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真正的問題是：考試結束以后，沒人再給我們設定目標。

我們必須面對長久的迷茫。

前兩天，我認識了一位足球經紀人，他負責送10歲左右小孩出國訓練。直接去西班牙巴薩這種俱樂部的少年隊。

當然，孩子父母要有點經濟實力，價格很貴，有足球天賦的畢竟鳳毛麟角。如果沒天賦，這筆錢就打水漂了，但還是有不少父母愿意，就算是給孩子青春的一次研學旅行。

那些小孩在國內時就已經在訓練了。沒想到，巴薩少年隊教練看過中國小孩踢球后，說他們的基本功不在西班牙隊友差。

我們孩子的技術、體能、速度等指標都不輸巴薩同齡人。

記得看過的一部紀錄片，說70年代時，中國有位少年足球天才，我忘了名字。被國際足聯評為當年的未來之星，這種評選每年評兩個，當年和他一起獲獎的是荷蘭少年范巴斯滕。后來，范巴斯滕成了國際巨星，而那位中國少年天才卻無人知道他去哪里了。

今天的中國少年，雖然不是天才，但同樣不輸國外少年，就好像一個輪回。

那位足球經紀說，巴薩教練很驚訝中國少年們的訓練強度，他們練射門、帶球、傳球、過人等技術，以及體能速度等訓練的次數，一周多達十多次。而巴薩少年隊一周也就練四五次。

但有一項是中國少年們沒有接觸過的，那就是培養如何決策？

教練會花很大精力去給球員講，在遇到不同場景時，那些球星是如何決策用什么技術動作來處理的。并結合講解，現場練習。這種決策培養不像訓練那樣枯燥，還可以做成各種游戲，孩子們很喜歡。然而，國內幾乎沒有這種意識。

我們的球員天然認為，一場球怎么決策是教練的事，教練做了決策，球員用過硬的技術、速度、體能等去貫徹執行。國內很多體育運動都是這種流程，乒乓、跳水、舉重、游泳······都如此，且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但偏偏足球不行。

中國孩子的足球技術、體能、速度都不錯，能練出來。但在瞬息萬變的比賽場上，此刻不知道該傳還是射，彼刻不知道該用外腳背還是內腳背。如同每種工具都很熟練的開鎖匠，面對一把把不同的門鎖，不知道用哪把工具開哪把鎖一樣。不過，開鎖是簡單任務，師父可以告訴他用哪把工具，開哪種鎖。就像乒乓、跳水、舉重、游泳······等簡單體育，教練可以幫運動員決策。

但足球場上，11個人在無數個瞬間，面對復雜的場面，教練只會講整場比賽的策略，方向。不可能告訴每個球員在每個當下用哪把工具，開哪種鎖。這種球場上的感覺和細節，一名優秀的球員應該比教練更能領會。

聽了足球經紀人的話，才想起為何世界杯冠軍教練里皮，歐洲杯冠軍教練卡瓦喬等知名外教都沒法帶好中國隊，甚至毫無起色。就拿去年中國0:7輸日本那場比賽來說，知情人講了那場比賽的內幕，教練伊萬在賽前反復說日本隊跑位很靈活，大家保持隊形，不能丟了位置。球員執行了嗎？執行了，而且非常堅決。七個丟球沒一個是丟了位置導致的。

可是，球員連有強度的逼搶都沒有，讓對手很輕松的進球。

為何不上強度去逼搶？

就是怕丟位置。

這就是沒有決策能力的工具人。組織讓做啥就做啥，你讓我守住位置，我就守在位置上。但在外教看來，上前逼搶根本就不用交代，這應該是一個球員最基本的決策能力，甚至是一種本能。然而，我們的孩子不具備自己做決策的意識和能力，從小就沒有面對負責環境做決策培養。

這就好比春游時，父母告訴你，家里的傘容易壞，要小心保護。在路上，遇到下雨。最后，你淋成落湯雞回家。父母問你怎么不打傘呢？你說，我把傘完好的保護在了背包里，不讓它淋一滴雨，怕它壞了。當下雨時，你面臨決策，該怎么辦？一個有基本決策能力的人都知道要打傘。但沒有決策能力的人，首先想到父母的決策：不要把傘弄壞了。雖然你知道怎么打傘，卻不知道在下雨的場景下要不要打傘。打傘是技術問題，要不要打傘是決策問題。中國球員就是這個春游不打傘的孩子。

最后，那位足球經紀給我講了C羅的成長經歷，他并不是少年天才。但從小在這樣的土壤下長大，形成了決策本能，在實戰中決策，怎么逼搶、怎么帶球、怎么傳奇、怎么射門······才能逐漸摸索出自己的天賦、特點。然后根據自己的獨特天資，有針對性做肌肉練習、技術動作練習等，不斷進步，又站在更高的高度去決策，去練習，決策—訓練—更強大的決策—訓練—······由此正向循環，成就夢想。

正是強烈的自我意識，才會產生強大的內驅力，去不斷鞭笞自己利用天賦，自我實現。我的人生，我的成長路徑，我做主。這才是C羅極度自律，以三流的天賦，成為一流巨星的奧秘。他找到了自己，無限去接近最好的自己。

如果像中國球員那樣機械執行，就只是完成任務，哪怕從小技術、速度、體能都很好，但不會形成強烈的自我意識和內驅力。更不會摸索出適合自己的位置，踢法，往哪個方向去提升技術。再厲害的工具人都不會有大進步，

說到這里，已經不僅是說足球了。

中國孩子在很多方面從小就表現優秀。我一朋友剛移民日本，她上初中的女兒去讀日本同年級學校后發現，除了日語需要惡補以外，其他的什么數學、物理、自然等課，日本同學正在學的，是她在中國小學就學過的。輕松地不要不要的。

但日本學校有很多游戲和興趣小組，培養孩子去完成一個任務。比如一起去做種樹，那么你就要去了解種的是什么樹，需要什么土壤，什么光照、什么水份，才能存活、生長。然后你再決定去找什么地方，有這樣的土壤、光照和水源的。這些知識量都不大，但重要的是整個過程，你在不斷做決策。決策過程，涉及團隊配合、管理、植物學、地理學等等。類似的游戲和決策做多了，就會發現自己的稟賦和興趣，從而形成強烈的自我意識，要成為什么樣的人。并逐漸摸索出適合自己的成長進階路徑。這就是為什么西方要比中國學生顯得成熟的原因。

我在給學生上戲劇課時，曾讓他們自己排練話劇，那是一個游戲般的任務。他們自己找劇本，自己分角色，自己找服裝，遇到困難來問我。他們選了《麥克白》，然后研究那個時代的服裝，莎翁的臺詞，舞臺的語言，最后呈現了一臺話劇。那臺話劇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表達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比理論課進步大多了。可惜有這樣嘗試機會的課太少，不然，相信他們也會找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方向和路徑。

所以，你知道嗎？國外的很多孩子在上大學前以游戲和玩耍為主。上大學后，卻非常努力。常春藤大學不少學生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其他時間都在學習。恐怖吧？真正恐怖的是這樣的努力來自學生自身的內驅力。沒人逼他，就像C羅一樣。而如此恐怖的強度卻發生在我們孩子小學中學的時候，被老師家長輪番鞭笞驅動。

所以，高考完，就該燒書了。

高考，把中國從知識荒漠的時代拉出來。像指揮棒一樣，分配給18歲以前的我們基礎的學識，完整的知識結構。更重要的是，它給了我們一個目標，如同去往學問的審判臺，人生為此一搏。審判臺前的法官像閻王爺一樣古板，也像閻王爺一樣公平。基本能做到不看世間貧富貴賤，只看考卷。讓我們在18歲以前被喂養著知識，辛苦倒也充實。

但高考完，我們突然不知道怎么決策自己的人生了。

楊振寧曾說，中國學生基本功很扎實，知識結構牢靠。美國學生知識結構有缺陷，但主動性很強，他們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該做什么實驗。這句話非常精確的道出了中西教育的本質區別。基本功和知識都是技術層面，技術是可以彌補的。但主動性才是自我的覺醒，決策這條路無人能替代，你必須自己去走。后者顯然比前者更重要。尤其在未來的AI時代，找到自己的獨特性，獨特的稟賦和成長路徑，才是安身立命的關鍵。

高考的本質，它替代了我們的決策，就像乒乓、跳水、舉重、游泳······的教練，它告訴我們每一個技術動作，什么樣的知識，該怎么練習才會吃透；什么樣的試題，該怎么回答才會得分。然而，整個人生，是一場足球賽。

高考完以后，沒人再給我們設定目標。

我們必須面對長久的迷茫。

我是直到30歲以后才清晰地直到自己要怎樣地生活，并且逐步探索出屬于自己的奮斗道路。遺憾的是，大多數中國人一生都不能定義自己的價值追求，而在別人規定的賽道里奮斗。這也是為何中國各行業特別卷的原因，別人是自己定義賽道，活出不同的人生。我們的高考高手們大多數做了工程師，留校任教，公務員，國企，因為這些不需要自己定義目標和任務，更多的是執行。高考后的廣闊人生也像高考一樣，千軍萬馬競爭獨木橋。少數自己定義目標的創業者，創意者，自由職業等卻生存艱難。我們的文化留給自我探索的土壤太少。以至于我們的孩子到青春期時，連標榜個性都顯得光怪陸離，他們想反抗，想自我，都不知道怎么反抗，怎么自我。而人到中年，很多人又變得油膩。據說婚外情比例我國是世界第一。因為面對無法自我定義的人生，只有性才能保持原始的生命力。

幸好，文化交流能讓土壤松動。日本是因為有幾十個球員在歐洲踢球，才會讓日本足球發生質的飛躍。決策成為了他們踢球的肌肉記憶，如同日復一日的做題是我們的肌肉記憶一樣。也必須看到自我定義目標這一中西教育的本質區別，我們才可能發生根本的改變。

我認識一位國內財經大學的高材生。本科畢業后，她去德國讀研究生，兩年后，她不得不放棄學業回國。走之前，她聰明靈秀，門門課拿高分，外語也很溜。回來后，吃成了一個肥妞。因為無法完成學業，得了抑郁癥，暴食。再次看到她時，她神情飄忽呆滯，不知道的還以為去地獄逛了一圈回來。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是執行目標的高手，卻不會定義目標。德國的研究生恰好要你去決策研究什么，自己定義學術范圍。

不吃透這個本質區別，去留學還不如去旅游。尤其是信息和AI愈發先進的今天和未來。

然而，我們這個教育本質，又根植于幾千年的文化巖層，從商鞅的愚民開始，就逐步深入到了我們的骨髓和血液，像無間道般的深沉。所以，我們需要對重生有著更切膚之痛的渴望，才會得到我們被造物主創造的獨特和唯一。

因此，我們和西方一樣，需要重新定義獨屬于自己的高考，找到并打開自己人生的那把鎖，走進枷鎖背后，屬于你的生命之門，去體驗你被造的神奇和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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