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7日至5月18日，由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主辦的“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中國視覺文化中的兒童建構”學術工作坊，在復旦大學邯鄲校區(qū)舉行。本次工作坊由中心訪問學者、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徐蘭君和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研究員鄧菲共同召集，旨在從歷史、藝術、文學、宗教等多學科的多維視角出發(fā)，理解兒童在中國視覺文化中呈現(xiàn)的不同面相，并從方法論層面探討研究者如何通過圖像史料理解兒童形象的建構。

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中心副教授章可首先作開幕致辭歡迎，他提出兒童作為“無法表述自己，必須被別人表述”的群體，在兒童史研究中，如何不僅僅把兒童當作被書寫和認知的客體，而是發(fā)掘其自身想法就顯得尤為重要。徐蘭君在開幕致辭中指出，從菲利普·阿利埃斯的《兒童的世紀：家庭生活的社會史》開始，學界逐漸意識到“兒童”是社會建構的產(chǎn)物，而非簡單的生理概念。近年來，學界日益注意到視覺藝術在兒童研究中的作用，但“兒童視覺文化”作為獨立課題在中國學界的關注仍顯不足，尤其缺乏對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兒童圖像的整體討論。

本次會議以“中國視覺文化中的兒童建構”為題，匯聚歷史、藝術、文學、宗教等多維視角，探討不同時期“兒童”概念在視覺文化中的呈現(xiàn)與轉變，同時思考“以兒童為方法”為理解中國視覺文化帶來的獨特視角。會議涵蓋兒童如何通過圖像理解與表達社會身份，也關注文化中對兒童的想象與再現(xiàn)，旨在推動宏觀視野與個案分析相結合，反思兒童視覺文化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包括兒童圖像的歷史演變、文化建構、媒介技術影響，以及性別、族群、階層等因素對兒童形象的塑造及其與中國現(xiàn)代化的關系。鄧菲則在致辭中進一步提出，兒童形象在中國古代的呈現(xiàn)較為單一、格套，步入現(xiàn)代則在不同的新媒體中呈現(xiàn)多元的面貌，如何思考兒童形象的整體歷史演進，將是本次會議希望討論的主要議題。同時，本次會議聚焦圖像這類較少被關注的材料，意在關注思想史、文學史及藝術史等不同學科史料之間的差異性。會議嘗試提出如下核心問題：第一，是否存在圖寫兒童的中國傳統(tǒng)？當這一傳統(tǒng)面對現(xiàn)代視覺媒介時又經(jīng)歷了怎樣的變化？第二，兒童圖像如何與中國社會、文化和政治的發(fā)展發(fā)生互動？

會議第一場主題為“兒童與宗教、敘事”，由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副教授祁姿妤主持。華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朱滸作了題為《儒家視野下的漢代兒童形象——以漢畫像石為中心》的報告。朱滸回顧了漢畫像石中的兒童形象，將之分為周公輔成王等歷史故事類、許阿瞿等現(xiàn)實生活類和九子母等外來影響類，并提煉出兒童形象的辨識特征:身材、服裝、發(fā)式和綬帶等。漢畫像石中的兒童形象體現(xiàn)了提倡幼慧而成圣的社會風氣、以忠孝治天下的政治理想，以及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溫情瞬間。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博士后袁頔的報告聚焦佛教中的蓮花化生，提出初唐以來蓮花化生在佛教中用以表現(xiàn)“三輩往生”“九品往生”等情節(jié)，可視作西方凈土經(jīng)變相中的范式元素；進入晚唐五代后，在圖像重構、簡化風潮的影響下，化生童子形象更為靈活化、符號化；至回鶻、西夏時期，由于佛教版畫的盛行及其作為壁畫粉本的應用，由化生童子演化而來的“面佛跪拜者”流行于版畫及壁畫圖像中，事實上替代了前者的角色與功能，并成為鏈接觀者與圖像的橋梁。廣州美術學院嶺南美術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員莊程恒作了題為《慶堂與凈土——晉南金墓中的嬰戲圖像及其雙重信仰》的報告，將晉南金墓嬰戲圖像分為三類，認為吉祥寓意類以化生童子為源頭，不斷演變?yōu)楸磉_多子意愿的圖像定式，童子樂舞類則通過世俗化娛樂場面呈現(xiàn)理想家園圖景。其后，通過綜合考慮墓葬中的仿木結構建筑、墓主像、嬰戲圖像，并將之與凈土變圖像程式比照，莊程恒認為，該時期墓葬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凈土空間的想象和虛擬。整體而言，此時期的嬰戲圖像在家族觀念與佛教信仰的雙重作用下融合了墓葬作為“慶堂-凈土”的復合需求。

漢畫像石中的兒童形象——“許阿瞿”畫像石

會議第二場的主題為“兒童與游戲”，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高晞主持。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教授黃小峰的報告聚焦于游戲，觀察宋代孩兒畫如何展現(xiàn)時人對兒童這一人生成長階段的認知：“照盆孩兒”題材體現(xiàn)了兒童對影子的觀察和體會，亦可能與宋代文人的“內省”觀念相關；小兒的角色扮演游戲則是社會教化的一個縮影，兒童玩敬老游戲、扮演儒釋道、鬧學佯裝老師等等，說明此種教化已經(jīng)深入人心；多種多樣的兒童玩具則構成物品的隱喻，例如《秋庭嬰戲圖》中的推棗磨與多子象征，《冬日嬰戲圖》用于逗貓的軍旗等等。美國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系助理教授陳嘉藝作了題為《戲非兒戲：明清時期的兒童博戲與命運秩序》的報告，將“動詞思維”（verbal thinking）引入兒童游戲研究，意在將兒童游戲理解為一個富有建構意義的交互媒介和動態(tài)場域。在升官圖類博戲中，兒童不僅通過游戲體驗官場秩序，有時也擔任升遷規(guī)則的設計者，從而內化官場價值觀念。在《醒世恒言》的《一文錢小隙造奇冤》中，小童的博戲賭錢最終演變?yōu)樵斐墒怂劳龅膽K劇。陳嘉藝認為，兒童作為重要載體，參與了明清對命運觀念的文化建構：無論長幼，個體皆無可避免地卷入偶然與因果交錯的命運游戲。

會議第三場的主題為“兒童與家庭、性別”，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青年副研究員戎恒穎主持。山東大學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教授李清泉的報告題目是《家的關懷與祈盼——宋遼金墓葬藝術中的兒童圖像》。報告以宋遼金墓葬中表現(xiàn)兒童嬉戲或育兒為主題內容的“童戲”壁畫和磚雕畫面為討論對象，呈現(xiàn)出時人對“家庭”這一概念的理解和認知。在兒童社火、騎馬交戰(zhàn)等題材中，可見以漢族為核心的多民族之間的互動、交融與文化共情；而童俑在墓葬中的出現(xiàn)及其特定位置，則很可能是求子心切的表達。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研究員鄧菲的報告以孝子圖像中的兒童為主題，首先概括了宋金墓孝子圖的特征、位置以及功能，其次探討了二十四孝故事中的兒童形象呈現(xiàn)。她提出孝行故事中的郭巨埋兒、劉明達賣兒、魯義姑姊等都屬于“私愛與公義”的兩難抉擇，體現(xiàn)出公共道德與私人家庭結構之間的張力；而閔子諫父故事通過塑造早慧、明辨是非的模仿兒童，體現(xiàn)了成人對兒童群體的厚望；曹娥哭江故事中勇敢無畏的少女曹娥，亦體現(xiàn)了社會對于女性后代的特殊期待。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陳醇的報告圍繞宋代的繪畫和詩文中的少女形象展開，她指出在藏于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的《百子嬰戲圖》中，女孩幾乎都是擔任提供配樂的角色，唯一一個有戲劇角色的女孩則女扮男裝，故而推測畫家認為女孩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不能喧賓奪主。而在《秋庭嬰戲圖》和《冬日嬰戲圖》中，女孩看似是游戲的主導者，但兩圖中的幼兒均為姐弟關系，說明女性亦承擔著“照顧者”角色，其重要性與責任相掛鉤。梅堯臣的《戲寄詩厚生女》“何時某氏郎，堂上拜媼叟”則體現(xiàn)了作者對尚在襁褓中的友人小女的祝福與戲謔，而在《貧女吟》這類詩作中，士大夫自身的投射構成前現(xiàn)代版本的對社會時鐘的想象。

《百子圖》

會議第四場的主題為“兒童形象與版畫”，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研究員白若思主持。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教授董捷的報告首先通過歷史文獻回顧了“童”與“僮”的內涵，指出“童”有時指涉仆人身份。其后，從不同場景出發(fā)討論了多元的家童形象：《環(huán)翠堂園景圖》中園林中的家童和《新鐫海內奇觀》《三刻五種傳奇·鳴鳳記》中旅途中的家童，均兼具文人生活中操持勞役的實用性功能及作為“活”的“長物”的符號化功能；《會真圖》《玉簪圖》中戲曲中的家童則對劇情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最后，回歸謝國楨《明季奴變考》中明末江南奴變的殘酷現(xiàn)實，版畫中的主奴關系平和與實際情況構成強烈的張力。東南大學藝術學院講師趙丹坤所作報告題為《僮仆與稚子：明清版畫中的兒童形象、性別空間與理想家園》。報告意在突破“邊緣性”的框架束縛，反思“兒童”在明清視覺文化中的文化意義，并思考其如何介入以男性/女性為主體的性別空間的構建及人們對于理想家園的想象。研究不僅梳理了明清畫譜中程式化的兒童形象，還探討了明清文人空間中僮仆形象的作用，認為僮仆既是文人身份和文化審美的具象化，也是營造詩意空間氛圍的重要元素。最后，通過考察晚明日用類書插圖中的兒童形象，認為“御仆”與“訓童”情景展現(xiàn)了對理想家庭秩序的表現(xiàn)。

會議第五場的主題為“‘兒童相’與現(xiàn)代文學文化的起源”，由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業(yè)松主持。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張麗華的報告從身體展演和媒介轉換兩個角度，分析了《鑄劍》中的復仇主人公的“成長”，經(jīng)歷了從作為孩子具身的“眉間尺”到作為復仇精神抽象代表的“黑色人”的蛻變，由此展開對魯迅“復仇”理念和生命政治思想的重審。報告將《鑄劍》放置于《哈姆雷特》、摩訶薩埵王子“舍身飼虎”的佛教本生故事、以及希臘神話中的俄耳甫斯故事的互文參照系，試圖闡發(fā)眉間尺的“舍身”和“成長”中深刻的文化、美學和哲學意涵。報告最后指出，小說結尾中復仇主人公的展演媒介轉換——從視覺主導到聽覺主導，蘊含了魯迅意圖通過無-身體的存在以達成徹底顛覆身份標識和權力結構的意圖。福建省委黨校社會與文化學教研部副教授陳瑩聚焦20世紀20年代兩部重要的中國兒童電影《孤兒救祖記》（明星公司，1923）與《飛行鞋》（民新公司，1928），指出兩部影片刻畫了模范男童與神奇女俠這一對異質性的兒童主角，且都致力于通過兒童教育題材突破流行電影的程序化表達，力圖實現(xiàn)教育主旨、藝術探索與商業(yè)盈利相結合的“啟蒙的生意”。報告從情感動力、美學范型與政治想象三個角度，分析了這一時期作為“視覺啟蒙”重要媒介的兒童電影與時代語境之間的深層勾連。西南大學新聞傳媒學院講師、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在職博士后胡玥將研究目光投向了民國兒童攝影比賽中“兒童相”的多元呈現(xiàn)，意圖剖析背后差異化的兒童觀和文化實踐。20世紀初，受美國兒童健康福利運動的影響，中國在強國保種、提倡科學的訴求下開展了一系列以兒童健康、衛(wèi)生等為主要名目的比賽活動，報告聚焦由兒童福利機構、商業(yè)公司和報紙雜志主導的三類兒童比賽中的“理想”兒童相，不僅考察民國政府、政治團體、商業(yè)機構、印刷媒介、攝影師、城市家庭等活動主體如何運用攝影媒介呈現(xiàn)和構建理想“兒童相”，還將其與同時期英美兒童比賽的兒童相進行比較，探索從“兒童相”進入特定歷史時期權力協(xié)商和文化差異復雜剖面的路徑。

《孤兒救祖記》海報

會議第六場主題為“兒童圖像、中間性與政治動員”，由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康凌主持。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顧錚報告題目為“兒童圖像與戰(zhàn)爭動員：中日戰(zhàn)爭期間雙方兒童圖像的生產(chǎn)和使用”。他從跨媒介的視野出發(fā)，通過分析新聞攝影、宣傳海報、漫畫及電影等不同媒介的中日兩國戰(zhàn)時兒童圖像的意義生產(chǎn)及具體視覺修辭手法，并對戰(zhàn)時中日雙方如何利用兒童圖像進行戰(zhàn)爭動員的具體實踐展開細致考察，例如在戰(zhàn)時日本語境下，攝影作品中廣泛出現(xiàn)的兒童與富士山的蒙太奇拼貼，以及戰(zhàn)時中國制作的《第二代》這樣的影片中國家領袖與戰(zhàn)時難童的并置，探索攝影、兒童、戰(zhàn)爭動員三者的復雜勾連。報告還指出，中國與日本在這場戰(zhàn)爭中分屬“正義”與“非正義”的兩端，因此研究者需要注意研究中日戰(zhàn)爭動員的理論框架的同與異。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郭冰茹關注1960年代前期的一個特殊的兒童文學個案《寶葫蘆的秘密》，將之視為與政治美學化形成間距的“中間文本”，考察這一時期文學生產(chǎn)的復雜性。報告選擇了《寶葫蘆的秘密》的三個媒介版本，從日常生活、性別、人物形象設計三個角度，考察圖像的符號意義。這三個年份相近、卻以不同媒介出現(xiàn)的版本，圖像的生產(chǎn)顯示了三方面的特征：一是對日常生活場景的描畫中沒有明顯的政治標識；二是相對于文學文本，圖像生產(chǎn)中增加了大量女孩的形象并承擔不同的敘事功能；三是對“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描畫并不像“紅色經(jīng)典”那么刻意。而《寶葫蘆的秘密》的“中間”狀態(tài)提示我們可以將“ 兒童”作為一種方法，考察中國文學現(xiàn)代性的諸多復雜特質。首都經(jīng)濟貿(mào)易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曾麒霖則聚焦豐子愷童話插圖中的烏托邦世界。報告以1950年豐子愷在上海小報《亦報》為童話《赤心國》制作的系列插圖為研究對象，嘗試把1949年前后的“兒童”概念歷史化，剖析不同話語系統(tǒng)以及歷史語境可能帶來的“兒童”身份流變，考察這些兒童圖像中所蘊含的多重文化意義、豐子愷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和理念。報告通過文本細讀和理論辨析，指出豐子愷通過童話潛在回應了二十世紀中期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tài)、新中國塑造“新人”訴求、新社會結構與建設形式構想以及新中國成立之初所并存的“新”與“舊”兩套話語體系等議題。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徐蘭君的報告《“小火箭人”：機器、孩童身體和社會主義工業(yè)化發(fā)展話語》，探討新中國社會主義工業(yè)化發(fā)展話語如何深刻形塑兒童文化，尤其是當時的兒童期刊或者兒童文學作家如何將科技與兒童身體作為重要隱喻用以構建社會主義工業(yè)現(xiàn)代化建設的烏托邦圖景。報告首先回溯了新中國針對少年兒童所展開的科學與技術教育熱潮，以及圍繞科技和機器建構的新神話。隨后聚焦于“火箭”這一標志性視覺意象在五六十年代兒童期刊與畫報中的呈現(xiàn)與傳播，特別是透過對半人半機器的復合體“小火箭人”這一新兒童相的分析，指出這一混合形象打破了幻想與現(xiàn)實、機器與人類、科學數(shù)據(jù)與政治烏托邦動力之間的界限，呈現(xiàn)出高度流動性與潛在的顛覆性。這種政治與視覺符碼的混合性亦揭示出社會主義工業(yè)化話語中兒童身體的意識形態(tài)運作邏輯與審美形塑機制。

會議第七場主題為“孩童、成長/發(fā)展話語和當代媒體文化”，由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王宇平副教授主持。廈門大學電影學院助理教授林震嵐的報告關注新世紀前20年湖南電視臺制作的具有廣泛影響力的電視“真人秀”節(jié)目《變形計》，將之視為發(fā)現(xiàn)“城市問題少年”和建構規(guī)范性的改造敘事的關鍵行動者，并將其放置在當代中國塑造新人的歷史譜系中進行定位，思考自我標榜為“新上山下鄉(xiāng)”的節(jié)目新意何在。報告將《變形計》與1960年代中前期流行的話劇和電影文本《千萬不要忘記》進行互文閱讀，指出二者都表達了父一代和子一代經(jīng)驗的中斷和喪失接班人的危機，另外從內容、媒介等多個層面反思這一塑造新人的媒體實驗的可能和局限，并由此反思當代中國日益占據(jù)主導位置的中產(chǎn)階級兒童觀。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渡言的報告《從橫向到縱向成長：中國動畫電影中的哪吒形象》，通過比較不同時期中國動畫電影中的哪吒形象，探討動畫技術與哪吒成長模式之間的關系。報告通過梳理不同時期的哪吒形象，指出手繪動畫里的哪吒是一個長不大的兒童，只能橫向成長，而CGI動畫則讓其實現(xiàn)了迅猛的縱向成長。報告最終探討了“長不大的兒童”背后復雜的性別和性的隱喻，指出這類脫離社會時鐘的兒童相所內蘊的顛覆潛能。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龔浩敏關注中國生態(tài)電影中的兒童，選取了中國“第一部”生態(tài)電影《大氣層的消失》（馮小寧，1990）、王久良的《塑料王國》（2015）和《流浪地球》系列，指出相較于生態(tài)女性主義對于“女性與自然間相互比附”的持續(xù)關注與尖銳批判，學界對于兒童與自然關系的反思卻很匱乏。“兒童”與“自然”之間的聯(lián)系已經(jīng)成為習焉不察的常識，潛移默化地支配著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報告分析了不同時期中國生態(tài)電影中兒童與自然這一關系的視覺呈現(xiàn)、文化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及其轉變，探討兒童與自然之間的隱喻關聯(lián)在不同時代語境的電影創(chuàng)作中的表征。

在圓桌論壇環(huán)節(jié)中，各位學者積極發(fā)表了參會的感受和體會，發(fā)言主要圍繞兒童視覺文化中的古今對話、媒介特性以及兒童能動性等問題展開。本次工作坊的報告呈現(xiàn)了多種媒介復雜交織、多種傳統(tǒng)縱橫交錯的古今兒童圖景，并且展現(xiàn)了“從兒童出發(fā)”重新定義“視覺文化”的理論潛能，為后續(xù)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文稿整理 | 趙文瑜 林震蘭責任編輯 | 于淑娟

來源丨澎湃新聞

排版丨楊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