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六次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調查報告》,當前,我國未成年人網絡普及率已達97.3%,未成年人網民規模已上升至1.96億人。伴隨著未成年人網絡用戶數量的激增,未成年人參與“開盒”的現象也越來越常見。“開盒”與人肉搜索一樣,都是一種非法的惡意的信息揭露行為,但相比于“人肉搜索”,“開盒”主要是以技術手段非法獲取信息,而非單純進行相關信息的檢索與收集。“開盒”惡意披露的是更加具有隱私性的信息(如行程、家庭成員聯系方式、瀏覽搜索記錄等),通過揭露對象的隱私、敏感信息來進行輿論審判和人身攻擊,最終從多個層面傷害被“開盒”的人。

未成年人參與“開盒”的危害較大,主要體現為:其一,未成年人的“開盒”行為主要針對同齡人,嚴重侵害被“開盒”人的隱私權。同時,未成年受害者會承受極大的身心痛苦,嚴重影響其健康成長,心理承受能力較差的未成年人還有可能做出極端行為,例如自殘、自殺等。其二,未成年人參與“開盒”將對自身的心理健康產生極大的影響。在“開盒”時接觸到的大量隱私信息、惡意評論、網絡暴力等內容,對未成年人的健康發展不利。同時,經常從事“開盒”行為無疑會極大減弱未成年人的同理心,推動“仇恨文化”的發展。未成年人在網絡上“開盒”他人可能會留下永久痕跡,參與“開盒”的行為一旦被揭發,未成年人在學校、社會中很有可能被貼上“網暴者”或者“加害者”的標簽,從而遭到他人排斥。其三,未成年人的“開盒”行為本身就意味著行為人價值觀的扭曲。參與“開盒”的未成年人將他人的痛苦娛樂化,從圍觀、評價受害者中獲得快樂,將這種網絡暴力的“審判”視作正義,強化攻擊性表達,最終可能產生反社會傾向。其四,未成年人的“開盒”行為會進一步加劇家庭和社會對未成年人使用網絡的擔憂,致使家庭和社會在未成年人使用網絡等各種社交媒體上的對立和沖突,加劇緊張氛圍。

未成年人參與“開盒”的成因很復雜。無論如何,作為信息承載者的平臺難辭其咎。首先,在流量至上的時代,平臺算法會盡可能以爭議性、熱點性話題吸引用戶瀏覽,平臺出于利益會更加傾向于推動“開盒”信息的傳播,并以算法推廣給更多人。換言之,平臺算法在推動、鼓勵沖突性的、情緒化內容傳播上有內驅力,不太容易進行自覺的抵制。其次,目前各大平臺的“未成年人模式”運行效果有限,沒能建立起保護未成年人的圍墻。“未成年人模式”無法完全過濾諸如群聊、私聊中發送的相關“開盒”信息,仍然有大量的未成年人通過這樣或者那樣的方法繞開年齡甚至是身份驗證,這種平臺為未成年人建立的“沙箱”在事實上漏洞百出。再次,平臺嚴守數據安全方面的措施不合格。如Facebook平臺在2018年將逾8700萬用戶的個人信息泄露給智庫和競選團隊,被其用于分析用戶偏好、預測用戶的選擇結果。另外,技術缺陷、平臺內部人員未盡到審慎義務等也可能導致數據安全事件發生。國家計算機病毒應急處理中心定期發布對違規移動應用的監測報告,每個月至少有數十個應用被披露,由此可見,目前平臺并未采取足夠的措施嚴守用戶數據安全。最后,平臺的內外部監管不力。在平臺內部,平臺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往往不會主動介入內容審查。舉例來說,熱搜事件并非完全以事件本身的熱度進行排序和推廣,根據相關媒體的報道,微博等平臺此前存在大量買賣熱搜頭條的情況,位列熱搜榜前五、曝光度更高的位置往往會開出數萬元的要價,而對這種“被付費”的信息,平臺出于經濟利益的考量,往往不愿意對其內容進行過多監管。而法律規制還遠遠沒跟上現實需要。在2023年9月25日《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發布之前,我國對“開盒”行為并無專門法律法規進行規制,也無專項整治“開盒”的行動。然而,即使有了這個規范性文件,近幾年對平臺的外部監管仍然處于疲軟狀態。

今年5月,中央網信辦專門印發通知,從阻斷“開盒”信息傳播、完善預警機制、加大懲治力度、優化保護措施、加強宣傳引導等多個維度明確工作要求,督促各地網信部門、各網站平臺進一步強化“開盒”問題整治工作。錨定平臺監管,加大規范未成年人“開盒”行為,需要從以下方面著力:

第一,禁止平臺推送“開盒”等煽動性信息給未成年人。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平臺完全可以控制其推送給用戶的內容,尤其是對未成年人推送的內容。正因為技術上可行,不存在所謂的“算法黑箱”問題,平臺必須對涉及公共安全、輿論引導、心理健康等方面內容踐行算法透明化,同時設置相應的審核介入閾值,在內容尤其是敏感內容的數據達到閾值后介入進行審查。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計算機視覺技術成熟的當下,這種合理要求并不會顯著提高平臺的負擔,具有成本和技術上的可行性。

第二,推動平臺完善“未成年人模式”。“未成年人模式”的有效性首先仰賴于對未成年人的識別。要通過建立健全嚴格的身份、年齡認證機制,進一步建立起對相應內容進行分級的制度。一個相對成熟的模式是“實名+身份信息+面部識別+語音確認”,這樣可以在相當大程度上減少冒名頂替行為的發生。根據賬號的真實實名信息實現內容推送的合法性和正確引導性,是身份識別系統設立的可行路徑,也是保證“未成年人模式”有效性的前提。

第三,平臺切實嚴守數據安全責任。首先是建立健全用戶數據,尤其是用戶敏感數據的全鏈路保護機制。以數據分類、分級管理制度對涉及隱私信息尤其是未成年人信息的數據采取更嚴格的保護策略。以“同意”原則作為用戶數據使用、處理的前提,同時,對個人信息的“同意”,絕對不能僅限于賬號注冊時。通過這種注冊時的“同意”來證成平臺具有個人數據處理權,其合法性和妥當性都是存在問題的。對未成年人來說,每次涉及信息處理時,都需要根據現行法律來決定是否要求未成年人的監護人以人臉等信息識別方式表達對未成年人個人信息處理的“同意”和認可。另外,可以用數據脫敏技術防止以數據反推用戶身份,定期進行數據庫漏洞掃描和安全檢查,從源頭上守好用戶數據安全。

最后,建立健全平臺的內部和外部監督機制。在內部監督上,主要是限制員工對用戶的數據使用權限,對非法使用、泄露用戶數據的員工嚴肅追責,涉嫌犯罪的及時移送司法機關;建立嚴格的操作、審計日志存檔機制,以強化電子證據固定。同時,平臺要主動參與內容審核,遵循“發現信息—限流信息—判定信息類型—處理信息”的規則,積極作為。在外部監管方面,主要是網信部門聯合公安、檢察等部門定期對相關平臺進行內容合規性檢查,從是否及時有效識別未成年人、是否有涉及未成年人“開盒”敏感信息流動、是否有相應的識別和舉報機制等方面進行考核。對于已經發生的未成年人“開盒”行為,情節嚴重的,司法機關可依法追究違法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情節較輕的,可引導被害人通過民事訴訟依法維權。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重要論述”研究(22&ZD004)階段成果】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

作者：趙樹坤 唐靖東新聞來源：檢察日報-未來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