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立后，如何認識隋朝的歷史地位成為當時亟待解決的課題。透過《隋書》，我們得以窺見唐人對漢唐間歷史發(fā)展的思考。

原文|《隋書》：展現(xiàn)唐人對歷史的認識

作者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李林澤

圖片 |網(wǎng)絡

《隋書》的修撰

修撰《隋書》是唐人的共同意志。武德五年（622年），高祖下詔修六史，命封德彝、顏師古負責隋史，是為《隋書》修撰之緣起。然數(shù)載未成，間有中斷。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六史改為五史，由魏徵繼續(xù)負責隋史修撰工作。至貞觀十年（636年），共修成五十五卷，即今本《隋書》帝紀、列傳部分。又增補志書三十卷，題名“五代史志”。由長孫無忌于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單獨覲呈，后附于《隋書》，是為《隋書》十志。《隋書》的修撰工作跨越三十余年、歷經(jīng)三代皇帝而未棄絕，體現(xiàn)了唐人對認識和解決漢唐間歷史發(fā)展問題的迫切需求。

《隋書》在唐初官修史中具有特殊地位。《隋書》的修撰規(guī)格遠高于同時期修撰的梁、陳、齊、周諸史。在權責劃分方面，諸史多由秘書郎、中書舍人分領要務而后魏徵“總加撰定”，唯《隋書》由魏徵親自督撰。在修撰機制方面，《隋書》先后由重臣魏徵、令狐德棻、長孫無忌領銜，并匯集了褚遂良、于志寧、顏師古、孔穎達等一批知名學者負責具體內容的修撰。在史書體例方面，五史初撰皆未有志，惟《隋書》后續(xù)增補十志，擁有五史中最完備的史書體例。在史料取材方面，鑒于前人王劭所著隋朝史事“不足觀采”，魏徵等人廣搜著述、參校比勘、擇眾而從。在修撰過程中，還多次親訪孫思邈等隋朝舊臣核檢遺漏，最大限度保證《隋書》記載的可靠性。通過一系列的保障舉措，《隋書》的修撰質量可稱上乘。清人趙翼曾給予《隋書》“文筆嚴凈”的評價，足見后世對《隋書》的認可。

唐人對隋朝歷史的思考

《隋書》高度評價隋文帝的統(tǒng)一南北的歷史功績。在唐人看來，魏晉南北朝時期走向統(tǒng)一的趨勢并不明朗。正是隋文帝戡定內亂，平定齊、梁、陳等一系列政治行為，才使南北進一步分裂的趨勢得以扭轉，奠定了南北走向統(tǒng)一的預期。故史臣在《隋書》的文帝本紀末尾贊曰：“職方所載，并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周人、齊人、梁人、陳人之間身份隔閡被打破，代之以統(tǒng)一的隋人。隋朝統(tǒng)一的國家疆域被唐朝所繼承，重視和強調“大一統(tǒng)”亦成為唐人思考歷史發(fā)展問題的落腳點。

《隋書》關于隋亡的表述是唐人對“近代史”的反思。隋朝在文帝治下統(tǒng)一南北，卻在煬帝手中迅速崩塌，興亡之間引發(fā)了唐人對歷史的思考。《隋書》將隋煬帝的過失作為“取鑒”的主要內容。在客觀層面，書中大量列舉煬帝暴政所造成的災難；在主觀層面，渲染煬帝治下社會失序的混亂局面。《隋書》將隋煬帝作為隋亡的主要原因，強調皇帝個人欲望與國家治理之間的密切關聯(lián)。從“人事”的角度反思和總結“大一統(tǒng)”國家的治理經(jīng)驗，是唐人思考歷史問題的另一個側面。唐人還將隋亡的思考納入秦漢至隋唐“大一統(tǒng)”國家框架下進行論述。《隋書》“史臣曰”指出“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唐人認為秦隋的衰落具有共通性，唐繼隋興與漢承秦起多有共同之處。超越南北朝時期的紛擾，將唐朝的歷史地位直接與漢朝相比，顯示出唐人的開拓氣象。秦漢隋唐之論，是唐人認識自身歷史地位，思考漢唐間歷史發(fā)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唐人關于隋亡的思考帶有因人論跡的色彩。《隋書》頌揚文帝、貶低煬帝，對二者的共有行為也給出不同評價。如二者皆濫用民力，《隋書》對文帝的行為加以美化，而斥責煬帝視萬民為草芥。忽視了二者政治行為內在的一致性，有以論帶史的客觀局限性。由于《隋書》承擔著許多政治性命題，這種局限亦是唐人在現(xiàn)實政治利益糾葛下思考歷史發(fā)展問題的必然。

唐人對三百年歷史發(fā)展的總結

《隋書》還承擔了唐人總結漢唐間三百余年歷史文化的訴求。《隋書》十志即禮儀、音樂、律歷、天文、五行、食貨、刑法、百官、地理、經(jīng)籍十門。諸篇綜述梁、陳、齊、周、隋五代的典章制度，體例明確，結構清晰，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南北朝后期的時代特點。《通志》評價“隋志極有倫類，而本末兼明”。其中，《經(jīng)籍志》在《隋書》十志中最具歷史意義，反映了唐人對漢唐三百年余年學術發(fā)展的思考。《經(jīng)籍志》按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類著錄歷代文獻，是西漢之后最大規(guī)模的文獻整理成果，奠定了后世目錄文獻的基本框架，是唐人理解漢唐間歷史發(fā)展的又一著眼點。

《隋書》十志體現(xiàn)了唐人的古今“貫通”意識。在修撰體例上，《隋書》十志分類總結南北朝以來典章制度，而不拘泥于一代之制度得失，是西漢以后志書最重要的總結成果。在典制沿革上，許多論述突破了“五史”框架而上溯至魏晉時期，將反映前人觀點的著述、論點納入其中，體現(xiàn)了貫通古今的歷史思考。在沿革表述上，《隋書》十志綜敘梁、陳、齊、周、隋五朝典章制度，獨隋朝典制詳載年號，其他則略稱名號，可見，在唐人的“貫通”思考中，隋朝仍然占據(jù)重要的歷史地位。《隋書》十志打破了前代志書以本朝為主的慣例，拓展了志書的涉及范圍，具有明確的古今“貫通”意識，是唐人的歷史關懷。

綜上，作為唐修諸史中最具現(xiàn)實政治意義的一部官修正史，《隋書》雖直觀體現(xiàn)了唐人對歷史道路的認識。《隋書》雖在很多問題上有歷史局限，卻展現(xiàn)了七世紀初的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財富。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chuàng)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53期第5版，未經(jīng)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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