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政策是一個和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但又難以觸及的概念。目前發布涉及電競相關政策的市/區級政府有超過40個。圍繞著這些可能稍有晦澀的政策文件，到底有什么樣的變化在發生？對產業發展、行業演進和專業提升，它們正在發揮又將持續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在這個專題里，《電子競技》編輯部對此做了匯總，希望構建一個新的關于電競發展政策的圖譜，并從中挖掘一些關聯線索，以此為更多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議和幫助，以求政策的力量能更好地助力行業發展。

回顧中國電子競技產業的發展，總有幾個繞不開的年份，2017年就是其中之一。

許多今天仍在使用的發展模式或者正在嘗試的發展方向，幾乎都是2017年確定的。以關鍵詞來舉例，最被人熟知的，就是聯盟化和地域化。

與聯盟化相比，地域化的影響其實更加深遠。原因很簡單，聯盟化的發起與推動更多由電競產業自身決定，而地域化則需要外部的協同。雖然地域化跟著聯盟化于2017年共同走進公眾的認知，但真正到來，卻是2018年。

不過，這個時間點的到來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籌備就緒，更多來自“策略跟隨”以及“地方政府的覺醒”。具體的意思我們稍后解釋，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地域化進程的加速與地方政府發布電競產業扶持政策越來越頻繁兩個現象是在2018年交匯的。

那么，地方政府發布的政策到底有沒有推進中國電競產業地域化進程的加速。進一步講，這些政策最終起到了怎樣的效果？

不管在任何一個市場里，政府都是市場活動參與的主體之一，而參與的手段是政策。那么，不管是解釋電競產業是如何一步一步發展到今天的，還是展望未來的可能性，理解政策、評估政策，是永不過時的課題。

1

以效率和公平為目的的社會資源再分配

盡管在公共管理學科領域，對于政策的分析、評估依然存在著不同派別，但對于政策的目的，一個共識是，政府通過發布政策，以效率和公平為目的對社會資源進行再分配。宏觀上看，不管是國家級的政策，還是地方級的政策，都遵循這個邏輯。

換句話說，社會資源是否以效率和公平為目的實現了再分配，即評估政策是否有效的一個標準。

前面提到，地域化進程的加速與地方政府頻繁發布電競產業扶持政策兩個現象是在2018年同時出現的。事實上，恰恰是由上至下的大量政策的發布，才讓電競產業能走出北京和上海，走向更多的城市。站在這個角度看，起碼在宏觀層面，政策是起到了一定效果的。

為了理解這一點，需要拆解下所謂的電競產業的地域化探索。這個過程里最容易被觀察到的三個行為分別是：頭部賽事的落地、俱樂部主場的落地、非頭部賽事和電競類活動落地。而這三個行為背后則隱藏著一個內因和一個外因。

內因是策略跟隨，外因即許多城市開始嘗試著主動擁抱電競產業。

先看策略跟隨。

以隊伍落地主場為例。如果將落地的城市分個三六九等，只要不是受到用戶分布的嚴重制約，大家最終的結果一定是一樣的：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成都……總之，沿著GDP往下捋就對了。在這個角度會得出一個有趣的結論，即便針對單個聯賽，城市的供給也無法滿足所有隊伍的需求。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無論吵得多熱鬧，還是有許多俱樂部選擇留在上海。

對于想要走出北京、上海的頭部賽事們也一樣。當政策承諾的條件差不多時，這些活動也一定是沿著GDP列表選目標。至于背后的邏輯，雜志過往講過很多次，不再贅述。

因此，對于賽事和俱樂部而言，地域化實際上是一個爭搶優質城市資源的過程。

說完了內因再看外因，即地方政府的覺醒，直觀表現就是開始頻繁發布電競產業扶持政策，進行招商引資。這里有個前提，那就是2018年的電競產業表面上看是一個沒有任何硬門檻的行業——既不依賴基建，也不依賴自然條件，更不依賴城市GDP。雖然這種認知后來被證實不完全正確，但不管如何，政策上的承諾確實開啟了賽事和俱樂部走出核心城市的過程。

2016年之前，如果讓你說出和電競強關聯的城市，答案不會超過五個。北京、上海、太倉、成都、昆山。北京和上海是公認的發源地，太倉是因為LPL落地，成都和昆山則是WCG影響力的遺留。硬要說的話還有深圳，騰訊總部所在地。但2016年，騰訊和電競的關聯其實也沒有今天這么強。如果今天再問出同樣的問題，在前面六個城市之外，還要加上廣州、蘇州、重慶、西安、南通……這個列表不會太長，但相比于2016年之前，的確有了明顯的擴充。

甚至具體到單個城市，競爭單位都從整座城市退化到單個區。站在這個角度看，當電競產業出現了落地更多城市的訴求時，地方政府發布政策以引導賽事和俱樂部，實現了人和資本在全國范圍內的流動。

最后，則是先行者產生的示范效應。事實上，如果將推出相關政策的地方數量按年分配，從2016年開始至2020年，一定是遞增的狀態。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當下頭部移動MOBA聯賽KPL的地域化進程。從東西部，到俱樂部紛紛落地主場，這個過程的背后是KPL聯盟看到了真的有地方政府愿意接納俱樂部。在這個過程里，當早期幾個地方政府，比如成都，主動擁抱電競產業時，流量的初步釋放也的確產生了驚人的線下效果。

最終，我們會發現，在2020年之前，不過兩三年的時間，這一波電競產業核心資源的重新分配就以頭部俱樂部找到了自己的主場有了初步的結果。接下來，就進入了第二個階段。

2

政策目標的清晰與認知

不管是地方政府之間對于電競產業核心資源的競爭，還是對新興產業的擁抱，從來都不可能皆大歡喜。這就像一場比賽有隊伍晉級、有隊伍淘汰一樣。

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一系列政策的推出是否有效很多時候是可以唯結果論的。

舉個例子，2020年之前，北京在電競產業上的嘗試就是失敗的，因為當時北京對于包括頭部俱樂部、頭部賽事等核心資源的吸引更多因為城市的屬性和城市的稟賦，而非政策的有效。但2020年至今，北京在電競產業的培育正走在迎頭追趕的路上。

整體上看，在這一輪電競產業核心資源的競爭里勝出的地方政府并不多，主要有北京、上海、成都、蘇州、重慶、廣州、武漢和深圳。這些城市也幾乎瓜分了當下電競里所有的核心資源，包括頭部賽事的舉辦、頭部行業活動的落地以及頭部俱樂部的落地。

其中最遺憾的可能是杭州，明明是一個“更懂流量”的城市，也擁有好的營商環境和歷史機遇，但最終沒能突出重圍。

既然上述城市能夠脫穎而出，那么是不是就一定代表他們的政策是有效的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還需考慮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城市稟賦。簡單說，就是城市本身能夠提供的價值。

這里面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北京、上海和深圳。除了同時身為超一線城市之外，這三座城市都能提供獨特的價值。北京自不必提，其自身的城市屬性、一眾自帶影響力的場館讓其歷來就是電競賽事和俱樂部們的兵家必爭之地。上海的優勢則體現在靈活性上。當電子競技作為一項運動同時受到多個部門的監管時，上海可能是中國第一個拿出多部門聯合監管辦法的城市，當然，唯一一條合法的高速VPN肯定也不能忽略。至于深圳，騰訊總部和地方政府的沖勁很好地形成了合力。

這是在政策之外必須看到的條件，也是絕對不能忽略的條件。

那么回到政策本身。前面說過，在一定程度上，政策是可以唯結果論的。既然這些城市脫穎而出，那么其政策我們就可以被認為是有效的。然而，我們還需要給出一個評判的框架。

政策分析通行的一般性定義是發布的主體是否通過政策以及政策環境影響到了客體從而達到了想要實現的目的。

翻譯過來，就是地方政府是否能通過政策實現推動當地電競產業的發展。很遺憾，這種判斷是不準確的。且不說任何一個地方的某個產業集群的發展是城市稟賦、市場環境、政策、政府和經營者長時間合作的結果，單是政策從情報收集到產生影響，也是一個動態的、復雜的過程。

比如合肥和京東方之間的合作始于2008年，中間歷經波折，直到2018年，才吸引到光電顯示產業大量上下游廠商落地，從而成為真正意義上我國的光電顯示產業中心之一。

如果要分析政策的有效性，為了便于理解和比較，我們需要將政策發布后的一系列動態過程簡化為一個序列：政策被感知到、達到某個或某幾個政策目標，最終在產業端顯示出效果。

雖然這樣做不免有些簡化，但確實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政策發布到產業變革之間的過程。更重要的是，感知、達成目標具備被評價的可能性。

感知很容易確定。只要是我們能夠在電競媒體上搜索到這條新聞，那么以電競行業傳播高度垂直的特點，政策的發布和內容就一定會傳遞到從業者那里。

而政策的目標則是我們分析的重點。一般認為，政策的目標是政策發布者想要達成的目標，同時，這個目標也要能夠被市場主體充分理解。這時，就有一個基本的問題，首先政策發布者想要達成的目標是否具有實際性；其次，這個目標被表述得是否清晰；接著，這個目標能否被市場主體充分理解；最后，二者之間能否達成激勵上的一致。

從結果看，上述城市之所以能夠在競爭中脫穎而出，除了自身的稟賦優勢外，起碼在政策目標的確定與表達上是優于其他城市的。

所有的目標都寫在政策文件里，更確切地說，是寫在發展目標這一章節中。當然，有些可能寫得很模糊，有些相對明確，但轉譯之后，我們會發現，無外乎四類，而且耳熟能詳。

簡單概括就是，落地游戲企業、落地知名電競賽事、落地知名電競俱樂部，最后圍繞著三個落地主體開展衍生業務。以上四者難度依次降低。同時，對地方政府而言，所有的經濟類政策最終都指向稅收和就業這兩個最重要的點。因此，政策目標里一定包含所謂的產業落地。但關鍵在于，政策目標能否兼容是比全產業落地這個目標層級更低的目標。

以成都為例，作為典型的旅游城市，成都對于電競產業的訴求可以歸結為一個詞：流量。因此，成都所有的扶持都向著流量傾斜。不只有AG俱樂部，長期落地的PEL和CFPL是為了流量，先后承接的IEM和MSI也是為了流量。

以落地Hero的南通為例，2024年，南通市海門區政府發布了《海門區電競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在發展目標這個章節，自然提到了“全力推進電競產業特色發展，著力打造賽事有影響、產業有規模、數旅融合有特色的‘海門電競產業發展高地’，逐步構建起賽事體系完善、產業孵化加速、數字文旅融合的電競產業生態圈”。但真正重要的在后面，政策提到“到2026年，海門電競產業注冊市場主體力爭突破10家，舉辦1-2個專業性強、人氣度高的國內外電競頂級賽事，引育1家高水平電競俱樂部，引育1-2家頭部電競企業，培育1-2個IP電競賽事體系。”

這個目標的好處就是模糊和清晰的部分同時存在，并且實現了互相兼容。同時，低層級目標的達成起碼在邏輯上為高層級目標的實現鋪設了潛在的路徑。

再舉個例子。深圳市龍崗區文化廣電旅游體育局于2020年發布的《深圳市龍崗區經濟與科技發展專項資金支持文化產業發展實施細則》里明確提到，對近兩年內遷入我區的頂級俱樂部（上年度“體壇加”電競聯盟評選的“中國電競俱樂部品牌價值榜”前十名或《電子競技》公布的俱樂部積分排行榜前十名）給予200萬元落戶獎勵（按照50%、30%、20%的比例分三年撥付）；對遷入我區的次級俱樂部（上年度“體壇加”電競聯盟評選的“中國電競俱樂部品牌價值榜”第十一至二十名或《電子競技》公布的俱樂部積分排行榜第十一至二十名），給予100萬元落戶獎勵（按照50%、30%、20%的比例分三年撥付）。

和南通市海門區的政策相比，深圳市龍崗區的政策進一步明確了俱樂部招引的標準，自然就具備更大的可操作性。同時，市場主體也不會在解讀上有偏差。當然，政策目標的清晰源于對產業深入的理解、對自身發展思路的明晰等。不管如何，橫向對比之下，北京、上海、成都、蘇州、重慶、廣州、武漢和深圳，這些城市在政策上的演進是非常明顯的。

而且，并非只是針對俱樂部或賽事這種具體的市場標的，政策的目標才清晰。更高層級的政策目標同樣可以做到相對的清晰。這里我們就不舉具體的例子了，簡單說，幾乎所有的電競衍生行業，都是清晰的政策推動的結果。

同理，蘇州專注在主場開發、北京專注在行業交流平臺搭建、上海專注在頭部賽事落地、成都專注在“文旅+”，這些清晰的政策目標都在產業發展過程里讓資源充分地傾斜到了相關的維度，并最終打造出了城市本身的產業優勢。

最后想強調的是，清晰的目標制定、設定與傳遞并不是一件難事。很多時候，某個地方政府的電競產業扶持政策目標不清晰，背后一個可能的重要原因在于他們對待電競產業的態度和預期。而在目標的制定、設定與傳遞上能夠做到清晰準確的地方政府，也一定是堅決扶持電競產業的。

3

合適的手段才能達到激勵兼容

事實上，相比于政策目標，市場主體可能更關注政策的手段。因為在經濟類的政策里，這些手段直接決定了市場主體能夠得到的資源是什么，是真金白銀，還是免費場館？

如果說政策的目標決定了市場主體的動力，那么政策的手段則決定了市場主體的動機。

合適的手段不僅僅能夠幫助政府實現政策目標，還能以政府和市場主體之間的激勵兼容，屏蔽掉一些政策套利的行為，真正將政策的效果導向當地的產業。

毫無疑問，手段和目標一樣，都在不斷演進。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對俱樂部的扶持手段。如果將所有政策放在一起，手段上變化最明顯的，就是對俱樂部的扶持上，無論是扶持的廣度還是方式。

首先，對俱樂部的扶持方式是逐漸豐富的，從最初單純的落地補貼，到如今，過往成績補貼、新成績補貼以及參賽補貼并存。邏輯上，幾乎正在實現對俱樂部生產行為各個環節的全覆蓋。

其次是補貼的靈活性。這里面最顯著的變化就是，從取得成績后補貼變化為參賽即補貼。這種變化實際上改變的是補貼和生產行為的先后順序。對俱樂部而言，引入更有實力的選手、晉級頂級賽事、取得好名次是典型的生產行為，但這里面也有風險。特別是對于MOBA項目而言，重金引入選手后，如果成績不理想怎么辦？另外，如果俱樂部拿到了好成績，也面臨著許多補貼可選。

那么如何留住俱樂部，或者在政策的競爭里脫穎而出呢？將補貼前置就是一個選擇。因為如果將補貼的標準降低，更換成參賽資格，那么俱樂部面臨的經營風險實際上是隨之下降的。要知道，現階段更多俱樂部仍然處在入不敷出的財務狀態，在資本的壓力下，他們不愿意也不敢進行高風險的投資。所以，任何能夠實際降低經營風險的補貼手段，自然會更受關注。

發生在俱樂部身上的手段變化只是一個具象化代表。

事實上，政府能調動的資源、調動資源的方式都遠比真金白銀的補貼豐富，效果也未必比直接給錢差。

除了我們熟知的場館免費使用、稅收返還之外，近年來有地方政府開始設立產業引導資金，其實就是在自身補貼能力有限的前提下，通過政策引導更多市場資本進入電競產業形成合力。此外，有的地方政府還通過“電競+”的形式，為市場主體提供更多不同類型的補貼，還有的地方政府面向經營過程中的實際困難，提供針對性的輔助手段。比如蘇州高鐵新城管委會幫助解決了一系列外援選手的簽證問題；北京市專門推出了“簡化電競賽事審批，將賽事許可和安全許可合并辦理，實現一次申報、并聯審批”的舉措；上海更是針對電競產業的監管現狀，首創了多政府部門聯合工作的機制。

這些措施更多針對的是生產行為里的隱性成本。這種隱性成本往往是企業費盡心思也無法降低的。

這個過程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政府對于電競產業的了解越深入，越能提供行之有效的幫扶手段。而這類幫扶手段越豐富，市場主體越能感受到經營上的“助力”，從而跳出短期套利的圈套，著眼于長期的發展。

2018年至今，7年過去了，雖然最終當地電競產業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城市要么是超一線城市要么是一線城市，但是和7年前相比，很明顯，城市自身稟賦起到的作用正在下降，政策的作用正在上升。更重要的是，不只是這些地方政府深入地了解了電競產業，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扶持政策，參與其中的市場主體也開始越來越能夠解讀政策，提供相應的回報。

2023年開始，從國務院發布政策里的關鍵詞可以看出，電競產業在體育化的模式下并沒能交出一份滿意的答卷，接下來可能要在數字經濟和消費驅動兩個框架下，重新構建自己的定位。中國市場上的任何一項產業都離不開政府的深度參與。理解政策、理解政府在市場里的作用，這是上一個十年電競產業沒能做到的地方，也是下一個十年開始時，最好提前補好的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