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的

行業集聚、工人抗爭與地方保護

文 | 馮賢亮

來源 | 《明清江南的環境變動與社會控制》

01

行業的排他性與自保性

從性質上講，行業具有較大的排他性和自保性，這是行業生活的必然產物。

在同治九年春天，蘇州府長洲縣以織宋錦機為業的沈友山、王承忠、孫洪、戴梅亭、呂錦山、朱沛和等人，為遭同業的曹阿傳和顧廷等另創行頭、“借神勒捐”的問題，要求地方政府予以“究治”。到光緒四年（1878），曹阿傳已身故，但有王沛等人“結黨成群”，“喊歇停工”，又要“倡捐勒索”，致使同業“受累”，引起行業人員的不滿。以沈友山等為代表的機業人員，最終獲得了官方的承認和保護:以后如在蘇州府的長洲、吳縣、元和等地辦事，有像王沛等一樣，再另設“行頭行規”，改立名目，“妄行派費，詐擾同業”，允許機業人員“指實稟縣”，官方予以嚴辦。

創于嘉慶年間的蘇州元和縣光裕公所，是由專業彈詞評話的人員集合成立的。但是在民國年間，有社外說書人俞鹍揚等聯合社外的露天說書藝人，在恒昌湖田的復興園等茶室，高搭臺面進行彈詞評話的演藝活動。這必然影響了在當地說書業處壟斷地位的光裕公社的利益。民國十二年（1923），全社聯請蘇州警察廳給予嚴禁，規定“凡社外之說書人等，不準于茶室搭臺說書，以昭社內外之區別”。

又如，在蘇州府元和縣的徽、蘇兩幫煙業，也存在利益之爭。后經元和縣訊斷，兩幫在當地進行的公益事業“各歸各幫辦理，不準紊越派擾”。

前文述及的油麻業在同治年間的公議，所謂“相隔七十余家，方可開設油坊，以免爭奪肇釁”，都有著行業生活中的明顯排斥性。

在蘇州府的吳縣，以紅木作專營大小梳妝粉鏡、文柜等生意的孫明友、潘洪富、匡章正等，建有公所，遵循行規，與同業議定捐資辦理善舉等事，并于光緒十九年（1893）經蘇州府及吳縣、元和、長洲三縣備案，同業恪遵，并無異議。不料，一向以做紅木玻璃燈架、掛鏡、插鏡機架為業的徐阿四、陳安玉、強老虎等，與孫明友等人的行業毫無關系，而且“既不同行，又不出捐”，居然也“攙做洋鏡小亭等物，在店售賣”，侵犯了經營梳妝粉鏡、文柜生意的孫明友等人的利益。孫明友等上告當地官府說:“竊思紅木業，各做買賣，身等亦不能越做燈架，豈容徐等亂章做賣？”并認為不能越業經營是“昔時議定之規，并非覬覦生妒”。而在光緒十九年官方所給的印示中，載有議規十三條。當地政府即裁定，凡紅木作各同業人員，務必遵照規章十三條：“倘有外來同業，阻撓亂規，有礙善舉情事，許即指名稟縣，以憑提究。”此外，當地的水灶業因歷年較遠，久未整理，以致在民國六年（1917）間“城外有人違章添開”，而城內的公所要劃分地域界限，店多人眾。該業的趙行豪、黃榮炳、宣彩文、徐文淦等人就向當地政府提出了“同業悉照舊規，只準頂替，不能添開”的要求，得到了政府的允準。可見，即使是同一業行中的不同分派或分工，如有越行行為，也會引起同行的不滿和指責，甚至訴諸司法。行業生活的自保與排他的特性十分顯著。

同樣地，在外地開辦公所，也存在利益沖突問題，關鍵在于如何能夠獲得當地政府的承認和保護，從而排斥其他行業對本行業生活的侵擾。同治十一年（1872），由蘇州商幫的沈時豐等人發起，在上海老北門內措資籌建了珠玉業公所。然而，自建立之日起，一直受到南京幫商人的“纏訟”。光緒三十四年（1908）九月間，當地政府判定蘇、京兩幫商人“各立市場”，并且“給示曉諭”，聲明蘇幫將公所暫借與京幫進行貿易，“限期五年”，要求京幫商人“從速措辦地方，為喬遷之地”；如果逾期，蘇幫可以“稟道勒遷”。蘇幫又湊了二萬六千二百洋元，在原公所對面購得舊屋，連地一畝五分，“建設市場，專為蘇州各幫珠玉業貿易之所”。上海縣府在宣統元年（1909）進一步作了批示，下令該處市場“系蘇州珠玉各幫籌款建設，專為該幫貿易之所，不許京幫入內擺攤”。

02

行業內部的規范和調整

當然，行業內部的生活也需要時常協調。為了規范行業生活，維護本行業及其成員的利益，行業大多定有細密的行規條約。如蘇州府吳縣的紗緞業，曾在雍正元年（1723）制訂了一些行規條約，并通過地方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作為行業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互濟是維持行業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保障。無論是對外的援助或進行某項善舉，還是在本行業內推行各項福惠措施，都是出于維護本行業發展的需要。而對本行業內部規約的重整，雖多有社會變亂的因素，但主要還是出于本行業發展壯大的考慮。吳縣地方豆米雜糧業公所在清代已有設置，到民國初期，因年代久遠，行規已經處于廢弛狀態。所以，在民國八年（1919）間就重整了本行業的內部規條，并刻碑勒石要求共同遵行。規約內容還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允準。

在米業方面，江南的許多市鎮以經營米業聞名，如楓橋市、長安鎮、平望鎮、新市鎮、同里鎮、皂林鎮等。對于這些市鎮米業的保護，也是官方所重視的。以吳江縣的大鎮盛澤而言，其米業專門建有公所。江南是萬商麇集之地，各地負販及外省商舶往來，本來是以楓橋、無錫兩地米業為最盛，平望、同里等鎮則次之；至于盛澤，專重絲綢業，從事米業的不過十分之二三。從乾隆、嘉慶至道光年間，盛澤米市之盛況已經不亞于平望諸鎮。但在咸豐庚申間遭受兵燹后，“瘡痍未復，市鎮寥寥，間有挾貲招集商舶，逐蠅頭利，亦復遠不逮前”。同治七年（1868）夏天，地方上有人開始聚集同業人員為長久發展之計，捐資進行重建工作，到光緒三年（1877），終于建成了盛澤鎮的米業公所，包括了36家米業同行。這是行業內部的重整調適工作，屬于行業本身的保障行為。

道光年間，原籍溧水等縣的王有源、俞士勝、陳秉孝、錢廷榮、邵全壽、劉紀煜等人，一起在蘇州府長洲縣開辦水灶業。后因異鄉人在蘇州府的幫伙較多，而染病身故及患病無力請醫調治的也不少。于是，經過同業吳培基等公議，捐資設立了公所，備棺殮之費，設公共義冢，以解決上述諸問題。但有內部店伙等人勾結外匪，借端索詐，酗酒滋事，公所同仁被迫向官方申請禁革，以保護同業的公共利益。元和縣地方的水爐公所，也存在類似的問題，都得到了官方的一體照護，以更好地維續同業人員的經營活動，維護內部秩序。

布業方面，蘇州府的布商戴志詩、李邦達等人，因同業遭受兵燹后，“孤苦無告者居多，甚至半為餓殍”，在同治五年（1866）秋就集合同業公議，“各伙友愿于辛（薪）俸內，每千捐錢十文，店主人亦復照數捐助，抵充辦善經費”；這樣積集一年，經費仍是不足，只好再行勸募，“各莊各坊交易內，每千捐錢兩文”，匯存于公所，“按期分給月米錢文，兼助喪葬等費”；并在吳縣城中街區購屋，置立了尚始公所。所有這些，都在同治八年（1869）取得了官方的認可，立碑予以示禁保護。同治七年，在吳縣木瀆鎮經理布店的陳熙鼎等商人，因同業伙友大多無力經營，或年老失業，貧病難持，一遇病故，棺殮沒有著落，或病故后孤寡無所依靠，衣食難周，就在該年經同業各友公議規條，創設了布業公所，“辦理赒恤無力同業生養死殮各善舉，公捐經費辦善”。這樣一直持續至光緒年間。

蘇州府的面業公所在光緒四年（1878）因隔壁經營茶葉的盜賣了公所內一條弄堂而集會商議，向縣里通稟存案，官方即“給示以碑”，予以保護。后因公所坍塌，要重修大殿，面業同行即公議由陸阿東負責向行友勸助，每位助以丕洋八角的包括陸阿東在內有46人（其中有一位捐助的是一元），捐助五角或三角的共計214人。公議還決定，“眾友現做每日捐錢一文”。后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因蘇州府等地疫病流行，面業同行中傳染得病身故的很多，公所即邀同業集議，將應辦的一切同業善舉認真處理，并將房屋傾圮的地方重加修葺，“所需經費仍由業等按月抽助，并不外募”；公所事務由商人代表輪流經理，為防止日常工作受到地匪游勇等人的滋擾，向官方提出保護的申請，得到蘇州府衙的支持，并勒碑示諭地方。

03

行業之間的互濟合作

實際上，并非只有一個行業可以完全獨斷本行業的經濟生活。許多行業都采取了合作的姿態，以期獲得更大利益，或者是穩定發展。

行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出現壟斷之態，在意愿上實際想體現一種正統地位。在江南地區，許多行業排斥其他行業的介入，就存有這樣的因素。如蘇州府地區的金箔、銀樓業，為免其他行業的覬覦之心，曾在道光年間要求官方予以保護，排斥任何有損本行業利益的“加價”等行為。當時有人倡議停收教徒三年，其煽惑散匠、羈眾停工的意圖，就被官府出面干預壓制了下去。

然而，兩個行業之間，即便性質并不完全相同，仍會存在互助的情況。如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蘇州府吳江縣府出面為胡壽康等人“設局捐濟綢緞同業”的善舉專門立碑，以示支持與保護。當地政府要求各地保和綢緞同業以及綃綢各莊人等永遠恪守:“所有職監胡壽康等經置房屋作為公局，捐厘助濟綢業中失業貧苦、身后無備及異籍不能回鄉，捐資助棺，酌給盤費，置地設冢等善事。”并指出，如有地匪人等借端滋擾，以及年輕尚有可為、不應周恤而妄思資助、向局混索的，允許“指名稟候拿究”；地保如有徇縱，“察出并懲”。同年四月，鄰近的湖州府烏程縣，也奉蘇州府移文，對胡壽康等的善舉予以保護，要求烏程地方的綢莊按數扣交公局，每年刊入“征信錄”造報上級，并立碑曉諭:“凡遇蘇莊運販綢匹，務按銷貨數目扣存匯交公局，以襄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