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的學術交流中，我體會最深的是，道義現實主義所強調的‘領導具有決定性作用’這一觀點已在歐洲引發關注。隨著特朗普明確表示不再為世界提供全球性領導，國際社會正面臨全球性領導缺位的局面。”6月3日，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名譽院長閻學通教授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談及他5月歐洲之行所聞所感。

閻學通認為，在逆全球化趨勢下，大國競爭策略從全球化背景下追求“絕對收益”的策略，變為限制對手發展以提升自身相對優勢的“相對收益”策略。國際秩序正從全球化向逆全球化轉變，也使國際體系的無序性顯著加劇。

2025年的現實也是如此：當特朗普政府的“對等關稅”將全球貿易體系拖入混亂漩渦，“美國優先”戰略也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動搖美歐跨大西洋根基；俄烏第二輪直接談判已經落幕，卻未能打破僵局；印巴戰火剛息，緊張關系仍在持續；加沙廢墟上的危機依然未解……逆全球化不僅導致了更多經濟沖突與矛盾，還催生了更多政治沖突和安全沖突。

在閻學通看來，若要使世界重回全球化軌道，簡單地恢復自由主義秩序或延續當下的民粹主義路徑都難以奏效，唯有建立新型國際領導體系。他透露，近期在歐洲訪問期間，已經聽到部分參與決策的歐洲人士提出，歐洲與中國是否能合作提供一種新型的集體領導，以推動全球化的恢復與再發展。“目前，對于中歐合作構建這種新型國際領導模式是否可行，尚無定論，但相關討論已在進行中。”

圖為閻學通受訪

以下為專訪實錄：

中美有可能達成“更大”協議嗎？

澎湃新聞：近期中美在經貿領域有暫時性緩和跡象，美方將此前對等關稅中的20%暫停90天。在您看來，中美之間達成這一共識是基于何種事實和利益出發點？

閻學通：中美雙方要能達成共識，主要在美方（主動）。美國對中國產品加征145%的關稅后，致使中美經貿往來中斷。若美國繼續長期堅持所謂“對等關稅”，美國零售商貨架即將面臨商品空缺局面。這種情況在美國引發恐慌，若商品供應不足，物價將大幅上漲。在這樣的壓力下，美國政府迅速同意將關稅從145%降至30%，是美國主動愿意降低關稅。中國一直采取對等反制措施，正是由于中國的這一政策給美方帶來壓力，使特朗普政府主動降低關稅，最終促成了談判成果。

澎湃新聞：中美間有可能達成“更大”的協議嗎？

閻學通：即便當前美國對華關稅降至30%，仍對中美經貿往來產生顯著影響。由于部分中國商品因關稅無法進口，美國一些生產活動面臨中斷風險。這使美國政府面臨經濟與生產上的困境，急切尋求與中國談判。兩國元首是否能在本周接下來幾天實現美方所說的“通話”，我們不清楚。但是，美方表現出了極高的通話意愿，甚至有點迫不及待。這說明美國承受的壓力巨大。特朗普如果對中國產品實行零關稅，雙方必然達成驚人的成果。

至于中美雙方未來能夠達成何種協議，關鍵在于美國對中國新增關稅的削減程度。若美國能將關稅從當前水平降至特朗普2017年剛上任時的水平，我認為中美有望達成一項重要協議。因此，協議的具體內容與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降低新增關稅的幅度。

“學術脫鉤”是美對華“科技制裁”手段之一

澎湃新聞：與此同時，科技領域的封鎖與反制仍在持續。隨著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快速發展，中美在新興技術領域的競爭愈發激烈。您也一直強調，“中美競爭的核心是技術”。您認為這種經貿與科技領域不同的博弈態勢，將如何塑造未來中美競爭的格局？

閻學通：美國大眾的生活和生產對中國出口產品存在嚴重依賴。因此，美國政府無法實現與中國經濟的全面脫鉤。美方現在急切尋求與中國談判，原因在于美方原本以為能夠全面脫鉤，但實際操作中發現難以承受后果。

在技術領域，無論面臨多大壓力，目前來看，特朗普政府在技術脫鉤政策上不會輕易改變。與貿易脫鉤關乎利益分配不同，技術脫鉤涉及中美之間的實力競爭。從這一角度而言，特朗普政府或將進一步強化對中國的技術脫鉤政策，以減緩中美科技差距縮小的速度。

當前大國競爭處于數字時代之下，競爭的核心聚焦于數字技術創新，而非意識形態。美國政府也意識到，意識形態的干預缺乏實際意義，并不能切實提升本國的科技競爭力。由此可見，中美競爭的關鍵領域在技術創新。美國最擔心的是中美之間實力差距的變化，而技術差距縮小的程度，正是影響兩國綜合國力差距的核心要素。技術差距縮小幅度越大，中美綜合國力差距也將隨之減小。因此，我預計特朗普政府不會改變既有策略，將持續采取措施遏制中國技術進步。

澎湃新聞：就像您提到的，中美競爭的關鍵領域在技術創新，而人才又是技術創新領域的核心載體。近期特朗普政府在禁止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后，又決定開始吊銷中國學生的簽證，包括“與中國政府有聯系或在關鍵領域學習”的學生。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國際關系學者，您認為特朗普政府“學術脫鉤”舉措背后的核心意圖是什么？從中美關系層面出發，這一舉措與美國在經貿、科技等領域的對華政策，是否存在一定邏輯聯系？

閻學通：美國只對中國學生實施相關政策，而未針對歐洲、日本、俄羅斯等其他國家的留學生，核心意圖還是擔憂中美技術差距縮小。美方認為，中國科技進步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留學生在美國學習科技知識后回國，對中國科技發展形成助力。因此，限制中國留學生在美學成歸國對中國科技的促進作用，與美國遏制中國技術發展的目標直接相關。美國政府當前對中國留學生的限制政策，核心在于防止中美科技差距縮小，這與此前遏制中國技術進步的政策具有一致性。

這一舉措在一定程度上也與貿易政策相關聯。美國在貿易領域限制對中國出口高科技產品，就是出于技術層面的考量。而對進口中國產品加征關稅等措施，則更多是基于經濟利益的權衡，這是二者的差異。

當地時間2025年5月25日，烏克蘭切爾尼戈夫，被釋放的烏軍士兵回到烏克蘭與親人相聚 資料圖/視覺中國

歐洲正為獨立主導俄烏沖突做準備

澎湃新聞：我們注意到，您在5月訪問了歐洲多個國家。在布魯塞爾期間，您與中國駐歐盟大使蔡潤會談時提到“特朗普當選為中歐關系改善提供戰略機遇”，結合歐盟近期在貿易、科技政策上的調整是否印證了這一判斷？而“歐洲不做美國附庸”這一立場對中歐合作及歐洲安全秩序重構有何潛在影響？

閻學通：我在歐洲訪問期間，與部分參與決策人士溝通時，有兩點信息尤為明確：第一，很多人認為，美歐傳統的跨大西洋伙伴關系的基礎已不復存在或顯著弱化，歐洲國家已意識到無法再完全依賴美國提供的戰略安全保障，因此作出重要調整——開始走戰略自主道路，在安全軍事與經濟技術兩個層面。歐洲還出現一個值得關注的轉變：二戰結束后，歐洲一直防止德國“做大做強”，但如今不少歐洲國家轉而希望德國強大，增強實力，以在安全領域為歐洲提供支撐和保障。這一轉變的根源仍在于對美國戰略依賴的弱化。

正是由于歐洲多數決策者意識到戰略自主的必要性，因此也明確了必須加強與中國的合作。即便中歐在烏克蘭問題上存在分歧，但分歧之外的領域仍有拓展合作的空間。現在歐洲國家除了與中國探討雙邊關系，還涉及全球性議題合作，例如雙方提出要共同維護自由貿易原則。此類合作已超越雙邊事務范疇，具有全球性意義。綜合來看，我認為未來中歐合作前景較為廣闊。

澎湃新聞：當地時間6月2日，俄烏代表團在土耳其舉行了第二輪直接談判。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2日提議舉行一次有俄烏美領導人參加的峰會。您如何看待特朗普在俄烏和平進程中的真實影響力？特朗普是否會采取新的斡旋手段，還是會直接退出？

閻學通：特朗普聲稱能夠在較短時間內結束烏克蘭危機，這不僅高估了美國能發揮的作用，也反映出美國決策者對這場沖突成因的認知偏差。美方曾認為自身能決定沖突的爆發與結束，但實際情況是，無論美國是否參與，沖突均有爆發的可能性，而（沖突的）終結也并非由美國主導。這也解釋了為何特朗普最終表示，烏克蘭危機的結束需俄烏直接談判——美國意識到自己在整個俄烏沖突的進程中的影響力，較其原先想象的小很多。

而歐洲國家已著手準備應對美國全面停止對烏軍事援助的可能，即便美國完全撤出，歐洲仍計劃將對烏克蘭的支持持續下去。這側面印證美國的參與與否對烏克蘭危機的作用有限，也凸顯歐洲戰略自主進程已經開始——歐洲正為獨立主導沖突做準備。

與此同時，特朗普本人對斡旋烏克蘭局勢的積極性較其剛上臺時已明顯下降，且這一趨勢可能持續，直至完全喪失興趣。特朗普清楚，烏克蘭問題難以按其設想的方式結束，即便結束，外界也未必將功勞歸于美國或其個人。在難以給美國帶來任何功績的情況下，特朗普本人保持斡旋積極性的可能性將不斷降低。美國政府也意識到，持續介入難以為本屆政府提升聲譽或帶來實際利益，這進一步導致美國對烏克蘭的投入意愿減弱。

澎湃新聞：若特朗普因為在烏克蘭和平進程中無法獲利，而完全撤出，這是不是孤立主義的體現？或者，這是不是他作為商人的思維導向？

閻學通：針對特朗普的上述行為，我認為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孤立主義。道義現實主義將領導類型分為王道型、霸權型、強權型和昏庸型。昏庸型領導的特點是將個人利益絕對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

對特朗普來講，結束烏克蘭危機的重點不是結束沖突本身，而是他能否借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能獲獎他就有積極性，反之則沒有。當特朗普察覺到國際社會普遍認為美國的介入對解決危機作用有限時，特朗普的積極性將大打折扣。

外界常將特朗普執政后的行事風格同他商人身份掛鉤，這是一種誤讀。包括特朗普在內，美國歷史上總共有6位商人出身的總統，但前5位均與特朗普不同。特朗普追求的是超越經濟的名聲，想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進入美國歷史書。

閻學通認為，特朗普追求的是想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 資料圖

事實上，無論在中國、美國還是其他國家，有兩大觀念誤導人們理解國際關系。其一，經濟決定論，認為一切行為均以金錢為出發點，任何行動背后的目的必然是追求經濟利益，否認存在非經濟動機；其二為陰謀論，傾向于將各類事件歸因于背后的陰謀算計。事實上，國際關系的驅動因素既非單純的陰謀邏輯，也非單一的經濟利益。

逆全球化趨勢下需要建立新型國際領導體系

澎湃新聞：在今年1月的世界和平論壇冬季系列活動上，您曾作出判斷，“世界在逆全球化基礎上將走向更多對抗”。現在2025年已經走過半程，特朗普上臺已經100多天，您對上述判斷是否有一些新的觀察？

閻學通：在2024年世界和平論壇新聞發布會上，我曾說，預計在2025年舉辦世界和平論壇時，俄烏沖突仍難以結束。在2024年世界和平論壇召開之際，不少觀點認為特朗普若贏得選舉，烏克蘭危機將迅速告終，但我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當時判斷俄烏沖突在一年內結束缺乏現實依據。如今，距離2025年世界和平論壇召開不足一個月，俄烏沖突結束的可能性依舊微乎其微。

實際上，俄烏沖突以及加沙問題的延宕，均是逆全球化的表現。許多人提及逆全球化，僅關注經濟層面，如經濟脫鉤、技術封鎖以及貿易戰等，這屬于經濟逆全球化范疇。然而，全球化還涵蓋政治領域，即政治全球化。

當前地區沖突、戰爭的持續，尤其是加沙地區存在的無視人權現象，均是政治上的逆全球化。可以看到，美國對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政府在加沙地區的軍事支持，明顯加劇了政治逆全球化的發展態勢。這符合我在今年年初說的，逆全球化將引發更多矛盾。如今事實證明，逆全球化不僅導致了更多經濟沖突與矛盾，還催生了更多政治沖突和安全沖突。

澎湃新聞：您2018年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曾提到道義現實主義理論。當主導國和崛起國的領導類型不同時，這種差異對重塑國際格局、國際秩序、世界中心乃至整個國際體系都可能具有決定性作用。隨著近幾年國際形勢的變化，放在今天來看，您認為，國際秩序之“亂”在未來是否會進一步加劇？

閻學通：國際秩序已從全球化轉向逆全球化，這一秩序變動意味著國際體系的無序性顯著加劇，世界局勢將更趨動蕩。在這一背景下，大國競爭模式也從全球化條件下的競爭轉變為逆全球化下的大國競爭。

在全球化階段的大國競爭中，各國比拼的是融入國際體系的能力，通過在全球化進程中占據優勢地位，實現自身發展壯大。而在逆全球化時代，大國競爭的核心在于，如何在逆全球化浪潮中提升自身實力。因此，在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兩種環境下，大國所采取的競爭策略截然不同。

全球化背景下，大國傾向于通過融入與合作的方式競爭，力求在合作中實現更快發展、獲取更多收益，從而增強自身實力。這本質上是一種追求“絕對收益”的競爭策略。而在逆全球化趨勢下，大國更注重自強、自主，其競爭策略轉變為通過限制對手發展，來提升自身相對優勢。即便自身發展速度放緩，也要確保對手發展更為遲緩，這屬于“相對收益”的競爭策略。競爭環境的改變促使大國競爭策略發生轉變，這種轉變并非競爭維度的變化，而是國際環境驅動下的必然調整。

澎湃新聞：道義現實主義理論能為理解當前逆全球化的國際形勢提供哪些新視角？

閻學通：如果從道義現實主義理論來理解當下的逆全球化趨勢，首先是，需構建一種新型國際領導模式，這種模式應區別于美國主導的霸權型領導。為此，道義現實主義建議建立“王道型”領導體系。近期在歐洲訪問期間，我已經聽到部分參與決策的歐洲人士提出，歐洲與中國是否能合作提供一種新型的集體領導，以推動全球化的恢復與再發展。

我認為，道義現實主義能提供的啟示是：若要使世界重回全球化軌道，既不能簡單地恢復自由主義秩序，也不能延續當下的民粹主義路徑，這兩種模式均難以奏效，唯有建立新型國際領導體系。目前，對于中歐合作構建這種新型國際領導模式是否可行，尚無定論，但相關討論已在進行中。通過中歐合作提供新型國際領導，有望推動國際社會朝著積極、正向的方向發展。

如何讓世界和平一點、讓經濟增長恢復一點？

澎湃新聞：新一屆世界和平論壇即將召開，能否請您先透露一些關于本屆論壇主題的信息？您不僅在5月訪問了比利時、法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還在4月訪問了哈薩克斯坦。這一系列訪問交流對您思考論壇主題與設置相關議題是否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您認為這種“行走訪問”對提升論壇議題的現實針對性和國際共識構建能力有何特殊價值？

閻學通：世界和平論壇的相關工作均經秘書處集體討論、共同制定。從我近期歐洲訪問的經歷來看，國際社會已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各方正圍繞逆全球化條件下的應對之策展開討論，聚焦如何重建國際秩序、減少戰爭沖突風險，以及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因此，本屆世界和平論壇的主題將聚焦“和平”與“繁榮”。

正是因為世界不和平，世界經濟亦面臨全面衰退風險。國際組織預測顯示，2025年全球經濟增長態勢將弱于2024年，若2026年、2027年經濟增長持續下滑，后果堪憂。因此，本屆論壇將探討如何讓世界和平一點、讓經濟增長恢復一點。

在歐洲的學術交流中，我體會最深的是，道義現實主義所強調的“領導具有決定性作用”這一觀點已在歐洲引發關注。隨著特朗普明確表示不再為世界提供全球性領導，國際社會正面臨全球性領導缺位的局面。各方關注的焦點開始轉向：當全球性領導缺失時，如何構建地區性領導機制——不能因全球領導缺位而導致地區治理陷入真空。目前，歐洲已開始就地區和平架構的構建，以及地區未來發展的領導力量等議題展開討論。

同樣，我在訪問哈薩克斯坦期間注意到，中亞國家也在討論地區安全的問題。印巴持續四天的空戰，暴露出上合組織在維護地區和平方面的能力局限性，促使地區國家開始思考是否需要重新構建中亞地區的和平機制。而構建新的安全機制，核心問題在于由誰提供領導力量去推動機制建立。

總體而言，我的直觀感受是：至少在歐洲，越來越多的國家已開始重新思考地區治理需求——既需要新的領導力量，也需要建立新的安全框架。

澎湃新聞：這是否也意味著，改革已成為國家在當前世界形勢下，提升自身實力的必要路徑？

閻學通：任何形式的國際領導，無論是局部事務性還是全球性的，均需以國內實踐為前提。只有在本國成功實踐并驗證理念的有效性，才具備在國際層面倡導該領導模式的基礎，方能使國際社會認可并接受相關主張。當前歐洲正面臨類似議題的討論。在數字技術領域明顯落后于中美兩國的情況下，歐洲正探索如何構建獨立的數字技術體系。這一議題被視為歐洲戰略自主的關鍵環節。歐洲普遍認為，若不推進內部改革、建立獨立的數字技術體系，歐洲將被迫在中美兩大技術體系間選擇依附其一，而無論依附哪一方，都不符合歐洲的戰略利益。不過，歐洲能否通過內部改革實現科技自主體系的構建，仍需觀察其改革進程與實際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