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瀾昌
當“窮孩子出身”“左臂殘疾”“五項刑訴纏身”的李在明站上青瓦臺的最高臺階時,韓國政壇徹底改寫了自己的敘事方式。這位一度被譏為“草根政客”的新總統,以幾乎橫掃之勢贏得總統寶座,也將整個國家拖入了一場更具不確定性的制度試煉。他的勝利,不僅僅是一次民粹主義的再勝利,更是一場“合法豁免”的政治布局;他所承諾的進步主義與實用主義的融合,究竟是真正的理想主義回歸,還是一種老辣政客的生存謀略?答案,還遠未揭曉。
李在明的個人傳奇無疑具備強烈的“韓式奮斗”色彩。他從工廠童工逆襲為人權律師,再通過基層政績一步步爬升至總統寶座。他的上升路徑幾乎可作為韓國戰后社會流動的樣板教材。正因為如此,李在明深諳韓國社會的心理密碼:他會講“社會不公”,會打“基本收入牌”,會在辯論場上直言快語、制造爆點。他既懂得挑動青年和中產的不滿,也敢于在財閥面前亮劍。某種程度上,他是過去十年韓國政治中最接近“人民代言人”角色的存在。
然而,這位“人民總統”背后卻藏著不容忽視的灰影。他面臨的五項刑事指控,包括違反選舉法、土地交易腐敗、濫用職權等,早已在保守媒體中鋪天蓋地地擴散。他能以高票當選,不是因為民眾不知情,而是因為他們更憎惡前任總統尹錫悅,一個企圖通過“短期戒嚴”壓制政治異見、最終遭彈劾下臺的強權象征。這一輪選舉不是對李在明的信任投票,更像是一場對“尹錫悅主義”的否定式公投。
更具爭議的是,共同民主黨在大選前夕強行通過的一項修法條款,為李在明的法律風險鋪設了“任期豁免權”的制度通道。該法規定,總統任內不得受審,除非涉及叛亂或叛國。這不僅為李在明本人暫時關上了法院的大門,也標志著韓國法治系統的又一次遭遇“政黨工具化”的創傷。在一個民主制度早已傷痕累累的國家,這樣的操作不是對總統權力的尊重,而是對司法權威的挑釁。
李在明對外呈現的政治姿態也在迅速“溫和化”。在競選期間,他一再降低進步主義調門,強調務實和合作,表示將與朝鮮恢復對話,同時保持與美國的安保同盟,并在不疏遠中國和俄羅斯的前提下調整外交重心。這種“左翼務實”的新姿態乍看之下頗具平衡意味,但在實質上也暴露了其極高的政治彈性。正如分析者所言,李在明是個“幸存者”,他既能在激進民粹中制造聲量,也能在政策層面迅速向中間靠攏。這不是信仰,而是戰略。
李在明上任后的現實困局不容低估。韓國社會已經被“彈劾+腐敗+失業+房地產泡沫+青年焦慮”撕裂至極限。議會雖然在他手中握有絕對多數,但黨內并非鐵板一塊,派系分裂與利益沖突仍潛伏暗處。而在國際層面,從朝鮮導彈再試射到中美爭霸格局再升級,韓國必須在敏感地緣位置上保持高度技巧的外交走繩術。如果李在明繼續以民粹姿態吸引國內支持,那么對外政策將陷入“兩邊討好,處處尷尬”的戰略困局;而如果他試圖恢復精英式治理風格,又必將引發“背叛改革”的輿論反噬。
李在明“逆襲而上”的個人神話,很可能被他本人或民主黨用作合法化任何制度變革的道德盾牌。他可以說“我是窮人出身,所以我懂你”;他可以說“我是被冤枉的,所以我反腐”;他也可以說“我是多數人的選擇,所以我要改革法治制度”。這正是韓國民主在經歷一輪又一輪總統丑聞、法治妥協后的危機所在:總統權力雖可更迭,但制度韌性卻在不斷削弱。
李在明是“變色龍”,是“斗士”,是“政治幸存者”,也是一把雙刃劍。他既可能成為韓國政治復興的契機,也可能是又一場民粹治理失敗的開端。他必須清楚:勝選靠的是不滿情緒的累積,治國靠的卻是制度耐力的比拼。而在這個動蕩不安的2025年,沒有人能只靠“出身標簽”和“平民情懷”來駕馭一個被撕裂的國家。他贏得了舞臺,但也無法再有失敗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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