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報-中工網記者 柳姍姍 彭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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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實踐中，以微信記錄、釘釘打卡等為內容的電子證據能被采信，從而證明存在勞動關系和加班事實，而電子證據要真正發(fā)揮證明作用，還必須具備真實性、合法性和關聯性。

8頁釘釘系統截圖、36頁與同事和客戶的微信聊天記錄截圖……日前，長春市某木業(yè)公司庫管員程某靠著手機中的這些關鍵性證據，在仲裁中有力證明了自己的入職時間和工作時間，最終向企業(yè)討回被拖欠的工資和經濟補償金。

數字經濟時代，微信、釘釘等社交和辦公類軟件以其便捷的操作方式、豐富的功能種類成為當下很多企業(yè)用于內部協同辦公的重要工具，相關痕跡也成了不少員工維權時證明勞動關系、認定加班事實的重要憑證。那么，在發(fā)生勞動爭議時，應該如何利用好這些電子證據，讓它們真正“開口說話”？

打卡和聊天記錄成關鍵證據

程某于2016年10月入職長春某木業(yè)公司，2020年4月調崗至庫房部。2023年11月20日，公司公示待崗、放假通知，放假期間向員工發(fā)放生活費，標準為每月1880元。

放假期間，程某在2023年12月及2024年1月仍為公司提供了勞動，但從2023年12月起，公司開始拖欠工資。程某以公司拖欠工資和社會保險為由，訴至當地仲裁委，請求自2024年4月18日起解除雙方勞動關系，并要求公司支付放假期間自己仍提供勞動的兩個月的正常工資、其他放假期間的最低工資以及經濟補償金，共計3.6萬余元。

公司稱與程某簽訂勞動合同的時間為2020年5月，且訂立勞動合同時已明確約定冬休時間無工資，程某自2023年12月1日起并未提供任何勞動，其離職也為主動離職，公司無須支付經濟補償金。

“面對公司抗辯，我們準備了釘釘打卡截圖和微信聊天記錄截圖共44頁，它們起到了重要的佐證作用。”程某的代理律師、廣東廣和（長春）律師事務所律師王雨琦告訴記者，8頁釘釘系統截圖顯示程某自2016年10月6日入職，由此可以確認雙方自當日起至2024年4月17日提起仲裁之日止存在勞動關系；36頁與同事和客戶的微信聊天記錄則證明程某在2023年12月、2024年1月都在為公司提供勞動，這些證據均被仲裁委采信。

最終，結合程某提交的工資銀行流水、個人參保證明、個稅APP系統截圖等證據，長春市雙陽區(qū)仲裁委支持了程某主張2016年10月6日至2024年4 月17日與公司存在勞動關系的請求，裁決公司支付經濟補償金2萬余元、支付欠薪8600余元。仲裁裁決后，企業(yè)履行了支付義務。

據王雨琦介紹，在她代理的另外一起討薪案中，4名直播從業(yè)者因為不會整理證據資料，曾被仲裁委駁回了討薪請求。該案中，因為雙方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工資也是通過微信不定期零散發(fā)放，很難證明雙方存在勞動關系和確定工資數額。后來，王雨琦指導幾人通過搜集整理微信聊天記錄、小視頻、朋友圈信息等證據，在法院實現立案，并勝訴。

這樣的電子證據未必被采納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修改〈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guī)定〉的決定》于2020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后，以微信記錄、釘釘打卡等為內容的證據在民事訴訟證據中的分量越來越重。”王雨琦說。

王雨琦告訴記者，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考勤打卡記錄、微信聊天記錄等電子數據，都會在訴訟中被法院采納。比如微信聊天記錄可能因為內容單一且存在歧義，無法充分證明勞動者的主張。

2020年，在吉林省延邊州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勞動爭議糾紛案件中，勞動者許某的一項訴求是要求公司支付加班工資6.2萬余元，為此提交了一份微信打卡記錄。仲裁委和一審法院均駁回了許某的這一訴求。

延邊州中院審理認為，許某僅提交了一份微信打卡記錄，證明其在2019年11月加班73分鐘、12月加班65分鐘，但未能證明具體加班次數與每次加班時長，因此僅依據總加班時長計算加班工資缺乏合理性。

在山東省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勞動爭議糾紛案件中，徐某將休息日加班費61.8萬余元和法定節(jié)假日加班費9.8萬余元列為其訴求之一。對此，公司稱，徐某主張加班工時僅提供打卡記錄，并未填寫加班申請表。公司可進行打卡的方式包括指紋打卡、人臉識別打卡以及WIFI打卡，前兩者均設在公共區(qū)域，后者只需在WIFI覆蓋范圍內均可通過移動設備完成打卡，打卡記錄無法直接反映加班事實，也無法證明徐某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的打卡記錄期間確有實際出勤。

最終法院審理認為，徐某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責任，一審認定加班事實不成立并無不當，維持原判。

電子證據“存”“用”有技巧

根據民事訴訟法規(guī)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等相關規(guī)定，電子數據包括即時通信信息（如微信聊天記錄、釘釘消息、手機短信息等）、網絡平臺信息（如微博、博客）、存儲于電子介質中的文件（如文檔、圖片、音視頻）等。

“在司法實踐中，電子證據的利用和其他類型的證據一樣，都需要具備法律規(guī)定的‘三性’，即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王雨琦說，對電子證據真實性的要求，需要提供原始的載體，如手機、電腦或者符合軟件定義的副本。真實性審查包括生成的環(huán)境、存儲的方式、身份識別等。有的案件當事人雖然提供了原始載體，卻無法核實聊天對象的身份，電子證據就不會被采信。

同時，電子證據須保證自形成時未被篡改，且能夠隨時調取。如釘釘打卡記錄要保留完整的時間戳，若聊天記錄存在刪減，也可能會被認為不完整而被排除。此外，證據還須與待證事實直接相關，例如微信轉賬記錄要輔以聊天內容證明款項的性質，如果雙方存在微信轉賬記錄，且針對轉賬記錄的聊天內容中能夠證實雙方存在借貸關系，則認為該證據與本案直接相關。

王雨琦建議，想要電子證據真正“開口說話”，需要在日常就注意保存和固定相關證據，及時備份并公證或通過第三方平臺增強證明力。不可僅保存截圖，而是要留存原始聊天界面及賬號信息。對舉證的策略，一般要結合其他證據形成證據鏈，如結合轉賬記錄、聊天記錄和書面合同，若對方否認證據真實性，可申請鑒定或要求平臺協助調取數據。

“對于重要交易或承諾，可定期通過郵件、書面協議等方式確認，從而降低電子證據的孤立性風險。”王雨琦說，涉及勞動爭議時，對一些電子證據如釘釘打卡記錄，建議提前通過公司規(guī)章制度明確電子考勤的效力。

來源：中工網-工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