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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又發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發被捕。他一到巡捕房,幾乎沒有用刑,就開口招供,使得剛剛開始工作的中央秘書處新址重新落入特務的手心,幾個已經安全的同志在機關里不幸被捕。周恩來也險遭毒手。
然而,可恥的叛徒并沒有因為出賣別人而保全自己的性命。他供完自己所知的地下黨情況后,蔣介石一張密令,他便稀里糊涂地掉了頭。
1、營救被逮捕共產黨員
從敵人追捕圈里一次次脫險的周恩來沒有氣餒,更沒有固守不前,而是針對危急情況制定了新的工作方法,使得上海臨時中央的工作仍正常運轉,只是更加隱蔽了。利用顧順章這張王牌將上海地下黨組織一網打盡的特務們,萬萬沒有想到他們還在編織“天網”的時候,周恩來已經快速制定了一套“破網”計劃,盡管國民黨動用他們的軍統和中統,派了大量的軍警和密探在上海瘋狂地查找,結果也沒有抓到幾個人,而且抓到的“共產黨嫌疑犯”基本都因為沒有靠實的口供證明其共產黨員身份,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上海有頭有臉的知名人士將他們千辛萬苦抓來的“共產黨”保釋出去。
這種營救計劃也是周恩來在上海針對敵人大肆逮捕共產黨員制定的。
周恩來利用他和各界知名人士有深厚交情的優勢,營救被捕的同志。
解放以前,上海許多大資本家都有過幫助共產黨的記錄,盡管當時他們并不知道幫助的就是共產黨,而且會是中國未來的執政黨,但在白色恐怖之中能幫助有難的人,說明他們天良未泯、有正義感,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知名人士的幫助不僅為我們黨保存了一部分骨干力量,這些人士也是我黨以后建立統一戰線的骨干力量。
戰友營救出來以后,周恩來便指示有關部門盡快安排他們離開上海到蘇區工作。如果再次被捕,身份就難以隱瞞了,營救工作會更加困難。一旦遇到地下黨員被敵人逮捕,只要沒有暴露身份,周恩來便會想法湊足保釋金,請他熟知的工商政界朋友出面擔保。警察局的特務一般不敢得罪這些有來頭的大人物,只能放人。
自從顧順章叛變革命后,中央機關在上海的處境又一次變得險惡起來,不再適合開展工作,地下黨成員開始陸續撤出上海,到江西中央蘇區工作,中央幾位領導人也離開了上海,政治局領導只留下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在上海堅持領導工作。
但留在上海堅持工作的領導人員名單還是很快被國民黨CC特務掌握了。這次他們抓捕的目標更加集中了。
2、幾次虎口脫險
1931年秋天,敵人要了向忠發的口供和頭顱之后,對周恩來的圍捕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他們開始重點注意周恩來經常出沒的地方,因為他們從叛徒的口供中得到許多周恩來秘密落腳的具體地點。特務在認為可疑的偏僻地點布置了密探,做到24小時監控,一旦發現留有大胡子的人走進監控地點就抓,毫不猶豫。因為抓錯了可以再抓,漏網了再抓就難啦!
一次周恩來外出回家,這個家才搬來三天,應該沒有危險。但他有個習慣,走到離家一百米的地方,都要找個借口停下來打量一下四周。
這次他和以往一樣,停下來在報童手里買份報紙,這是他第三次向這個孩子買報紙。報童以前一見有人過來,總喜歡大聲吆喝今天報紙的新聞,并且湊上來,將報紙高高舉起,讓人能清楚地看見報紙的大標題。
可是今天這個報童神情有點不對,他沒有大聲吆喝,而是過來將報紙塞進周恩來手中,眼睛不是盯著買主的手是否去掏錢,而是不住地瞟了向馬路的另一頭,好像在窺視什么,臉上充滿了緊張。
報童這細微變化的神情,沒有逃過周恩來敏銳的眼睛,他順著報童的視線看去,發現他住的樓房下面有一個修鞋的人,不由得心里咯噔了一下,他立即警覺起來。
報童用尋求保護的眼神看了看他,這個孩子好像認定天天照顧他生意的人是個好人,用上海話委屈地說:那個人好兇,不讓阿拉在這里大聲喊。阿拉先來,是阿拉的地盤!
周恩來將錢交給報童,輕輕地說,不用找錢了,你趕快走吧,那人兇,會來打儂??熳?,聽話!
周恩來見報童轉身走了,才走到修鞋攤前,伸出腳,讓修鞋人擦一下皮鞋。這時他發現修鞋人的手非常細嫩,不像是工匠的手。他不動聲色,等鞋擦完,從容從自家的樓前走過,那沒有表情的樣子好像只是個過路人。這時他還不知道鄧穎超已經先他接到危險通知,離開了這里,心里還在擔心他離開這里以后,怎么通知鄧穎超。
周恩來一離開修鞋人的視線,立即走進小巷里,以百米沖刺的速度飛快地奔跑起來。幸好周恩來平時走路快,加上身體又好,跑起來也不費勁,不一會兒,就遠遠離開危險地帶。周恩來快步走路的習慣一直保持下來,直到他晚年重病在身,依然是快步走路,常常使得身邊工作的年輕人要一溜小跑才能跟上他的步伐。
那個修鞋人剛收起擦鞋的工具,猛然想起剛才擦皮鞋的人是個大胡子,而且越想越覺得連相貌都和他要監視的人很像。他連忙看路的遠處,不得了,不過一刻工夫,人已經不見了蹤影。這個密探急得連鞋攤也不要了,趕快追了過來,可在一個有三條岔路的巷口前犯傻了,不知道應該進哪個路口才對,周恩來的謹慎和機警又一次使他化險為夷。特務精心布下的大網還是將到手的大魚漏掉了。
3、30萬銀元的懸賞
看來用守株待兔的辦法抓獲神秘的周恩來是行不通的!
特務們又換花樣,在繁華的街頭到處張貼懸賞捉拿周恩來的布告,賞金達30萬銀元,這個天文數字的賞金讓人膛目結舌,一個共產黨的領導人的身價如此貴重?這周恩來一定讓國民黨警察太頭痛了,否則怎能花如此巨額的金錢換取他的腦袋?大家一看布告就竊竊私語。
賞金是高昂的,但收獲的情報卻讓特務大失所望。他們或許太相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說法,許多“勇夫”紛紛到警察局提供情報,不過大都是撒謊的“勇夫”,畢竟那筆賞金太誘惑人了,那些人不惜冒坐牢的風險,炮制出各種假情報。喜出望外的軍警常常傾巢出動,結果往往都以一場鬧劇告終。
重金懸賞的辦法又失敗了。
特務們又企圖利用輿論工具搞黑搞臭周恩來,讓他失去各界朋友的信任,無法在上海立足藏身。頓時,各家右翼報刊開足馬力,在顯著位置刊登誣蔑周恩來,攻擊共產黨的大塊文章。連顧順章也不知羞恥地在報紙上發布尋找周恩來的緊急啟事,故意制造周恩來叛變的假相。
已經失去任何利用價值的顧順章,到了窮途末路、狗急跳墻的瘋狂地步。因為他的叛變,許多地下黨員被捕,許多家庭家破人亡,許多孩子成為孤兒。為了懲治叛徒,也為了掐斷內線,上海的地下黨快槍隊根據中央特委的指示,將顧順章秘密地除掉了。
1931年冬,中央鑒于周恩來在上海的處境,決定周恩來離開上海臨時中央前往中央蘇區,隨后鄧穎超也離開上海去了中央蘇區。
1932年春節,貧民聚集的閘北區,雖說沒有燈紅酒綠的街道,也沒有花天酒地的生活,但辛勞了一年的人們還是傾盡腰囊所有,制造出一年一度最喜慶的氣氛。
坐落在破舊棚屋區中的一戶人家,夫妻都是地下黨員,男人身份是輪船公司的運輸工,女人則是家庭主婦。盡管今天是正月初五,鬧新春的日子還沒有結束,但規定的聯絡時間恰好也是這一天。女主人收拾完家務,讓男人在門口放哨,自己爬上放雜物的閣樓,一臺秘密電臺就隱藏在破舊的雜物中。此時家庭主婦變成了熟練的發報員,在周圍零星鞭炮聲中,她打開電臺開關,一種電流聲音從廣袤的天外傳進了她的耳朵,發報員的手下出現了一行娟秀的字體:
一路平安,平安到達娘家。胡公即日
是周恩來!
很快,電報內容傳遞到位于上海另一端的豪華住宅里,客廳的牌桌旁已經坐滿了等候這個信息的地下黨員,他們看見落款“胡公”的電報,不約而同相視一笑。因為,自從周恩來去年12月離開上海,已經兩個多月沒有消息了。
其實周恩來已經在1931年12月化裝成一個廣州客人,從容不迫地離開上海,經廣東汕頭、大埔,冒著敵人搜捕的危險,穿過敵占區,從福建永安轉到了江西瑞金。
“娘家”這個富有親情的詞讓留在上海堅持斗爭的同志們倍感親切。大家都在為他的安全擔心,今天終于知道他平安抵達中央蘇區。
4、大同幼稚園
周恩來離開上海前,他還有一樁心事沒有放下。他惦記著那些寄養在戈登路441號“大同幼稚園”的烈士后代們是否平安。
這個幼稚園看上去和其他撫養孩子的幼稚園沒有什么區別,在規格上它甚至比其他幼稚園還要高一些。因為它的牌匾是宋慶齡親筆所題。
建立這座幼稚園是在1930年底,當時上海已經進入全面白色恐怖之中,不要說保護孩子了,就連地下黨的工作也已經難以開展。然而,這個非常時期,共產黨失去了大批的革命者,留下了無數的后代。
誰都知道,這些可憐的孩子如果沒有人撫養和關心,是很難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中生存下去的。
周恩來萌生了這個大膽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共產黨的老朋友宋慶齡的大力支持。
既然這個幼稚園是地下黨的秘密機構,肩負著特殊使命,里面撫養的孩子大多是烈士子女和地下黨工作人員的子女,那么首要問題是安全。周恩來考慮幼稚園除了撫養好革命后代,還要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掩護其政治色彩,防止國民黨密探察覺幼稚園的內情。
周恩來決定請宋慶齡題寫大同幼稚園的牌匾,還特意讓國民黨元老于右任也題寫了匾額。
很快,大同幼稚園在各方開明人士的支持下,熱熱鬧鬧地開張了。
幼稚園的園長名叫董健吾,也是地下黨員,他對外身份是教堂的牧師,以他的身份擔任院長的確是很合適的人選。幼稚園里的保育阿姨也大多是地下黨員的親屬,如李立三的夫人、惲代英的夫人都親自照料過幼稚園里的孩子。
幼稚園實行的是全托制,陸續走進幼稚園的革命后代有好幾十名。不僅讓流落在各地的烈士后代在上海有一個較為安全、相對穩定的“家”,同時也解除了許多領導人的后顧之憂。
周恩來對這個特殊的幼稚園非常關心,成立后的一年多時間里,他已經來了好幾次了。
5、3個孩子的到來
1931年初,幼稚園里又來了三個孩子,一看模樣便知道是一家兄弟。
那天,董健吾接到周恩來派人送來的通知,讓他到一個公園秘密和一個人接頭。他到那里后,才知道要見的人是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他身邊還站著三個排列如階梯似的孩子。毛澤民告訴他:“這是毛澤東的三個兒子,他們的母親楊開慧在1930年11月14日在長沙被湖南反動軍閥何鍵殺害了。這三個失去母親的孩子是湖南地下黨和楊開慧的家人想盡辦法才秘密送出湖南的。雖然上海形勢也很緊張,但畢竟有一個收養革命烈士后代的地方,他們交給你了!”三個孩子懂事地向“神父”齊齊地一鞠躬。
沒有多久,毛澤民和周恩來一同來到大同幼稚園看望孩子們。走到綠草地的一端,毛澤民突然駐足,指著不遠處正在玩耍的三個孩子說:“他們就是毛澤東的兒子?!敝芏鱽黼m說已知道毛澤東的孩子安全進了幼稚園,但今天還是第一次看到他們。
他悄悄走上前,看他們在干什么,原來老大毛岸英教最小的弟弟學畫畫,畫的是天上飛的小鳥??礃幼用队μ炜罩凶杂娠w翔的鳥非常鐘愛,據說他經常爬樹抓鳥,甚至還養過小鳥。而老二毛岸青一聲不吭,坐在一邊,呆呆地望著天空。
周恩來沒有打攪他們,而是讓保育阿姨介紹了他們兄弟的情況。
“孩子們可能受了很大的驚嚇,常常半夜驚醒哭叫著要媽媽。特別是岸青怕黑夜,到了晚上就不敢睡覺。所以我們現在還沒有讓兄弟們分開住。心靈受過傷的孩子,修復傷口是要有一段時間的。他們剛來時,也害怕和其他孩子接觸,特別是老二發呆的神情令人擔憂。老三年紀小,長時間營養不良,身體很不好。不過老大岸英還是不錯的,性格比較開朗,但是很倔強,他一會兒不見弟弟們,就到處找,是個有責任心的好哥哥。看樣子長大一定有出息!”
對于毛岸英兄弟入園以前的情況,周恩來還是知道一些。當時楊開慧犧牲的消息是通過地下黨電臺傳到上海的。周恩來算了算時間,楊開慧犧牲時,毛岸英才8歲,以為他記不得母親的一些事情了。
29歲的楊開慧把她年輕的生命獻給了為之奮斗的革命事業。她留下了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岸英、岸青、岸龍。
媽媽犧牲了,岸英沉浸在極度痛苦之中。他不吃飯,不睡覺,嗓子哭啞了,眼睛哭腫了,淚水流干了??蘩哿?,就昏沉沉地睡過去,卻又常常從噩夢中驚醒,哭叫呼喚“媽媽…”
對于毛岸英這個年幼的孩子,國民黨反動派原想斬草除根,但又怕引起市民騷動,因為他們的法律畢竟還寫著:未滿16周歲的孩子不能判處死刑。
再加上他們還想用放小魚釣大魚的詭計捕獲毛澤東或地下黨組織,于是何鍵便下令把毛岸英釋放了。
岸英回到板倉外婆家,媽媽的遺體已經在他回家前運回了家鄉,埋葬在她生前十分喜愛的小山——棉花坡。
這三個失去了母親的孩子在湖南等地流浪了好幾個月了。7歲的毛岸青被打壞了腦袋,神志恍惚,看人總是膽怯怯的,幾乎不和人說話,只有和哥哥在一起才露出笑臉,看著真讓人心疼。然而,黨中央沒有忘記他們。不久,黨組織便找到了他們,把他們弟兄三人接到上海,送進了這座隱蔽得很好的幼稚園里。
以后周恩來和鄧穎超又去了幾次幼稚園,漸漸對毛岸英特有的倔強和自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來清楚記得,一次毛岸英頑皮,他偷偷爬上樹掏鳥窩,想給弟弟抓只小鳥,結果鳥窩里的小鳥已經羽毛豐滿,遭到突然襲擊,猛然扇動幼稚的翅膀,歪歪斜斜地飛跑了。
毛岸英失望地從樹上下來時,不小心摔了下來,樹枝劃破了皮膚。
老師教育他不能再頑皮了,這很危險的??伤麉s說,我相信下次一定不會從樹上摔下來的。
周恩來心想,這孩子有自信心,將來一定會有出息!
不久,3歲的弟弟毛岸龍患急性痢疾,送上海廣慈醫院醫治無效,病逝了。一開始,毛岸英以為弟弟住在醫院里,老是嚷著讓阿姨帶他去看弟弟,一次無意間聽到阿姨談話,才知道弟弟已經不在了,他哭著跑到毛岸青身邊,一把抱住他現在唯一的弟弟,生怕他跑掉一樣。
從此以后,毛岸青更加郁郁寡歡,精神方面的病情更加嚴重。
周恩來離開上海前,最后一次來幼稚園看望孩子們。這次他是晚上一人悄悄來的,他沒有驚動已經入睡的孩子,只是舉著蠟燭,挨個看了一遍。到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床前,他從口袋里掏出一支鋼筆,放在他們枕頭旁邊。
周恩來走后,上海地下黨的處境越來越糟,到了1932年秋天,地下黨幾乎無法藏身,更不要說開展工作了。中央決定撤銷上海臨時中央,除少數隱蔽深的同志外,其余干部都撤到蘇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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