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是我下鄉的第九年了，那一年大隊中學臨時請我代課。我雖號稱中學畢業，實際在中學念書不到一年，卻要教中學三年級的語文和化學，實在也有些誤人子弟。記得是放農忙假時，我回到成都家中，母親既驚訝又高興地說：這么快！上午才給你打電報，下午就回來了。原來家里得知停止多年的大學考試真要恢復了，所以要我趕緊回來準備。于是在家中補習了一個多月，因上中學不到一年就進入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了，那是名副其實的“補習”，與今曰高考“復習”完全不是一回事。

由于“時間短、任務重”，可算是真正的拼命。每天睡覺也分成兩段，一次約睡三個鐘頭，其余時間基本都坐在窗邊的桌前。對面樓里也有一家的小孩正做同樣的事，后來其家長說，早就推測我一定考上，因他們幾乎就沒看見我離開過桌子，頗嘆我何以能不必睡覺。其實偶爾也要出門請教，記得還去成都二中學習怎樣寫作文，請教以前教過我二哥的費紹康老師，真如醍醐灌頂，獲益良多?？荚嚽坝只卮箨犞袑W上課，教作文的段數突飛猛進，怡好全公杜舉行統一的作文考試，我的學生還獲得第一名。一個大隊民辦學校的學生超過公辦學校的學生，在當年鄉下也是不小的新聞（其實主要是該學生自己聰明，后來一路念重點中學、上海交大，更到美國常春藤大學念博士，是鄉村孩子中一個異數）。

我就這樣白天教書，晚上繼續學習，準備即將到來的考試。我所在的仁壽縣是個大縣，人口過百萬，當年應屆畢業的高中班就有上百個，全縣還有和我一起下鄉的知青近兩千人，絕大多數學歷都在我之上，不少是老高中的。這樣，在填報志愿時，我第一志愿填的是成都師范學校的中文高師班，即所請中?！按髅薄钡拇髮?，第二志愿是四川師范學院中文系，到第三志愿需要換專業，才填了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完后已近過年，我也就回到成都家中。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我正在城里一老同學家中喝茶，忽然我弟弟從郊區的家里趕來，告訴我錄取通知到了，我被取入川大歷史系。

那是長期停招后的第一次，錄取不太看志愿。所以我能被第三志愿的重點大學先錄取。大學畢業后我才知道，取我的老師當初也擔有政治風險，因我的家庭出身有些“問題”，經過爭議，終以“重在表現”的理由取了我。且我本是在農村考試，通知應是寄送到鄉下的。川大招生辦的人竟然査到成都我家的地址，特地寄到家里，讓我們能愉悅地過年。下鄉已九年的我是家中的“老大難”問題，那次過年的氣氛當然好極了。我會永遠記得這一經辦人的細心周到，我猜其家中或者也有知青，所以很能體會這個通知的重要吧。那時“文革”尚未完全結束，“斗爭哲學”之余威尚在，而川大從招生到發通知都相當有人情味。非常不容易，使人難以忘懷。

開學已是1978年了，我的農村好友姚仲文兄用背篼背著我的行李把我一直送到學校報到；這一圖景似乎象征著人生的一段結束，又一段開始。那幾年學習的經歷恐怕也是中國大學教育中前所未有，后亦未必會再現的。大學停止招生已12年，同學中應屆生很少，彼此的年齡相差甚遠，班上年齡最大的恰是最小的兩倍，25歲的我則屬于中間一段。而當時的師資幾乎動員了全體高段位的老師，有些現已不在世的老師，當年還沒有資格給我們上課呢。

晚來的學習機會不易，那時暑假也住在學校，記得第一個暑假就是讀《資治通鑒>，而一些同學還曾組織起來共讀《史記>。我自己散漫慣了，經常逃課，到學校圖書館看各種內部書籍。曾經有那么多年，全部公開的讀物不過幾十種，突然可以使用圖書館，而且可看，“文革”中給老干部準備的各種翻譯書籍。那種感覺說是如饑似渴，全不過分。

同學中不少人相當注重語言工具的掌握，我在鄉下背過半部《古文辭類纂》，離桐城正宗自然還遠，或可說稍得皮毛。但英語則完全是從頭開始，摸底考試僅得10分，即寫完字母而已。最初學英語也不過跟著走，過了一學期，參與讀《史記》的好友葛小佳說，他的英語己遠遠超過班上的進程。那時同學中有的英語甚好，已在看所謂原著，而小佳的英語也同樣是進大學才開始學的，那時與我的水準就不可同日而語了，他為讓我能趕上，自己特意停學英語一學期。這祥的義氣大概現在較難見到了，我不能不拼命追趕，到二年級差不多趕上他的水準，大家又繼續前進。

川大歷史系當年的學風是重基本功和語言，后來考外校研究生的，不分中國史還是外國史，大多在古漢語和外語上得到高分?，F在有些同學的記憶中，也說我們那時就一心想出國。所以努力學外語。其實如我前面所說，當時“文革”的“結束”還在進行之中，在成都這樣的地方，幾乎無人能有出國念書一類的“高瞻遠矚”。簡言之，那根本不是一般讀書人上進的“選項”，歷史記憶在不知不覺中常隨后見之明而移易，于此可見一斑。不過，當年的形勢發展確實日新月異，到畢業的時候，去外國讀書對一些人就成為實際的可能了。

后來同年級中真有不少人到歐美讀書，且所讀多是名校，反倒是如今在外國治學最有成績的葛小佳念的是一般州立大學。我想，當年那批留學生大概也和國內的77級學生一樣，進入什么學校基本看機緣，但其訓練未必都在課堂上獲得，所以在國內國外讀什么學校不特別重要，主要還是靠自身的修為。我自己是在畢業工作五年以后才負笈遠游，緊趕慢趕，博士答辯時已經41歲了。

川大歷史系77級學風的另一特點是眼界較寬，思想開放，大部分留學的都轉了行。朋友中小佳始念社會學而轉治心理學，霍大同念了精神分析，而戴思杰干脆進入著名的巴黎電影學院學導演。念什么專業就教什么的，也就一二人而已。我念的課程是以美國史為主，不過因擬追隨的老師退休，一時后繼無人，系里許我改換門庭，遂轉入中國史，大大縮短了讀書期限（普大的亞洲史要學兩門亞洲語言加一門歐洲語言，而美國史則僅要求一門外語）。所以我一共就念過兩門中國史的閱讀課，如今所教的專業，也還是半自本科的教育，半從自學而來，算不得科班出身。

也許，這就是77級的一個特征：學生多來自社會，閱歷豐富而志趣廣泛；老師也不僅為一校一專業培養人，而是放開眼界為時代為社會育人。與后來人比，77級學生多少都有些迂遠而放不下身段，但不論治學從業，并不十分拘泥；卻又始終保留幾分理想的色彩，故與日趨現實的世風稍感疏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