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封建主義思潮的認知迷思在于，其以技術決定論遮蔽了資本邏輯的內在延續性。食利階層、算法掠奪等現象的背后，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在數字技術領域的延展。在此意義上，破除數字技術發展的這種異化困局，必須實現技術所有權和使用權的根本性變革，打破科技寡頭對算法、數據和平臺的私人壟斷。

原文 ：《破解技術封建主義思潮的認知迷思》

作者 |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于天宇/教授 李田/研究生

圖片 |網絡

技術封建主義思潮的興起，源于數字時代下資本與技術的深度媾和。技術封建主義者認為，傳統的話語體系難以闡述“云領主”“數字佃農”和“數字地租”等新現象，他們從技術決定論的理論視角出發，以“數字領主-平臺附庸”的封建化結構作為解釋資本主義數字景觀的新范式。技術封建主義將數字時代的資本剝削機制，機械還原為前資本主義的剝削形式，以社會形態上的歷史復刻，錯誤解讀了資本主義演進的實質，從而陷入了資本主義發展技術化和數字化所營造的“封建化幻象”。

01

技術封建主義思潮的興起與分野

技術封建主義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洛伊德·布蘭肯希普在《賽博朋克》游戲手冊中的隱喻式表述。2020年塞德里克·迪朗在《技術封建主義》中進一步系統性地闡述了這一概念，認為數字技術的崛起正在顛覆競爭關系，轉而支持依賴關系，擾亂了整體機制，并有使掠奪蓋過生產的趨勢，而資本主義通過數字技術復歸封建化生產關系。2024年亞尼斯·瓦魯法基斯的《技術封建主義：是什么扼殺了資本主義》問世，此后，西方掀起了關于“技術封建主義”的討論熱潮，斯拉沃熱·齊澤克、葉甫根尼·莫洛佐夫、喬爾·科特金等人分別從不同維度對資本、技術、封建等問題展開討論，進而形成了左翼和右翼的理論分野。

左翼學者認為平臺寡頭的掠奪使積累、數字租金取代傳統剩余價值剝削，數字技術加速了資本主義的封建化倒退，技術封建主義將構成新的社會歷史形態，主張通過數據民主化、全球協作等方法打破技術封建主義秩序。右翼學者更多受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聚焦于政治與社會結構的變化，反對將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與封建制度混為一談。其從自由市場秩序受損的視角切入，認為科技寡頭的壟斷地位破壞了自由市場原則，技術封建主義是資本主義競爭機制失靈的結果，并將其視為資本主義框架內的可修復問題，傾向于維護既有技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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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資本制造“封建化幻象”

技術封建主義思潮的理論分野，實質上反映了西方學者對數字時代資本主義社會變化的不同診斷路徑，雖然其內部的觀點不盡相同，卻共同將矛頭指向資本主義在經濟和政治維度展現出的封建化特征，認為數字時代的經濟模式已經突破了傳統資本主義產業發展的模式，演變成為具有數字領主、數字圈地運動和算法附庸等封建化特征的掠奪邏輯。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看，所謂技術封建主義的本質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數字時代的特殊表現形式，并非封建主義制度的復歸。但是，“封建化幻象”的外觀所呈現出的數字資本積累的掠奪性轉向、“數字佃農”的出現和勞動者的新型依附關系與技術統治的專制化等問題，進一步搭建了技術封建主義思潮的理論架構。

第一，數字資本積累的掠奪性轉向。技術封建主義者認為，資本家通過市場契約剝削剩余價值，封建領主憑借超經濟掠奪榨取農民勞動，而數字資本的積累方式更符合封建化的掠奪手段。科技寡頭是數字時代的食利階層，其積累呈現出雙重掠奪特征。首先，在虛擬空間維度，科技寡頭通過“數字圈地運動”拓展數字空間，通過數據殖民將用戶數字勞動的產物轉化為壟斷性生產資料，并憑借對數據的收集、存儲和分析能力進一步鞏固、擴大其資本積累。正如迪朗指出：“數字經濟的繁榮正在助長龐大的食利者經濟，并不是因為信息是新的價值來源，而是因為對信息和知識的控制——知識壟斷已經成為獲取價值的最有力手段。”其次，在實體經濟維度，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交易活動越來越多地依賴于數字平臺，傳統產業資本家逐漸成為科技寡頭的附庸，科技寡頭憑借壟斷手段，即可將傳統資本的利潤轉化為平臺租金。這種跨圈層的價值掠奪機制，使得科技寡頭無須直接組織生產即可實現對全球剩余價值的虹吸，馬克思筆下的“吸血鬼”也就轉化為數字化的“數據幽靈”。

第二，“數字佃農”的產生與勞動者的新型依附關系。在迪朗看來，平臺用戶如農奴一般被封鎖在科技寡頭制造的數字化封閉式場域中，這與封建制的社會關系極為類似。在數字平臺中數據被平臺無償占有，同時，數字平臺利用智能算法對用戶進行規訓，“量身定制”地進行內容推送，加劇人們對大數據和算法的依賴，使用戶心甘情愿地成為平臺——“云領主”——的佃農。在算法控制下，勞動者與數字平臺之間形成了類似于封建社會的人身依附關系，平臺借助算法形成“超經濟強制”的勞動控制，與平臺具有雇傭或隱性雇傭關系的勞動者陷入了“數字泰勒主義”的時空宰制。這種勞動控制機制具有顯著的封建化特征，勞動者只在勞動時擁有平臺使用權，所有權仍壟斷于數字領主，勞動過程受算法全景監控，形成了“數字領主-平臺附庸”的依附鏈。

第三，技術統治的專制化與民主政治的倒退。一方面，技術封建主義者認為科技寡頭憑借數據壟斷與算法霸權擁有了超經濟支配能力。科技寡頭通過知識產權法確立私有產權邊界，借助網絡效應突破物理空間限制，建構起超越民族國家限制的“數字宗主國”，成為一種新型的權力中心。另一方面，科技寡頭以自身對技術的壟斷挾持國家，通過信息推送影響國家政策制定，利用政治權力使自身對勞動者財富強制剝削合法化。而國家和地方權力機關為了吸引和留住這些科技寡頭，賦予其充分的“制憲權”以維系壟斷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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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術決定論遮蔽資本邏輯內在延續性

技術封建主義思潮誤將科技寡頭的掠奪式積累、新型勞動依附關系和技術統治的專制化等與封建生產關系的形式相似作為本質上的統一，認為資本主義將向封建主義“復歸”。實際上，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并不意味著其本質的蛻變，正如馬克思所揭示的：“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意義上，技術封建主義思潮的認知迷思在于，其以技術決定論遮蔽了資本邏輯的內在延續性。

第一，剝削和掠奪是資本積累的雙重機制，數字資本以掠奪的方式更新了資本獲取利潤的形式，掠奪與剝削共同服務于資本增殖。事實上，盡管科技寡頭能夠輕而易舉地進行數據壟斷、收取高昂的租金等超經濟掠奪行為，然而這難以掩蓋利潤背后的資本增殖邏輯。雖然科技寡頭無償占據數字領地中的全部數據，但數字平臺的運作及獲利，始終依賴于平臺背后數字勞動者的算法調整、系統維護、功能升級等。產業資本家租用平臺、繳納租金，雇傭工人進行生產。勞動者所創造的剩余價值，一部分被產業資本家以利潤的形式保留在自己手中，另一部分則作為地租讓渡給數字資本家。

第二，對“數字佃農”和勞動者主體地位的誤解。一方面，技術封建主義者將數字平臺用戶視為“數字佃農”，掩蓋了數字勞動仍從屬于資本增殖邏輯的本質。封建地租是地主直接占有農民勞動成果，而數據轉化為平臺利潤則需要資本通過生產和流通領域實現剩余價值的再分配，數據勞動仍然處于勞動力商品化的范疇，只是剝削的形式更加隱蔽。另一方面，技術封建者過度渲染算法的自主性，輕視了勞動者在數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主體性。數字技術的大規模使用改變了勞動者的工作方式，但這種轉變并不意味著勞動者主體性地位的消失，勞動者雖然是被剝削的對象，但也是社會變革和技術創新的推動者。

第三，對資本主義國家權力和民主政治的忽視。技術封建主義者過分強調資本主義向封建主義的“復歸”，認為科技寡頭的崛起以剝奪國家權力為代價，從而忽視了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階級性和適應性。一方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借助國家權力推動數字技術革新，保障對核心數字技術成果的占有和控制，與科技寡頭聯合形成了數字技術霸權體系，利用技術壟斷建立與新興國家的不對稱關系。另一方面，技術封建主義者忽視了資本主義民主的根基是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資本主義民主的階級本質決定其始終服務于資本發展需求，當數據和數字平臺成為核心生產資料和交換媒介后，資本主義國家機器自然轉型成為技術霸權的制度支撐。

技術封建主義思潮雖然誤判了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本質，但仍然具有一定的批判價值，在一定意義上揭示了數字壟斷資本的野蠻性，預警了技術異化的社會風險。實質上，技術本身并不必然導致封建化或民主化，其社會效應取決于嵌入的生產關系，正如馬克思所言：“機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樣，并不是一個經濟范疇。機器只是一種生產力。以應用機器為基礎的現代工廠才是社會生產關系。”我們必須看到，食利階層、算法掠奪等現象的背后，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在數字技術領域的延展。在此意義上，破除數字技術發展的這種異化困局，必須實現技術所有權和使用權的根本性變革，打破科技寡頭對算法、數據和平臺的私人壟斷。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羅薩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及其當代價值研究”(23CKS034)研究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54期第2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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