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是海外收藏中國書畫的重鎮，收藏中國書畫已有100多年歷史，通過這一傳統積累了無與倫比的書畫珍品，包括傳為閻立本所作的《歷代帝王圖》，北宋趙佶（宋徽宗）《搗練圖》《五色鸚鵡圖》，南宋陳容《九龍圖》等。展覽“龍之國的傳說”專門從這些杰出的收藏中汲取靈感，匯集150多件可追溯到4世紀至14世紀的精美藝術作品。這些極其罕見和脆弱的作品中有許多以前從未在公共場合展出過。

《龍之國的傳說：波士頓美術博物館藏唐宋元書畫》， 吳同 著，田謐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龍之國的傳說：波士頓美術博物館藏唐宋元書畫》由這一展覽擴展而成，圖版卷完全收錄153幅展出書畫的高清彩圖，并配上80幅其他館藏以供讀者參考。解說卷由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東方部長吳同選編、撰敘，詳細介紹了畫作。

>>內文選讀：

與古為徒

中國可將世上最古老、綿延最久的繪畫傳統算為自己文化遺產的強項，那是一段超過2500年用紙或絹作畫的歷史。如果將古文獻的記載和近現代考古發掘的壁畫遺跡包含在內，則這份遺產甚至可追溯至上古時代。后世藝術家對古代大師的尊崇，以及對書畫古典風格的傳承與革新，正是其綿延不絕的典型特征。中國現存最早的畫論出現于5世紀，大概比存世最早的歐洲畫論——阿爾伯蒂的《論繪畫》，要早一千年。謝赫（活躍于5世紀晚期）強調在摹寫古代繪畫時，要將傳神作為六法中的一法，而非單純模仿形式（“傳移模寫”）。以此一歷久不衰的中國式描摹方法，來捕捉古代杰作“氣韻”，恰是古畫得以留傳的一大原因，許多古典風格在今日只能經由歷代的臨摹本得窺豹一斑。

中國的鑒賞家將古代繪畫稱作“古畫”。這個詞里，“古”意為“古代”或“古典”，在其他情況下，也被廣泛引申為“上古”——同時具有歷史和神話意味的過去。但中國繪畫傳統的延續性，并不僅僅依賴對古代繪畫的描摹，或是對古代的無上尊崇。它是幾種文化力量錯綜交織而出的結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繪畫與書法藝術的密切關系，書法是中國獨特的書寫體系，至少可追溯至商代（前17至前11世紀）。作為一種藝術形式，中國早期的鑒賞家給予書法最高的評價，他們由書法的用筆上領會到繪畫的筆法。書法風格與技法的發展變化，對繪畫的審美觀念有著極大的影響。在宋徽宗在位時期（1101—1125），詩、書、畫被視為“三絕”，這合三絕為一的藝術表達形式，至今仍是中國對世界藝術史所做的最具代表性的貢獻。書法與繪畫筆法的相互交融孕育了文字與圖像的聯姻，山水畫中初現近似抽象的皴擦。

在繪畫的許多傳統與風格中，“與古為徒”這種說法可以追溯至更早的文化淵源，其中最古老的莫過于中國本土信仰的祖先崇拜，這可從前2000—前1000年間的青銅時代的禮器和祭祀禮儀中看出。這種對過去的宗教般的崇敬，植根于對宗族家庭的效忠，“古”的觀念也由此演進為儒家重視的孝道。

構筑“古”的權威的第三種因素，來自中國人對歷史更迭的篤信。在漫漫歷史長河中，中國經歷了疆域版圖的擴張與分裂，朝代政權的興衰更替，帝業江山的得失與孤立。統治者的腐敗與無能使天命落空，而“中國”（位居四方之中的國度）本身，在長年經受游牧民族侵入的情況下，既吸收也同化了這些異族文化。為了理解這種變遷交替，并促進對本族的認知和文化傳統的共享，中國的帝王和思想家試圖尋求一個制高點——一個被懷念的時代，就是回歸各種被理想化過的“黃金時代”，這個時代就被稱為“古代”（古時候的朝代），它的和諧與開明秩序為下一個歷史輪回的運轉提供了先例。在哲學、經綸和藝術中，君、臣、賢、達，詩人、畫家，無不通過回望這些古代來求索依據、啟迪和指引。

繪畫有助于傳播帝王政令。9世紀的鑒賞家張彥遠（815—907）已察覺到有些古代的畫卷和宮殿的壁畫就成為政權的教化象征。這種官方藝術“完善了圣賢的教化，也有助于闡釋倫常綱紀”。閻立本（601—673）便是創作此類畫作的名家，他是唐代開國統治者之一——唐太宗（626—649年在位）朝廷的重臣及御前肖像畫家。本館藏的《歷代帝王圖》傳為閻立本所作，這件作品正屬于張彥遠所記載的這種類型。它是所有美國收藏中年代最早的中國手卷，也是現存唯一一件為宮廷道德教化而描繪古代圣賢與帝王的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