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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檢夾縫中的醫生：里外不是人。

先問同行們一個問題：

6月4日，湖北某醫院一名婦產科主治醫生在社交平臺分享了兩起案例，“婚檢的重要性就是坑醫生”？直接將婚檢中患者隱私權的問題再次攤開，引發廣泛爭議。

兩難！

保密：致另一方感染HIV，醫生停職

不保密：違法隱私被投訴，醫生停職

這名醫生在平臺分享：

2個月前一個女孩子婚檢有艾滋病，首診醫生上報疾控中心，疾控中心告訴她了，女孩說不能告訴她對象，結果前段時間，男方得了艾滋病，要殺了門診醫生，直接去衛健委告那位醫生，停職待業。

一年前，同樣一女生婚檢出艾滋病，上報疾控中心，但醫生告訴了她對象，結果兩人沒結婚，最后女孩子一直投訴，最后醫生被停職三個月，后來辭職了。

法律規定，醫生必須保護病人隱私及女性結婚生育權力。法律到底是保護弱者還是壞人？

如果你是當事醫生，面對這種兩難抉擇，是選擇透露了檢查結果給伴侶，承擔泄露患者隱私的責任，還是選擇不透露，承擔被感染后的伴侶大鬧和投訴的后果？

這讓人不禁質問：透露是醫生的不是，不透露也是醫生的不是，那婚檢的意義何在？

果不其然，這個問題確實棘手。

廣東某婦幼保健院婚檢門診的一名醫生表示：“我曾在成批量的婚檢人群中篩查出一例HIV-1男性患者，24歲，看到報告心咯噔一下，我絲毫不敢怠慢，立刻撥打了這位男士的電話，沒想到對方很平靜。他說疾控中心早就告知，這次檢查也只是應付一下，婚檢結果是他的隱私，他一直按時吃藥，安全措施也做得很好。馬上要結婚了，希望醫生不要多事，他不會主動告知，如果敢泄露他是HIV患者就讓我好看，沒辦法，我只能寄希望于疾控可以拐彎抹角的提醒一下他的伴侶”。

確實，婚檢門診的醫生會遇到各類形形色色的病人，他們中有喜歡同性染病后還要騙婚的；有讓醫生幫忙隱瞞檢查結果，要求洗精后做試管的。而醫生碰到這樣的人，除了感慨他們的另一半遇人不淑，期盼疾控中心會善意地提醒，什么也不敢做，只余深深的無力感！

黑龍江一名護士表示：“比起婚檢后向醫護追責，不如向大眾宣傳提高三個意識，一是婚前性行為做好自我防護，二是想結婚必婚檢，三就是婚檢結果情侶相互看是大前提，如果不讓看對方的婚檢結果，直接分手走人。”

婚檢結果保密

已經引發了一連串問題

婚檢結果由醫療機構嚴格保密，不得告知另一方，這本是出于保護個人隱私權的初衷。然而，這一制度設計在實踐中卻釀成了諸多悲劇。

上海松江法院曾披露的一則案例令人心驚：2011年李某便確診為HIV攜帶者，卻在結婚時蓄意隱瞞。面對妻子的詢問，他謊稱所服抗病毒藥物是治療肝病的常規用藥。婚后，在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的情況下，李某始終堅稱自己“很健康”。若非真相偶然暴露，其妻子王某的命運不堪設想。萬幸的是，緊急檢測顯示王某的HIV抗體為陰性，未受感染。身心重創之下，王某以李某“對患有重大疾病惡意隱瞞，使自己作出錯誤結婚決定”為由訴至法院，要求撤銷婚姻。李某在法庭上竟辯稱：“吃藥的情況下，我的病毒載量為0，是沒有傳染性的，所以不怕。”法院最終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相關規定，認定李某婚前未履行如實告知重大疾病的義務，判決撤銷雙方的婚姻關系。

此類“帶病騙婚”的案例并非孤例。當事人往往極度自私，指望其良心發現主動坦白病情，無異于癡人說夢。婚檢結果保密的規定，無形中為這類惡意隱瞞者提供了制度掩護，將毫不知情的伴侶置于巨大的健康乃至生命風險之中。許多人誤以為婚檢僅僅是篩查性傳播疾病，這種認知過于片面。婚檢的核心目標在于評估雙方當前健康狀況及對后代健康的潛在影響，其內容遠為廣泛和深入。

婚檢項目主要包括詳盡的詢問病史和全面的體格檢查：

詢問病史：涵蓋雙方血緣關系確認、個人既往史與現病史（包括性病、精神病、各類傳染病、遺傳病、重要臟器及生殖泌尿系統疾病、智力發育狀況等）、個人生活史（工作居住環境、煙酒嗜好）、女性月經史與男性遺精史、家族先天重度殘疾及遺傳病史，再婚者還需了解既往生育史。

體格檢查包括：內科檢查（全身系統性體格檢查）和生殖器檢查（排查影響婚育的生殖系統疾病，如畸形等）。

實驗室檢查：包含血常規、尿常規等基礎項目，重點篩查艾滋病、梅毒、乙肝、淋病等法定傳染病，以及白化病、血友病等先天性遺傳病。

精神科排查：評估是否存在嚴重的抑郁癥、精神分裂癥等重型精神障礙。

婚檢的全面性恰恰是部分人抗拒它的根源——害怕暴露健康問題影響婚姻締結。這也將醫生推入了倫理與法律的夾縫：他們真心祈愿每對新人健康無恙，可一旦檢出重大疾病（尤其傳染病），告知與否皆成困局。不告知，良心日夜受煎熬；若告知，則面臨侵犯患者隱私權（《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六十二條明確規定：“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應當對患者的隱私保密。泄露患者隱私或者未經患者同意公開其病歷資料，造成患者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的指控，擔憂投訴乃至打擊報復。患者常以隱私權為盾，動輒威脅追究醫生責任，令其如坐針氈。

醫生切記：

隱私權永遠都大不過生命健康權！

患者的隱私權固然需要尊重——它是醫患信任的基石，是診療活動得以開展的前提。然而，當患者的隱私權與伴侶的知情權、生命健康權發生激烈碰撞時，我們是否應反思：隱私權再大，也大不過生命健康權？ 當一方的“隱私”直接構成對另一方生命健康的致命威脅時，法律保護的優先級是否應當重新審視？

在婚檢結果保密這一特定場景下，隱私權與知情權的沖突尤為尖銳。現行法律框架下，醫生無權直接將結果告知伴侶，唯一途徑是勸導患者主動坦白。可現實案例冰冷地揭示：期待惡意隱瞞者良心發現，無異于與虎謀皮。這迫使醫生在職業倫理與法律約束間痛苦掙扎，陷入“怎么做都是錯”的深淵。

尋求折中之道刻不容緩。例如，可否將男女雙方的婚檢核心結論打印于同一份報告單上，一式雙份？此舉既尊重個體查看自身結果的權利，又能在雙方共同取閱時實現信息的自然共享，避免醫生成為信息傳遞的“違規者”。婚姻乃受法律保護的嚴肅契約關系，夫妻雙方在締結此約前，擁有不容剝奪的對彼此重大健康狀況的知情權——這應被視為婚姻誠信的基石之一。

在具體操作上，告知的尺度與方式確需審慎界定。醫生們正為此反復權衡，不同理解導致不同實踐。但核心原則應如明燈：當一方的隱私可能直接、嚴重侵害另一方的生命健康權時，生命健康權的分量必須壓倒隱私權。這絕非鼓勵醫生隨意泄密，而是呼吁在制度設計上為醫生提供清晰指引與免責通道，使其在面對“是否告知”的靈魂拷問時，能夠以守護生命為至高準則，最終無愧于心。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條規定，夫妻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有婚前告知義務。

根據《艾滋病防治條例》第三十八條，艾滋病患者有義務將感染或者發病的事實及時告知與其有性關系者；并且在第五十六條指出醫療機構公開艾滋病患者信息的，按照《傳染病防治法》處理。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中，按規定艾滋病屬于乙類傳染病，根據第四十五條規定：發現乙類傳染病患者、疑似患者或者國務院疾病預防控制部門規定需要報告的乙類傳染病病原攜帶者時，應當于二十四小時內進行網絡直報。

第十二條亦有深意：“疾病預防控制機構、醫療機構不得泄露涉及個人隱私的有關信息、資料。但是，法律另有規定，或傳染病暴發、流行時，為有效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按照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的規定實施防控措施的情形除外。” 這為特定情形下為保護重大公共利益（包括伴侶生命健康）而突破保密限制提供了法律思考的空間。

當潔白的婚檢報告單承載著兩個生命的托付與一個家庭的未來，那紙上的數據便不再是冰冷的符號。婚檢保密制度，在善意初衷與殘酷現實的夾縫中，已顯露出令人心焦的裂痕。

隱私權的壁壘固然守護了個人尊嚴，但當這壁壘成為惡意隱瞞者的護身符、成為伴侶生命健康的隱形威脅時，法律的天平是否該向生的權利傾斜？醫生在制度迷局中的每一次猶疑，都可能是一個家庭命運的分水嶺。

婚檢報告不該是潘多拉魔盒——它應成為新生活的健康基石，而非信任崩塌的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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