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韓國“申遺”話題引發了廣泛討論，成為社交媒體上的焦點。

5月27日，關于黃豆醬和醬油起源的爭論迅速登上微博熱搜，引發網友們的熱烈討論，一時間，韓國“抄襲中國文化”的指責聲不絕于耳，甚至有網友戲謔韓國立志要“抄遍中國的熱點文化”。

隨著事情的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是介入其中，他們要求韓國提供五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千年傳承證明，并進行徹底的文化溯源調查。

那么韓國究竟能否證明這些文化遺產的來源？文化歸屬之爭又將如何展開？

韓國口中的食物產權

這場風波的引起，最先攪動我們味蕾上的記憶還是餃子，餃子作為中國擁有兩千多年歷史、承載著無數團圓與祝福的傳統食物，一直都是中國人血脈里的文化符號。

可誰能想到，韓國CJ公司卻在美國、日本、韓國本土乃至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多方申請餃子的外觀專利，這一手操作，無疑是試圖從法律層面斬斷餃子與中華飲食文化的深厚連接。

這讓人不得不問，難道幾千年的歷史傳承，真能被幾張紙的專利申請輕易改寫？

要知道，從山東滕州春秋墓葬里那些形似餃子的實物，到唐宋文獻中清晰記載的“角子”，餃子的演變脈絡在中國歷史中是清晰記錄的，餃子早已不僅僅是裹了餡的面食，更是春節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物，它是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試圖將這樣一個根深蒂固的文化印記，用專利的手段據為己有，可以看出韓國的意圖確實不一般，可這件事過后，韓國并沒有停下腳步，反而又將目光對準了將油和黃豆醬的起源。

韓國方面聲稱自家制醬史可追溯至公元七世紀，并積極為其所謂的“獨特貢獻”申請非遺。

可中國這邊，來自長沙馬王堆漢墓、兩千一百年前的豆醬壇子赫然在列，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中，更是詳細記述了比韓方所謂最早文獻早了足足六百年的“豆醬清”工藝。

要知道，這些鐵證如山的歷史物證和文獻記載，任何一樣都要比韓國他們的說辭更加有分量。

更讓人恥笑的是，韓國方面在申遺材料里，不僅生生給自己家的醬料歷史“增壽”三百年，甚至把十六世紀才從美洲漂洋過海傳到朝鮮半島的辣椒，硬塞進“傳統”制醬工藝里去充門面。

這還沒完，他們甚至還曲解《齊民要術》，將這描繪成新羅的神秘配方，可是別忘了，中國在戰國時期就已經成功馴化了黃豆，這本身就讓某些關于起源的敘事顯得多么蒼白無力。

就連日本文化廳都曾公開指出，近二十年來，韓國部分申遺項目在歷史信息的呈現上，存在著刻意調整的嫌疑。

從這些種種，再聯想到他們曾指責中國朝鮮族制作石鍋拌飯的技術是“文化侵犯”，這一系列操作，目的注定不會是單純的。

儀式與技藝的歸屬

食物之外，節日與習俗也沒能幸免于這場較量，2005年，韓國成功將“江陵端午祭”列入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事可不小，直接成了中韓之間持續至今的文化爭議點。

自從那時之后，中韓兩國僅因非遺項目重疊引發的大規模爭議就高達數十次，光是2023年一年，就有五項出現了歸屬糾紛。

中國的自貢彩燈技藝，名揚四海，卻也被指經過韓方的“改造”，搖身一變成了“燃燈節”進行申遺，這不是簡單的巧合或相似，而是在原有基礎上進行某種程度的“韓式化”包裝，再拿到國際舞臺上去宣稱主權。

這種做法，讓原本跨越國界的文化交流，變了味道，還有中國河姆渡遺址出土的七千年榫卯結構，那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結晶，體現了高超的木工技藝。

據稱，這古老的榫卯也被韓國改頭換面，以“大木匠與木結構建筑藝術”的名義成功申遺，申報影像中，斗拱結構與山西應縣木塔的相似度之高，這難道是無師自通，還是某種程度的“參考”，還是復制呢。

更有甚者，傳聞韓國利用先進的3D打印技術復制中國戰國時期的青銅器，再通過人工手段制造出“千年銹跡”，企圖魚目混珠，蒙混過關。

近期，中國的青銅器紋樣、燃燈構造以及傳統面具圖樣，都被中方作為涉嫌“文化挪用”的具體項目，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了證據，而這些證據，指向的是一種系統性的行為，而非偶然的文化碰撞。

韓國精心策劃的“文化狩獵”

這些現象絕非孤立的星星點點，而是構成了一幅清晰的“文化狩獵”圖景，一些評論者就是這樣形容韓國在這方面的系統性策略的。

他們的手法可謂五花八門：既有把別國的文化元素拿來，打上“韓式”烙印后推向國際，也有利用現代科技手段，比如3D打印，去“復制”甚至“再造”歷史的痕跡，目的就是為了提高申遺的成功率。

他們補貼開設各種傳統技藝的“速成班”，請來國際知名的專業團隊，就是為了申遺項目制作宣傳片，巧妙地將“民族傷痛記憶”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以期打動評審的心。

同時，他們也在積極開展“文化外交”，拉攏柬埔寨、菲律賓、越南等國家，聯合起來為拔河這樣的項目申遺，編織一張龐大的國際支持網絡，這背后是清晰的戰略意圖和精密的執行。

驅動這場文化“競賽”的，不光是看似虛無縹緲的民族自豪感，更有白花花的銀子帶來的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

要知道，一旦成功列入非遺名錄，對相關產業來說簡直是拿到了一張金字招牌，帶來的年均增長率能輕松超過兩成，以韓國安東河回村為例，自從他們的儒學書院申遺成功后，游客數量從每年10萬直接上漲到了80萬。

這種經濟上的增加或許就是最核心的解釋，也是為何韓國對文化遺產申報表現出如此狂熱的激情，甚至不惜在某些歷史細節上進行充滿爭議的“優化”或“增補”。

中方的反擊

面對接踵而至的挑戰和挑釁，中國選擇了不再沉默，中國文化遺產鑒定中心等專業機構開始行動起來，他們系統性地梳理各種文獻史料、實物遺存，認真追溯傳承的脈絡，拿出了包括137份證據材料在內的詳盡報告。

這份報告，直接指向了韓國申報成功的五個非遺項目，明確指出韓國方面涉嫌“文化挪用”，涉及的正是那些備受爭議的青銅器紋樣、燃燈構造及傳統面具圖樣等。

這些鐵證的提交，促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采取了一個相當罕見的行動，他們向韓國發出了明確的指令，要求其在短短的45天內，為這五個被指認的項目提供能夠證明其千年傳承的確鑿證據，并且要徹查其文化溯源的清晰脈絡。

這份措辭嚴厲的“最后通牒”，無疑給韓國相關機構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也為這場曠日持久的文化歸屬爭議注入了新的、充滿變數的發展動力。

同時中國正積極推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調整非遺申報的標準，大力提議將“歷史淵源”作為核心評判指標之一，這一倡議直接指向以往評審中可能存在的偏頗，比如那些過分側重“活態傳承”，卻相對忽視“歷史溯源”的。

其中的主要核心目標，就是要從制度上提升申遺機制的公正性和嚴謹性，從根本上堵住那些企圖通過斷章取義、甚至篡改歷史的方式來謀求申遺成功的后門。

中國近期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相關機構中當選主席國，也被外界普遍解讀為一個積極信號：中國正在國際文化遺產規則的制定中，爭取并獲得更大的話語權。

與此同時，中國自身也在加快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申遺步伐，我國開始整合像“中國釀造醬文化”這樣具有廣泛基礎和豐富地方多樣性的項目，進行整體打包申報。

同時審批機制也在改革，比如允許專家直接提案，而非僅僅依賴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動，目的是改變過去單一的模式，避免重演像“暖炕技術”那樣，因為未能及時申報而被他國搶先注冊的遺憾。

結語

中韓這場圍繞文化歸屬的爭論，并非只在兩國之間動蕩，它在韓國國內也引發了不同的聲浪，一些韓國媒體將這些描繪成中國的“文化霸權”，或者辯解說兩國文化自古相近，相互共享本就無可厚非。

但在私下里，也有一些韓國學術機構不得不承認，不少申遺成功的項目，它們真正的文化根源確實是在中國，只不過是韓方“下手早”、動作快罷了。

參考信源

“央廣網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官方賬號”——（中國首次當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0年《公約》締約國大會主席國）

“河南廣播電視臺大象新聞官方賬號”——（韓國將黃豆醬和醬油申遺，比中國晚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