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和川普翻臉了。

翻的很徹底，不僅是在政策上意見相左，還上升到人身攻擊了。

起因為對美國國會通過的一個“大美麗”法案的批評，馬斯克痛批其為典型的“豬肉桶”政治。

意思是你他媽的天天說減稅，減個毛稅，你增支了呀，你政府開支在不斷增長啊，增加的稅款給誰了？給那些利益集團了。川普和你們這些國會議員通過這個法案 ，不過是為了某些利益集團服務罷了。

那豬肉桶政治這個詞是什么意思呢？

“豬肉桶政治”（Pork Barrel Politics）無疑是一個色彩濃烈且意味深長的詞匯。

它并非簡單指向政府開支，而是精準描繪了一種特定現象：

議員們憑借立法權柄，巧妙地將聯邦資金導向自己的選區或特定利益團體，以此換取寶貴的政治支持。

這些項目，細究之下，其實更多地向狹隘的地方需求或特殊利益集團傾斜，而其成本，則需由全體納稅人默默承擔。

“豬肉桶”一詞的由來，本身就充滿了濃郁的美國鄉土氣息。

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將其源頭指向十九世紀美國南方的奴隸制時代。據稱，奴隸主會定期將腌制的豬肉置于木桶中分發給奴隸，饑餓的奴隸們蜂擁而上，爭搶桶中的肉塊，最先搶到大塊肥美豬肉的人，無疑會被眾人視為幸運兒。

這個生動的場景，后來被巧妙地移植到政治語境中，用以諷刺政客們為了爭奪政府資金和公共資源而上演的種種不堪與逐利之態。

這是一個隱喻，預示著稅款被利益集團哄搶的現實。

歷史的指針撥回到十九世紀初至美國內戰爆發前，那是“豬肉桶”政治的早期萌芽階段。

彼時的美國，聯邦政府的權力邊界相對清晰且有限，財政支出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國防、外交等核心領域。

然而，隨著國家版圖向西部不斷拓展，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日益旺盛，“內部改進”項目，諸如運河的開鑿、公路的鋪設、港口的興建，開始逐漸進入聯邦撥款的視野。

早在1817年，約翰·卡爾霍恩便大膽提出了“紅利法案”，倡議將國家銀行的紅利用于支持這些內部改進工程。

盡管這一法案最終遭到了時任總統麥迪遜的否決，但它無疑開啟了聯邦資金介入地方建設的先河，為后來的財政分配模式埋下了伏筆。

這一時期，“豬肉桶”的雛形常常與“滾木立法”的實踐緊密相連。

什么叫滾木立法呢？

就是議員們為了確保自己選區的項目能夠順利通過，會心照不宣地相互支持對方提出的類似項目，形成一種原始的利益交換網絡。

亨利·克萊提出的“美國體系”，雖然其宏大目標是通過保護性關稅、國家銀行以及聯邦資助的內部改進來促進國家整體的繁榮與發展，但在具體實踐中，內部改進項目的分配卻難以擺脫地方政治勢力的強大影響，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分肥”的色彩。

例如，1824年通過的《一般勘察法案》，授權聯邦政府對全國范圍內的道路和運河進行勘察，這不僅為后續的聯邦撥款鋪平了道路，也為地方勢力爭奪項目資源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和依據。

內戰的硝煙散盡，美國進入了重建與快速工業化時期，而“豬肉桶”現象也隨之愈演愈烈，其表現形式也更加多樣。

一個尤為顯著的例證便是內戰軍人養老金的發放。

起初，這項養老金主要針對在戰爭中傷殘的軍人及其遺孀，具有人道主義的初衷。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政治力量的不斷推動下，養老金的發放范圍持續擴大，資格審查的標準也日益寬松，逐漸演變成了共和黨維系和鞏固老兵這一重要票倉的關鍵工具。

養老金法案的每一次修訂，幾乎都伴隨著議員們為本選區老兵爭取更多福利的激烈博弈，使得養老金支出一度占據聯邦預算的驚人比例，成為財政的沉重負擔。

與此同時，《河流與港口法案》則成為了“豬肉桶”現象的另一個重災區。

這些法案以定期的方式，授權聯邦政府對全國各地的河流進行疏浚、對港口設施進行改善。

由于每一位議員都熱切期望能為自己的選區爭取到實實在在的項目，這類法案的內容往往變成了各種地方項目的冗長堆砌，其中不乏許多經濟效益低下、甚至純粹是為了討好特定選民群體而設立的工程。

例如，在1880年代，一些包含大量不必要項目的《河流與港口法案》便遭到了媒體和銳意改革人士的無情譏諷，被直接冠以“豬肉桶法案”的惡名。

這一時期的“豬肉桶”政治，與當時盛行的“政黨分贓制”相互交織，互為表里，議員們通過成功爭取項目來回報自己的支持者，從而鞏固和擴大本黨派的政治勢力。

步入二十世紀，特別是經歷了羅斯福新政的深刻變革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面洗禮之后，美國聯邦政府的規模和權力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急劇擴張，其財政預算也隨之大幅增加，這為“豬肉桶”政治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表演舞臺和更豐厚的資源基礎。

盡管在“進步時代”，社會上曾一度掀起過針對政府腐敗和行政低效的改革浪潮，但“豬肉桶”現象并未因此銷聲匿跡，反而以更為隱蔽、更為制度化的形式潛滋暗長。

在當代，“專項撥款”，也被稱為“定向支出”或“議員項目”，成為了“豬肉桶”政治最主要也最受關注的表現形式。

所謂專項撥款，指的是國會議員在年度撥款法案的審議過程中，為自己所代表的選區或特定的利益集團（例如大學、非營利性研究機構、乃至私人企業）硬性指定用途的聯邦資金。

這些項目通常繞過了正常的預算審查程序或公開的競爭性招標流程，而是由議員憑借其在立法過程中的影響力，直接“塞入”到龐大的撥款法案之中。

專項撥款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尤其是在1980年代之后，其數量和金額都呈現出急劇增長的態勢。議員們普遍將其視為服務選民、向選民展示其工作政績的有效途徑。

許多臭名昭著的例子，如阿拉斯加州耗資近4億美元卻旨在連接僅50名居民的格拉維納島與凱奇坎市的“無處可去的橋”，以及波士頓的“大開挖”（Big Dig）工程，其預算從最初的28億美元飆升至最終超過240億美元（含利息）。

國防授權法案也常常成為“豬肉桶”的藏身之所，議員們巧妙地在其中為本選區的軍事基地保留一些并非必需的設施，或者推動采購本選區企業生產的、軍方實際需求并不迫切的武器裝備。

專項撥款的泛濫，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公眾對于政府浪費和潛在腐敗的強烈不滿與擔憂。面對日益高漲的批評聲浪，2007年，國會通過了旨在提高專項撥款透明度的改革措施。

到了2011年，在茶黨運動等保守派力量的強力推動下，眾議院共和黨和參議院民主黨相繼宣布暫停在撥款法案中使用專項撥款。

然而，“豬肉桶”的生命力似乎異常頑強，它并未因此絕跡，而是以更為隱蔽的方式繼續存在，例如通過議員向行政部門寫信建議資金投向的“信件指定”或“電話指定”，以及在授權法案而非撥款法案中巧妙地指定項目。

時至2021年，國會兩黨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經過改革和限制的專項撥款制度，并將其更名為“社區項目資金”或“議員指導支出”，。

“豬肉桶政治”在現實中所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后果往往是負面的。

它直接導致了資源的錯配與整體經濟效率的低下。資金的流向并非基于項目本身的經濟效益或真實的社會需求優先級，而是更多地受到政治力量對比和利益博弈的左右，這使得大量寶貴的稅款被投入到回報率低下甚至完全無效的項目之中，造成了驚人的浪費。

這些積少成多的“豬肉桶”項目，無疑加劇了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和國債負擔，其最終的成本，卻需要由全體納稅人來共同分擔。

“豬肉桶政治”為政治腐敗和尋租行為提供了溫床。議員與特殊利益集團之間很容易形成一種隱性的權錢交易，游說團體通過提供政治獻金等方式來換取對其有利的項目。

當選民們親眼目睹公共資金被大量用于滿足狹隘的地方利益或特殊集團的訴求，而非致力于提升整體的公共福祉時，他們對政府的信任感以及對整個政治體制的信心都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嚴重削弱。

有人說，美國有選民制約，為什么這樣的政治分贓行為能持續幾百年呢？

一個關鍵因素在于選民行為模式中的“理性無知”與“理性非理性”現象。

對于大多數普通選民而言，單個“豬肉桶”項目的成本分攤到自己頭上往往是微乎其微的，他們缺乏足夠的激勵去投入時間和精力深入了解這些項目的具體細節和監督其執行過程。

相反，他們更容易直觀地感受到本選區因這些項目而獲得的具體利益，例如新增的就業機會、改善的基礎設施等，并很自然地將這些“政績”歸功于本選區的議員。

這種“收益集中于少數人，而成本分散于多數人”的獨特機制，使得議員們擁有強烈的內在動機去積極爭取所謂的“豬肉桶”項目。

第二個原因是，議員們的連任驅動。

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下，議員的首要目標通常是成功贏得下一次選舉以保住自己的席位。

通過為選區爭取到聯邦資金和各種項目，議員們可以有效地向選民展示其“辦事能力”和“為民服務”的形象，從而提升自己的支持率和連任概率，這在政治學中被稱為“信用獲取”。

“滾木立法”的內在邏輯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一個充滿多元利益訴求的國會環境中，議員們為了各自選區的利益，不得不進行復雜的利益交換和政治妥協。

“你支持我的項目，我就支持你的項目”成為了一種心照不宣的、普遍存在的立法策略，共同推動了“豬肉桶”項目的通過。

國會的委員會制度，特別是權力巨大的撥款委員會，其運作方式也對“豬肉桶”政治的形成有所貢獻。

資深的議員以及在關鍵委員會中擔任主席或重要職位的議員，往往能夠更容易地利用其影響力，為本選區或與其關系密切的利益集團爭取到寶貴的項目資源。

不容忽視的還有特殊利益集團的強大游說力量。

諸如國防承包商、農業利益團體、大型建筑行業協會等組織，通過投入巨額資金進行政治獻金、組織專業的游說團隊等方式，積極影響議員的決策，力圖推動那些能夠為自身帶來巨大利益的“豬肉桶”項目。

聯邦政府權力的持續擴張，也為“豬肉桶政治”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土壤。隨著聯邦政府所掌握的財政資源日益增多，其管轄和干預的范圍不斷擴大，可供分配的“政策蛋糕”也變得越來越大，這就為各種形式的“豬肉桶”運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大的空間。

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泰斗米塞斯，在其《人的行為》、《官僚體制》以及《干預主義：一種經濟分析》等一系列傳世之作中，對政府干預經濟的行為及其可能產生的后果，進行了鞭辟入里、極為深刻的批判。

米塞斯認為，人類社會的經濟組織模式，從根本上說只有兩種基本形態：一種是建立在私有財產權和自由市場基礎之上的資本主義，即市場經濟；另一種則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和中央計劃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即指令經濟。

他對于所謂的“第三條道路”——那種試圖將市場經濟的要素與政府干預手段巧妙結合起來的“混合經濟”或“受約束的市場經濟”——持堅決的反對態度。

米塞斯敏銳地指出，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只要其目的不是為了單純地保護財產權和維護市場秩序（例如防止暴力、欺詐等行為），而是試圖通過指令性的方式去改變市場自發運行所產生的結果（比如實施價格管制、提供特定補貼、扶持某些行業等），那么這種干預就必然會扭曲市場信號，破壞經濟體系內在的自我調節機制，并由此引發一系列始料未及的負面連鎖反應。

“豬肉桶政治”恰恰是政府干預經濟活動的一種典型且生動的表現。

在這種模式下，資源的配置并非通過市場競爭的篩選和消費者自由選擇的驅動來實現，而是通過政治權力的運作和立法程序的操縱來指令性地分配資金。

聯邦政府動用全體納稅人的資金，投入到建設那些由政治考量所決定的特定地方項目中，這從本質上講，就是對市場自發形成的秩序和資源流向的一種直接干預。

米塞斯曾反復強調，在真正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價格體系是進行理性經濟計算的基石。企業家們正是依據市場價格（包括生產成本與預期收益）來審慎決定其投資方向和生產規模，從而在追逐利潤的過程中，客觀上促進了資源的有效配置。

然而，當政府通過“豬肉桶”項目來進行投資決策時，其考量的首要依據往往不再是項目的經濟效益或社會回報，而是其能夠帶來的政治回報——例如選票的增加、政治獻金的流入，或是對特定利益集團的討好。

這些項目往往缺乏來自真實市場需求的檢驗，其成本估算和效益評估也常常因為受到政治動機的干擾而發生扭曲。

正如阿拉斯加那座臭名昭著的“無處可去的橋”，在經濟理性上顯然是極不劃算的，但在當時的政治情境下，它卻能為相關的議員帶來實實在在的選票和政治聲望。

這種基于政治邏輯而非經濟理性的資源分配方式，必然會導致米塞斯所深刻揭示的“資本的錯誤配置”。

大量寶貴的社會資源被投入到那些效率低下、甚至完全無效的項目之中。

政府推行的一項干預措施，往往難以完全達到其最初設定的預期目標，反而更容易在實踐中產生一些新的、未曾預料到的問題。

而當這些新問題出現時，政府通常的反應不是及時取消最初的那項干預措施，并反思其不當之處，而是傾向于采取進一步的、更多的干預措施來試圖解決這些由干預所引發的新問題。

這就很容易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使得經濟體系離自由市場的原則越來越遠，在不知不覺中越來越接近于全面的中央計劃和政府管制。

“豬肉桶政治”的運作過程也清晰地體現了這種“干預的動態”。

當一個選區的議員成功地為本地區爭取到了一個“豬肉桶”項目后，其他選區的議員往往會面臨來自其選民的巨大壓力，選民們會要求他們的代表也去爭取類似的項目和利益。

為了在國會中獲得足夠的支持票數以確保自己提出的項目能夠通過，議員們不得不廣泛地進行“滾木立法”式的利益交換，即相互支持對方提出的“豬肉桶”項目。

這種博弈的結果，便是“豬肉桶”項目的數量和總規模如同滾雪球般不斷膨脹。

而當這些“豬肉桶”支出持續累積，導致聯邦財政出現赤字時，政客們往往不愿意或不敢輕易削減這些在地方上廣受歡迎的項目，他們反而可能會傾向于通過增稅、擴大政府發債規模，甚至采取通貨膨脹等更為隱蔽的方式來彌補由此產生的資金缺口，而這些應對措施本身，無疑都是更深層次、更廣泛的政府干預。

專項撥款制度在美國國會的歷史變遷——從一度盛行到被明令禁止，再到以新的名目部分恢復——也生動地印證了米塞斯關于干預動態的論斷。

在禁止專項撥款之后，議員們很快便會尋找其他更為隱蔽的方式來為自己的選區謀取利益，這又會導致新的監管難題和透明度缺失問題。

而當專項撥款制度以某種形式被恢復時，又不可避免地會重新打開“豬肉桶”的閘門。這種“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現象，正是干預主義邏輯下，干預行為螺旋式上升、難以根除的真實寫照。

政府的干預行為必然會催生并助長尋租活動和特殊利益集團的形成與壯大。當政府掌握了分配稀缺資源和授予各種特權的巨大權力時，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就會不遺余力地投入資源（包括資金、人力、時間等）去游說政府官員和立法者，目的就是為了獲取那些能夠給自己帶來特殊好處的政策、項目或許可，而不是通過在自由市場上進行公平競爭、為消費者創造更大價值來獲得成功。

“豬肉桶政治”正是特殊利益集團通過政治途徑來攫取經濟利益的一個絕佳范例。無論是大型的建筑公司、財力雄厚的國防承包商、組織嚴密的農業利益團體，還是地方政府機構、著名的大學和各類研究機構等等，它們中的許多都會非常積極地參與到游說國會議員的活動中，以期能夠為自己爭取到寶貴的專項撥款或有利的政府合同。

這些集團從“豬肉桶”項目中獲得了高度集中的、顯而易見的收益，而這些項目的成本，則被巧妙地分散到了全體納稅人的頭上，這些納稅人數量龐大、利益訴求各異，很難有效地組織起來進行抗爭。

在干預主義政策的環境下，那些組織良好、目標明確的少數人（即特殊利益集團）往往能夠憑借其集中的力量和持續的努力，戰勝那些雖然人數眾多但卻組織松散、行動遲緩的多數人（即普通的社會公眾）。

這種博弈的結果，最終損害的是整體的經濟效率和廣泛的大眾利益，而少數特殊利益集團則從中漁利。

“豬肉桶政治”的盛行，其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國家財政紀律的逐漸松弛乃至瓦解。

由于每一位議員在爭取項目時，其首要關注點往往是自己選區的短期利益和連任前景，而很少會從國家整體的財政健康狀況或項目的長遠經濟效益出發進行全面考量，這就導致聯邦預算如同無底洞般不斷膨脹，財政赤字和國家債務也隨之持續累積，如同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

這種寅吃卯糧的做法會嚴重破壞貨幣的購買力，扭曲整體的經濟結構，并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可能導致整個國家經濟體系的崩潰。

與此同時，為了有效管理和順利執行這些數量龐雜、種類繁多的“豬肉桶”項目，必然需要一個規模龐大、層級復雜的官僚機構體系。

官僚機構的過度擴張本身就是干預主義政策不斷深化的一個必然結果，而反過來，一個日益龐大的官僚體系又會進一步強化和鞏固干預主義的趨勢，形成一種相互加強的循環。

“豬肉桶政治”在某種程度上將公共職位和立法權力異化為謀取個人或小團體私利的工具，這無疑會鼓勵政客們采取短視的機會主義行為，而非著眼于國家長遠發展的戰略考量。選民們也可能在長期的耳濡目染之下，變得更加關注能從政府那里直接獲得多少“好處”和“實惠”，而不是去審視政府是否有效地履行了其核心的、必要的公共職能。

這種彌漫在政治生活中的“分贓文化”，會逐漸侵蝕公民的社會責任感和對法治精神的尊崇，使得那些基于普世原則、著眼于長遠公共利益的理性政策制定過程，變得愈發艱難和步履維艱。

政治的焦點從“如何更好地服務于公共利益”悄然轉向“如何更有效地切分利益蛋糕”，這對于一個社會而言，無疑是一種值得警惕的腐蝕。

盡管美國社會內部從來不缺乏對“豬肉桶政治”的尖銳批評和持續的改革嘗試，例如通過立法提高專項撥款的透明度、在特定時期暫時禁止專項撥款的運作等等，但這一現象的生命力似乎異常頑強，總能找到新的生存空間和表現形式。

這恰恰從一個側面印證了米塞斯對于干預主義動態演化規律的深刻洞察：除非能夠從制度的根本層面，有效地限制政府干預經濟的范圍和權力，真正回歸并尊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性作用，否則，“豬肉桶”的幽靈恐怕將難以被徹底驅散。

當然，川普的回懟也很犀利。馬斯克是因為這個法案中沒有強推電動車的法案才翻臉的。

事實也是如此，馬斯克及其名下企業，本身就是豬肉桶政治的受益者，他僅僅在美國就拿到了幾百億美元的政府補貼和上千億美元的政府訂單，并且他旗下的企業也積極在游說兩黨議員，加大政府支出，以支持電車和星艦的發展。

這場罵戰，會罵得很難聽。

但背后，美國政府開支持續上升的趨勢，卻沒有任何改變。川普甚至要求取消國債上限，好讓他可以持續舉債。

減稅不減支，不過是在騙SB的一種手段，共和黨一貫如此。

不知道國內的川迷，共和黨粉，能不能清醒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