晦，誠有如制策所指也。

這段論述是能見到的紀昀關于宋儒的最早論述。紀昀首先引用張載《正蒙·太和》：“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4]的論述，指出宋儒與漢儒董仲舒在天道心性的認識，可以互相印證，肯定了宋儒在學術研究中是有貢獻的。繼而指出宋儒之弊在于一個“爭”字。“其始也，各執意見”，即策題所謂“標榜名目”者；“其繼也，各守師說”，即策題所謂“隨聲附和”者。正因為宋儒各執意見，各自講學，各有門徒，各守師說，而結果是“永成門戶，哄然佐斗”。既成門戶，便往往拋棄原則，徒作意氣口舌之爭，務使己說勝他說，“藉以為立名之地”，背離了學問的初衷，從而成為偽道學，使大道愈晦。紀昀向以批宋儒而聞名，然淵源于何時，無從查證。今觀對策，至少而立之年，已經對宋儒的門戶之爭有所批評。

繼而回答“今欲使先圣先賢之微言大義，昭如日星，學者宜何所致力歟？” 的問題。紀昀意見是：

夫學之是非，真偽而已矣，學之真偽，實得與不實得而已矣。不以隨處體認天理之法引之于踐履，不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之法默契其本原，不以常惺惺法時存其嚴畏，欲得其致力之道未之有也。

正如紀昀所言：“圣人之志，藉經以存，儒者之學，研經為本。”[5]所謂“先圣先賢之微言大義”，只能藉經以存，欲將“先圣先賢之微言大義”發揚光大，昭如日月，實際上是如何治經的問題？紀昀認為在于“實得與不實得而已矣”。如何實得？紀昀指出三條學者的致力之道。

紀昀《紀文達公遺集》

1、“以隨處體認天理之法引之于踐履。”

“隨處體認天理”是明代理學家湛若水為學之宗旨。他曾言：“圣學功夫，至切至要、至簡至易處，總而言之，不過只是隨處體認天理。[6]”所謂“隨處”，湛若水解釋說：“吾之所謂隨處云者，隨心、隨意、隨身、隨家、隨國、隨天下，蓋隨其所寂、所感時耳。”[7] “隨處體認天理”就是要求人在做人做事中隨時隨地實踐自己心中的道德之理。此種方法“引之于踐履”，即是要隨時隨地在躬行實踐中加以體悟先圣先賢之微言大義。

2、“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之法默契其本原。”

北宋理學家羅從彥提出：“愿中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8]強調以靜坐澄心的方式，默會喜怒哀樂未發前之氣象。李侗嘗從羅從彥為學，他曾言：“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羅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9]李侗按照羅從彥的指導，“講頌之馀，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在乎是也。”[10] “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之法”，可以體悟大本，此處是指對圣賢之學本質的體悟。

3、“以常惺惺法時存其嚴畏。”

北宋理學家謝良佐首先提出:“敬是常惺惺法。”[11]對后來的理學有很大的影響。所謂“惺惺”，朱熹注：“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12] “以常惺惺法時存其嚴畏”，即要求心中對圣賢之學常常保持為敬畏的狀態。

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

談到“致力之道”時，自稱為“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13]的紀昀卻并沒有指以乾嘉學派治學的方法，而是提出用理學家治學修身的隨處體認天理、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常惺惺法等方法來“引之于踐履”、“默契其本原”、“時存其嚴畏”，多少有些令人意外。但仔細分析，其中還是對理學家的治經表達了不滿。所謂“引之于踐履”，與袁枚《與薛壽魚書》所言：“夫學在躬行，不在講也。”[14]同義，是對理學家治經好空談心性，但爭口舌之利的反撥。清代“五經傳注用宋學”[15]，而治經若要“默契其本原”，則必須不為理學諸家注疏所惑，直接回歸對原典的體悟，以恢復經學本來的面目。這與顧炎武“教學者脫宋明儒羈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經。”[16]同出一轍而較委婉。也與晚年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借讀書之狐提出：“圣賢言語本不艱深，口相授受，疏通訓詁，即可知其義旨，何以注為?”[17]一脈相承。關于“時存其嚴畏”，則應該是表達了紀昀對士人不讀經的擔憂。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卷十六“三場”提到：“今則……不過于《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幸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18]批判的就是八股科舉中士子考試只需記誦百十篇成文，句模字擬，即足應付考試，于本經反而不讀的現象。紀昀在殿試后所作《送姜白巖南歸》詩中亦有云：“降及制藝興，估畢（代指讀書）取圭組（代指官爵）。雷同事剿說，六經成敗楮。”[19]與顧炎武所言一致。說明紀昀也是看到八股科舉導致士子投機取巧，本末倒置，完全喪失了對經典的重視和敬畏，故在此強調要“存其嚴畏”。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

繼而紀昀曰：

至我皇上，天縱圣明，遙傳道統于宋四子之書，沉浸往復，擷其菁英而抉其窔奧淵源，心得之處，殆非愚賤所能窺，而以學者之用功言之，于周得主靜立極之要，于張得乾父坤母之心，于程朱得主敬存誠之大旨，亦庶乎不眛所往矣。

這是針對乾隆所問“濂洛關閩之學，……其粹言可以幾道者，可得切陳歟？”所作的回答。紀昀首先指出乾隆“遙傳道統于宋四子之書”，承認了宋四子周、張、程、朱的正統性。繼而先謙言皇帝心得非己能窺，但指出周敦頤理論核心是主靜，張載講“乾父坤母”、“民胞物與”，程朱則主張“主敬存誠”，紀昀認為掌握這些精義即可，其中隱含著對理學不必亦步亦趨，口誦心惟的態度。

二、教民者須正己

乾隆策題又問曰：

朕臨御十九年于此，勤勤求治，罔敢暇逸。而民風未盡淳，俗尚或即于偷者，其咎安在？……所與朕共理天下者，內而公孤卿士，外而牧民長伯，皆儼然臨于民上。而或者視自治、治人為二事，毋乃閡于理而暗于事歟？深宮燕閑之地，朕弗敢康，所賴以輔予治理，左右有民者，其省身克己之道何若？[20]

此處問了兩個問題。一個是皇帝勤勤求治，而民風卻未盡淳，俗尚或即于偷，其咎安在？二是不滿于官吏 “儼然臨于民上。而或者視自治、治人為二事”，故問其 “省身克己之道何若？”

紀昀對曰：

臣聞先儒言，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網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事之樞紐。《書》所謂：“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者也。故董仲舒論正百官萬民之道，其本在正心，豈徒責諸南面者哉？凡有治民之司者，均恃此道耳。我皇上以格致誠正之功，躋修齊治平之業，正其本而萬事理，已久致夫時雍風動之盛矣！而睿念周詳，復以民風未盡醇，俗尚或即于偷為慮。董仲舒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賈誼亦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為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故教民者必先有內省克己而后以身化民，民無不動。古之賢者如王彥方之流，能使盜牛之人改而守絹，彼豈有刑罰政令之相迫哉？感之以德，而有以生其愧也，況圣天子所命以整飭風俗者哉。故民者，至愚而至神，至柔而不可刼制者也。養之以廉則知敬、撫之以仁則知愛、御之以公則知服、致之以誠則知格。正己之功而號令條約皆其末矣。

關于第一個問題，紀昀引用董仲舒所言：“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的話，顯然是將“皇帝勤勤求治，民風卻未盡淳”的原因，歸咎于師帥不賢，他們沒有發揮好皇帝與百姓之間“承流而宣化”的作用。繼而又引賈誼《陳政事疏》中所言：“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為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這是繼郡守縣令之后，又批判了具體執行工作的俗吏。對于賈誼此句，王先謙在《漢書補注》中引周壽昌言曰：“刀筆以治文書，筐篋以貯財幣，言俗吏所務在科條、征斂也。”[21]俗吏光知道科條、征斂，是做不了好官的，然而如何才能做好官呢？紀昀提出：“教民者必先有內省克己而后以身化民。”簡言之就是要以身作則。又舉東漢的王彥方事跡為例，認為他是“內省克己而后以身化民”的典型，據《后漢書》卷八十一《獨行列傳》記載：“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后有老父遺劍于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22]紀昀將這個故事概括為“使盜牛之人改而守絹”，作為官民關系的生動例證，說明民之好壞與官之道德直接相關，以回應自治、治人非為二事，實為一事。

紀昀還將好官之標準具體化為四方面：一曰廉、二曰仁、三曰公、四曰誠。官正則民淳，教民者若能做到廉、仁、公、誠，百姓自然就會相應做到敬、愛、服、格。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經常會批判貪官污吏，并常常被人征引，卻沒有提到做好官的標準是什么。殿試對策恰恰彌補了這一點，廉、仁、公、誠這四條，就是紀昀心目中的為官標準。

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

三、改文風，責在司衡

乾隆策題又問曰：

朕于場屋之文，屢諭以清真雅正，俾知所宗尚久矣。乃者或逞為汗漫之詞，徒工綺麗，甚至以漢唐詞賦，闌入其中，律以大雅之言，甚無當也。……司衡之去取，其可不黜華崇實，以加之厘正歟？[23]

乾隆提倡八股科舉要保持“清真雅正”的文風，但偏偏總出現“徒工綺麗”之作，此題因問司衡者如何厘正？

紀昀對曰：

制策又以國家取士者，首重制藝而深慮文體之浮靡。臣聞張子曰：“文以載道也。”故劉勰之撰《雕龍》也，首曰《原道》、次曰《征圣》、次曰《宗經》，可謂知立言之本者也。宋張方平曰：“今之設科，專取詞藝，士惟道義積于中，英華發于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觀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復何觀焉?”我國家文治之隆，古無倫比，極盛之下，容有流為冗長輕靡者。夫箏笛不可以諧雅樂，綺羅不可以為深衣，劉克莊之說也，命曰經義而雜有詞賦可乎？下筆不能自休，班固之所以譏傅毅也，意竭詞盡而支離漫衍可乎？宋仁宗時進士多鉤章棘句，浸失渾厚，歐陽知貢舉痛裁抑之，一時澆薄之士如劉幾、蕭稷皆被擯斥，一時物論頗不平，而文體自是亦變，崇雅黜浮，修之力也。文之體裁在司衡者轉移之耳，又何患積習難除，不足和聲而鳴盛耶？

對策緊承策題，首先指出“文以載道”乃立言之本。繼而談制義浮靡表現為兩個方面：一者，制義中雜以詞賦，徒工綺麗，甚屬無當。并引劉克莊“箏笛不可以諧雅樂，綺羅不可以為深衣”[24]之說為例，意在說明文各有體，不可以雜，以證其非。形象地解釋了策題中“甚至以漢唐詞賦，闌入其中，律以大雅之言，甚無當也”的結論。“文各有體“是紀昀一以貫之的觀點，其《丙辰會試錄序》云：“文章各有體裁，亦各有宗旨，區分畛域，不容假借于其間。”[25]《耳溪文集序》又云：“故詩文各有體裁，亦各有難易。杜子美之詩才而散文多詰屈，皇甫湜、李翶之文筆，而詩皆拙鈍。才有偏長，殆不可強。”[26]今可知在殿試卷中已經含蓄表達了此種觀點。二者，為制義行文之支離漫衍。借班固譏傅毅“下筆不能自休”[27]之例，批評行文冗長，缺少剪裁的科場行文之弊。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厘正文體的辦法則要靠“司衡者轉移之”，紀昀列舉歐陽修力擯眾阻，改革太學體文風，劉幾、蕭稷皆被擯斥，雖然遭到一時物議阻力，最終成功改變文風的實例，得出頗為自信的結論：“文之體裁在司衡者轉移之耳。”

這種思想是有道理的，聯系紀昀一生“四度執文炳”的經歷看，證明其結論非托諸空言，他的文風影響士子甚巨，清張大鏞《鹿樵自敘年譜稿》中自記：“（嘉慶七年）三月會試，頭場與吳棣花廷琛同號。首題‘為人君止于仁’四句，次題‘道之以德’一節。據棣花云，此二題場前皆有擬作，但系揣摩朱石君先生風氣，今主司系紀曉嵐先生，首藝須另作矣。”[28]舉子因考官是紀昀，而棄首藝另作。這一生動具體的例子，可見紀昀對文風的影響。門人陳鶴《同年祭曉嵐先生文》評價紀昀：“乃操衡鑒，狂瀾是障，文各有體，不哤乃昌。毋有掇拾，毋有竊攘，廓清之功，如古歐陽。”[29]堪稱是對紀昀作為司衡者的最佳總結。

四、端士習

策題問曰：

士習之不端，由于士志之不立。……居家或不免武斷之習，應試或尚懷干進之私。浮薄流傳，竟相仿效，士習將何由而正乎？……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其貢入成均者，宜何如其陶淑而樂育之，無俾虛縻廩餼歟？師儒之官，教化所出，鄉、國學中，皆于下第內采其遺珠，，畀以秉鐸。將內則陳敬宗、李時勉，外則胡瑗之蘇湖教法具在，或亦有用以端飭士習者歟？[30]

策題問如何端正士習，連帶問及學生的教育方法問題。紀昀對曰：

制策又以民俗之厚薄，視乎士習之淳漓，而問所以端飭士習之術。臣聞古者之教士也，初游于小學而踐小節焉，見小義焉。其在鄉則閭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而以仕而歸者為之師；其在國則師氏教以三德三行，保氏教以六藝六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故一時之風俗人心莫不敦龐純固，不見異而遷焉，學校力也。后世古法既不可復，所存惟國學及府州縣學，所以教之亦不如古人之詳且密，故士習亦往往不及于古。圣朝涵育之澤，百馀年矣，橫經之士習安教化，遠勝前代。漢之黨、晉之放弛、唐之乞索、宋之強橫、明之門戶，今皆無有也。間有一二不肖之輩，不過居家不免武斷之習，應試尚懷干進之私耳。夫為暴鄉里，學校之敗類也。富貴利達之心，賢豪或不免焉。不知平生之志不在溫飽，王曾所以為名臣也。明經而拾青紫，教子而擬籯金，王應麟已深斥其非矣。此由于立志不高，故制行也不潔；信理不篤，故操心也不堅。非勉以切實之學不足以制其浮薄也。司馬光謂文章不如德行，文章之中詞藝又不如經術，洵至言哉。比者特簡各省拔貢，又取舉人之明通者任教職，師儒之道彬彬焉盛矣。誠示以向方，安在無陳敬宗等其人哉？之四端者，我皇上誠圣學已精而求精，治功已懋而求懋。則接千古之心傳者，協乾坤之撰；感萬民之于變者，操風化之源。以正文體，則經術正而大道明；以端士風，則至教行而名臣輩出。國家無疆之業，比美于唐虞矣。

對策首先對比古今學校的作用。提出古者學校教育的作用顯著，今之學校數量既少，教之亦不如古人之詳且密，故而士習今不如古。此種觀點片面與否姑且不論，但能看到學校教育的重要性，則是應予肯定的。

繼而分析士習不端的兩種表現。一是居家不免武斷之習，為暴鄉里者。此類人屬于學校之敗類，無需多言。二是應試尚懷干進之私。對此等人紀昀沒有一味批判，先退一步承認此心“賢豪或不免焉”，體現了紀昀盡人情處。接著談了兩個志向高遠者的例子。一是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壬寅科狀元王曾，宋魏泰《東軒筆錄》載：“王沂公曾青州發解，及南省、廷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儀筠為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吃著不盡。’沂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31]一是王應麟，王應麟曾在《困學紀聞》中言：“明經而志青紫，教子而擬籯金，孰知古者為己之學哉？”[32]紀昀借此兩例說明“尚懷干進之私”原因是立志不高，信理不篤，解決的方法是需要“勉以切實之學”。何謂“切實之學”？紀昀隨即引北宋司馬光所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后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詞采。”[33]認為此為至言，可見“切實之學”即指要修德行和治經術等務本之術而言。

宋魏泰《東軒筆錄》

至于學生的教育方法，紀昀說的較簡略，大致是稱贊乾隆“特簡各省拔貢，又取舉人之明通者任教職”，既然選用了優秀的教師，相信其中會涌現出如明代陳敬宗式的教育者。結尾不忘頌圣，則是對策的常見套路。

《紀文達公遺集》收有紀昀乾隆十二年順天鄉試所作《擬賜宴瀛臺聯句并錫賚謝表》（卷六）、《誠五常之本百信之源也論》（卷七）兩篇文章，以及乾隆十九年會試所作《擬修葺兩郊壇宇及先農壇告成謝表》（卷六）。唯獨缺少紀昀殿試卷子，多緣殿試對策存于內閣大庫，難得一見，故不曾收錄。經歷過近現代的滄桑巨變，完整保留至今，誠為難得。紀昀在殿試卷子中的亦闡述了對理學、官風、文風、士習等社會現實問題的意見，引證精到，論說嚴密，對于研究他的早期思想是難得的第一手文獻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