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4年12月14日韓國國會通過尹錫悅彈劾案后，國家領導層長達172天的權力真空終于畫上了句號。

當地時間6月4日清晨，在剛落幕的第21屆總統選舉中，共同民主黨前黨首李在明以49.42% 的得票率，毫無懸念地當選韓國新一任總統。

這場提前兩年舉行的大選，緣起于整整6個月前那場舉世震驚的緊急戒嚴事件。由于尹錫悅非法發動戒嚴而遭彈劾，此次大選不可避免地帶有強烈的懲罰性。正如2017年樸槿惠被彈劾后，文在寅輕松贏得第19屆大選一樣，由最大反對黨候選人勝選，可謂順理成章。因此，李在明獲得的絕對優勢，與其說是其個人或共同民主黨的勝利，不如說是荒腔走板的尹錫悅和國民力量黨拱手送上的“禮物”。此外，這也寄托了過去半年間歷經憲政劇烈動蕩之后，韓國民眾對撥亂反正的強烈期待。

當下，韓國已順利地完成了撥亂反正的第一步，即通過和平、合憲的方式解除戒嚴，罷免總統并實現政權更迭。但更關鍵的是，李在明執政后的第二步怎么走。其最大前車之鑒，來自8年前同樣在“懲罰性大選”中無懸念當選的文在寅。

6月4日，李在明和夫人在韓國首爾的國會議事堂門外向支持者致意。韓國總統李在明于當日上午在國會正式宣誓就職 圖/IC

8年輪回

2017年5月，文在寅在韓國民眾“這還是國家嗎？”的悲憤吶喊中就任總統，宣誓洗滌沉疴積弊，重建“像樣的國家”。然而，他對“舊勢力”的過度清算，反倒加劇了自李明博政府以來日益政治化的司法環境。就在他進行清算的8年前，李明博對解甲歸田的前總統盧武鉉窮追猛打，展開侮辱性調查，釀成后者悲劇性的離世，也由此埋下了兩黨對立激化的禍根。

中國坊間廣為流傳的“文在寅復仇記”，以文為摯友盧武鉉報仇雪恨的美好結局收尾。然而現實的終章，卻是一出荒誕的悲劇。文在寅的“復仇”將檢察官尹錫悅推上了權力風口，后者聲名鵲起后成功反戈，以“審判文在寅政府”之名當選總統，隨即在任期內對包括李在明在內的政敵展開暴風驟雨般的扣押、搜查與起訴，動用檢察權窮追過往一切。即便如此，尹錫悅仍未能清除政敵，最終如麥克白一般陷入瘋狂，不惜動用軍事手段而走向自毀。

這正是文在寅政府留給李在明的最大前車之鑒：以“清除積弊”為名的撥亂反正，非但未能緩和，反而進一步激化了兩黨間白熱化的政治對抗。短短20年間，韓國已三度經歷總統彈劾，兩任總統遭罷免。圍繞“懲罰”與“審判”的這一周期性政治運作模式，宛如安徒生童話中的那雙紅舞鞋，一旦穿上，便陷入無法停歇的加速旋轉。戒嚴事件便以最直觀的方式，向世人展現了韓國兩黨之爭已到何種無法調和的境地。它已接近一場內戰，不僅發生在朝野之間，亦滲透蔓延至立法、司法，乃至社會領域。

文在寅政府留下的另一前車之鑒，是以“國民主權”之名削弱代議制民主。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抗議曾是促使樸槿惠下臺的關鍵力量，文在寅政府上臺后，更進一步強化了直接民主的傾向。共同民主黨及其支持者將民主化運動時期形成的“民主”與“反民主”對立框架，不僅套用在政黨競爭，也擴展到社會層面，塑造了所謂“覺醒公民”的道德共同體。諷刺的是，尹錫悅在發動戒嚴后也采用了類似鏡像策略。近半年間，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雙方都以“行使國民主權”為名展開了大規模動員，甚至有人自嘲：“韓國人的最大愛好就是救國?！?/p>

掙脫政黨與代議機制的制約，直接動員群眾，看似踐行“主權在民”，實則暗藏民粹主義與社會撕裂的風險。

如今，8年時間過去，新任總統李在明再次站在了文在寅所處的位置，面對一個憲政秩序遭嚴重動搖后渴望撥亂反正的社會。盡管他在競選期間一再強調“恢復憲政秩序與社會共同體”“放下恩怨”，但在社會政治高度極化的現實之下，僅憑寬容與克制之姿，遠不足以贏得信任。更何況，九年前他還曾撰詩明志：“我是一顆石子／滾在布滿牛糞的路上／被這邊踢、被那邊踩／每踢一次就長大／每踩一次更成長／我是一顆活著的石子／長大，再長大／終有一日／終將變成巨巖／將踢來的腳狠狠碾碎?！?/p>

對于這位出身貧寒、少時歷經磨難、從政后飽受政治性司法攻擊與輿論抹黑、在恐襲中死里逃生、不得不穿防彈衣參選的特殊政治人物而言，當他掌握大權，終成“巨巖”之后，能否避免重蹈文在寅的覆轍，跳出“審判”與“復仇”的惡性循環，整合高度撕裂的社會，將是其未來五年執政的最大考驗。

5月23日，韓國慶尚南道金海市烽下村，韓國前總統文在寅與夫人出席已故前總統盧武鉉逝世15周年追悼儀式 圖/視覺中國

名不符實的“進步”與“保守”之爭

此次大選的另一大看點，是李在明在競選中公開將共同民主黨定位為“中道保守”，主動舍棄了長期以來的“進步”標簽。這一轉變，絕非僅為爭取中間選民的權宜之計，也蘊含著重塑韓國政治版圖的雄心。這一點，在李在明此次提出的政策綱領中深有體現。

在經濟政策上，李在明放棄了他在上屆大選中最受矚目的全民“基本收入”承諾。這一普惠型福利政策曾是他擔任城南市市長期間的標志性政績，也助推他從地方官員一躍成為全國性政治明星。而此次，他轉向強調以經濟增長為核心，傾向“親企業”“富人減稅”，與強調“包容性增長”“收入主導增長”的文在寅政府相比，該立場更接近倡導“涓滴效應”的歷屆保守政府。

在社會議題上，李在明刻意回避了韓國最敏感的性別問題，這也與當年自稱“女權主義總統”的文在寅形成鮮明對比。在國際特赦組織發給四位總統候選人的問卷中，李在明與國民力量黨候選人金文洙在“性少數”“性別不平等”“反歧視”等關鍵議題上持同一立場，皆選擇“不回應”。對于曾被尹錫悅揚言撤銷的女性家庭部，李在明亦采取溫和保守立場，主張更名為“性別平等家庭部”，刪除了反女權選民尤為反感的“女性”二字，也采納了部分男性受“逆向性別歧視”的觀點。

在兩黨一貫分歧最為顯著的歷史認同與對朝政策領域，李在明也展現出與以往民主黨政府不同的態度。在國家歷史認同問題上，他主張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在被提名為候選人后的首次公開行程中，他不同尋常地依次參拜了李承晚、樸正熙、金大中、金泳三四位前總統的墓地。其中，李承晚與樸正熙是韓國保守派與極右翼的核心象征人物，也是進步陣營中最具爭議的歷史人物。

在對朝與外交政策上，李在明強調以美韓同盟為基礎，強化美日韓合作，實現朝鮮半島和平，推動朝鮮無核化與人權改善。這一立場與包括尹錫悅在內的歷屆保守政府并無實質性差異，僅在實務層面突出了實用與靈活性。尤為引人注目的是，金大中、盧武鉉、文在寅等歷屆“進步政府”標志性的韓朝首腦會談，并未出現在李在明的政綱中。

正因如此，競選期間不少觀察者紛紛發問：李在明與共同民主黨為何“右轉”？然而，更準確的提問應是：為何共同民主黨不再繼續扮演“進步”的角色？

長期以來，人們慣將共同民主黨與國民力量黨分別視為“進步”與“保守”政黨，甚至簡單地歸類為左派與右派。然而，若從政黨譜系、政策導向與意識形態來看，即便不參照以社會階級為重要變量的歐洲，而是以“右派國家”美國為參照系，這兩大主流政黨本質上也皆屬保守政黨，都代表中上層有產階級利益，歷來在社會經濟政策的基本方向上也無根本分歧。兩黨的主要區別在于：共同民主黨相對溫和，更重視朝韓和解與和平；國民力量黨則更深地繼承了李承晚、樸正熙時代的冷戰威權主義基因，這一點也在尹錫悅戒嚴及后續的一系列政治操弄中袒露無遺。

那么，這兩大本質上皆屬保守的主流政黨，為何披上了“進步”與“保守”的對立外衣？這與朝鮮半島冷戰結構下，韓國政黨發展的特殊歷史背景有關。簡而言之，其政黨分化并非源于意識形態分歧或社會階級斗爭，而是以1990年的“三黨合并”為契機，統治精英集團內部的派系斗爭逐漸演化為兩黨體制的結果。在“三黨合并”前，韓國諸政黨在意識形態上并無顯著差異。被稱為“保守大聯合”的黨派合并，與其說是基于政治理念，不如說是出于主要政治人物的利害權衡。然而，此舉卻意外地對韓國政治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催生了如今“保守”與“進步”的政黨分野。

以盧泰愚與金鐘泌為代表的冷戰威權勢力，通過與民主化象征人物金泳三的結盟，不僅在民主化新時代中獲得了合法性庇護，更成功以“保守派”之名延續政治生命，演變為今日的國民力量黨；被排擠在外的金大中派系在突破孤立、廣泛團結在野力量的過程中，逐步確立了“進步”的身份，這便是共同民主黨的前身。

可以說，韓國兩大政黨所謂“保守”與“進步”的分野，本質上是長期戰略性模糊，乃至刻意“誤用”政治標簽的產物。前者急需“保守”身份來洗刷其親日、冷戰獨裁的歷史污點；后者作為改革型保守派，亦需借“進步”旗幟團結大眾，在選舉中占據道德與輿論優勢，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進步左派的聲音。此外，金大中首次實現政權更替后，陷入危機的舊保守勢力以“親北左派”之名對金大中及其后的盧武鉉、文在寅政府發起的一系列意識形態攻勢，也進一步加深了兩黨水火不容、分處政治光譜兩極的錯覺。

理解上述淵源后，我們便很容易理解當代韓國政治中諸多“怪現狀”的成因。譬如：為何“候鳥政客”不時出現，在兩黨間反復跳槽？為何“進步”的共同民主黨執政后，總免不了受到“打左轉燈向右轉”的批評？更重要的是，兩黨之爭何以常常激烈到裹挾整個社會的程度？

問題的根源，均在于被“進步vs保守”表象所掩蓋的“保守一邊倒”現實。由于保守兩黨未能廣泛代表社會利益，最核心的社會經濟層面的階級矛盾難以在政治層面得到表達與化解，反而被有意無意地轉移或置換為地區、性別乃至代際矛盾，從而模糊了問題焦點。其結果便是，政治精英的權力之爭，持續成為擾動并撕裂社會的震源。

特別是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越來越多的勞動階層與邊緣群體被排除在既有政黨代表體系之外，難以通過政治渠道改善自身處境，愈加孤立與原子化。在無處安放的憤怒與失落中，部分人投身于宗教團體或極右翼組織，更易受街頭動員、仇外情緒與民粹主義吸引。這也解釋了，自去年年底的戒嚴事件以來，韓國社會為何會掀起一波又一波暴力與仇恨交織的極右翼浪潮。

由此可見，李在明撕下與共同民主黨并不相符的“進步”標簽，或許是基于長遠謀劃的決斷。戒嚴事件與其后國民力量黨的一系列荒唐行徑，已充分暴露其極右守舊本色，也反映出其標榜的“保守”理念的實質——除冷戰意識形態與對既得利益的維護之外，實則空洞無物。趁此契機，由“中道保守”的共同民主黨接管保守一翼，重塑過去30余年來名不符實的政黨代表體系，重新定義“保守”內涵，或可推動韓國政治格局的深層重組。

最理想的劇本是，國民力量黨在這一過程中分裂并被倒逼改革，部分溫和派脫離極右翼，與共同民主黨合流；共同民主黨中的偏左翼派系則與其他進步政黨整合，為長期孱弱無力的真正進步派提供成長空間，將殖民冷戰遺緒與極右翼逐步邊緣化，從而形成名副其實的“進步vs保守”競爭格局，這才是利于韓國政治與社會長遠健康發展的真正撥亂反正。

然而，對于當下仍深陷冷戰分裂格局、兩黨輪替執政慣性根深蒂固、社會結構性矛盾尖銳的韓國，尤其在特朗普再度執政后美國加深對東亞地緣政治介入的背景下，這一美好愿景顯得過于理想化。

6月1日，韓國華城市，韓國改革新黨總統候選人李俊錫（右）在競選集會上拉票 圖/IC

遠方的風暴

從現實角度來看，共同民主黨的“中道保守”宣言，也是對近年來韓國社會整體保守化趨勢的理性順應。即便在此次“懲罰性大選”中，金文洙與李俊錫代表的泛保守陣營仍獲得49.4%的得票率，與李在明幾乎持平，足見其支持基礎依然穩固。在這股保守化潮流中，尤以年輕男性群體的右傾化最為顯著。

此次大選后韓國三大電視臺公布的出口調查數據顯示，泛保守陣營在20多歲男性選民群體中的得票率高達77.3%，較上屆大選尹錫悅在該群體的得票率提高了近20個百分點。這一急劇右傾勢頭發生在戒嚴彈劾后的特殊背景下，尤顯驚人。更令人矚目的是，全國得票率僅為8.34%的“85后”改革新黨候選人李俊錫，在20多歲男性中卻以37.2%的得票率高居第一。這些數據表明，國民力量黨所代表的部分守舊極右勢力尚未退場，新一代的極右翼政治明星李俊錫已嶄露頭角，并在年輕男性選民中積聚了顯著影響力。這為“李在明時代”與韓國政治的未來投下了一層不祥陰影。

哈佛大學畢業，最年輕的黨代表，40歲成為總統候選人……集諸多耀眼頭銜于一身的李俊錫，是新自由主義主導下新極右翼政治的代表人物。自與國民力量黨決裂后，他致力于塑造自身為“超越兩黨政治”的“第三勢力”代表與新生代“未來領袖”，崇尚以公平競爭為最高價值的優績主義，基于此反對一切以平等為導向的政策理念，主張“干預競爭即犯規與特權”。在這一框架下，他極力嘲諷“政治正確”， 將對弱勢群體的歧視與排斥包裝為對公平的捍衛。

極右翼的通用策略是尋找替罪羊。對于尹錫悅所代表的舊極右翼而言，替罪羊通常是朝鮮等“境外勢力”，以及被貼上“親朝”等標簽的國內異議者；而李俊錫所代表的新極右翼，則將矛頭對準那些被視為“妨礙自由競爭，試圖搭便車”的群體——女權主義者、殘疾人、外國移民，乃至所有弱勢階層。在社會經濟不平等持續加劇的現實背景下，這一敘事策略格外具有煽動性，與部分年輕男性的憤怒、挫敗和失落，尤其是反女權主義情緒形成強烈共鳴。

李俊錫作為“第三勢力”政治人物的崛起，意味著仇恨、厭惡與排斥等情緒，不再是潛伏于邊緣的隱憂，而正轉化為一股可見的政治力量，為一場遠方的風暴積蓄能量。從戒嚴引發的憲政動蕩中剛剛恢復元氣的韓國民主，日后或將持續面臨新舊極右翼勢力合流交匯的沖擊。

李在明在就職宣誓后的國民講話中，承諾“終結內亂”“成為終結分裂政治的總統”。然而，這一目標并非僅靠對尹錫悅的審判與政權更替即可達成，而需徹底動搖滋養新舊極右翼的既有政治社會結構。正如安徒生童話中，穿上“紅舞鞋”而無法停止旋轉的少女，最終靠果敢地砍下雙腳而求生。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亞洲學院副教授、韓國—朝鮮研究中心研究員）

作者：周曉蕾

編輯：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