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率低代表著消費意愿，可支配收入代表著消費能力。

財信最近發表了一篇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盧哲的分析報告，標題是《基于38國的比較，我們的居民部門有錢不愿意花嗎？》。他們對比了38個有可比數據的國家，得出一組數據：2022年我們的消費率僅為37.2%，居民消費率等于居民消費支出比上GDP，這個數據比38個國家的平均水平低了16.6%。

然后他們把居民消費率拆解成6個因素，逐個進行對比。這6個因素里。

第一個因素是消費傾向，另外5個是收入因素，包括初次分配環節的勞動報酬、營業盈余、財產凈收入，以及二次分配環節的居民繳納所得稅和財產稅、除納稅外的轉移凈收入。

消費傾向是影響消費率的重要因素，也是一個可衡量的數，等于居民消費支出比上居民可支配收入。2022年我們的消費傾向是62%，而38個國家平均是92.3%。也就是說我們掙100只花62塊錢，對比的這些國家掙100花92，基本掙多少花多少，沒有攢錢這一說。

我們消費傾向低，主要受幾個因素影響：房地產、文化傳統、社保不完善、投資重于消費的發展路徑。當然，我按照2024年的數據重新算了一下，消費傾向這個數據已經增長到了68%，至少從數據上看，比2022年要好一點。

再看可支配收入。2022年，我們的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為60%，略高于38個國家平均水平的58.2%。這是一個和體感有出入的數據，主要是分配不均的問題。初次分配收入占GDP比重61.4%，低于38國平均的63.2%，主要是財產凈收入偏低，其他收入并不低，比如勞動報酬加營業盈余，說明我們的資本市場相對來說還是不給力。

二次分配收入，也就是居民轉移凈收入占GDP比重為 -1.4%，高于38個國家均值 -5.0%，主要原因是個人所得稅和財產稅負擔較輕，這主要是因為我們是以間接稅為主。

這么看下來，我們是消費傾向低，賺100只花62，同時可支配收入并不低，60%比38個國家的平均水平還高那么一點點。那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屬于有錢不愿意花，有消費能力，但沒有消費意愿呢？實際上不是這樣的。

我們之前反復說過，簡單講就是如果把我們看成一個整體，居民部門確實有錢。但從招商銀行私人銀行和金葵花的數據看，這些錢集中在了很少一部分人手里，差不多2%的人占了80%的財富。

這部分人現在拼命往銀行存錢，他們確實屬于有消費能力，但沒有消費意愿。同時剩下98%的人屬于有消費意愿，但沒有消費能力。東吳證券經過非常嚴謹的分析，給出了一個大家都知道的結論，歸根結底就四個字：貧富差距。

他們給出的解決辦法是加稅，給富人加稅，然后轉移支付給中低收入群體，促進整體的消費支出。且不說具不具備可操作性，即便實施，以我的認識，影響可能也會非常非常有限。其實這個問題在我看來幾乎無解，有形的手沒有辦法，只能交給時間。讓房地產再降，降到沒有人在談論房子的時候；讓新生人口也降，降到大家意識到不用再去卷教育了；讓農村逐漸自然消失，消失到所有人都被圈到城市里。慢慢大家就會意識到，人生在世，短短幾十年，怎么開心怎么來，怎么舒服怎么來的時候，消費就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