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毛澤東的次子毛岸青與世長辭，人們為他哀悼的同時，媒體也紛紛追憶毛岸青生平，而在眾多新聞報道中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一個人，那就是董健吾，據報道他曾在特殊時期冒著巨大的風險收養了毛氏兄弟，讓他們得以在亂世中生存下來，然而對于董健吾的善舉，大眾卻褒貶不一，而這一切還得從毛澤東兒媳劉思齊惹上的一場官司講起。

2002年2月新春伊始，武漢市武昌區法院接到了一起特殊的案子，不是案件有多么復雜，而是當事人的身份讓人意想不到，被告人是毛岸英的妻子劉思齊，而原告則是董健吾的后代董龍飛。原告方稱劉思齊在不久前曾到武漢理工大學做演講，在描述毛岸英的生前經歷時有與歷史事實不符之處，根據她的描述，毛岸英在被董健吾收養時“除了沒給資本家當干兒子和偷東西，三毛其他的經歷他都經歷了”，《三毛流浪記》的悲慘故事大家都熟知，將毛岸英比作三毛，劉思齊背后的意思不言而喻。這些言論一經發出，瞬間引發了人們的猜疑，經媒體發酵后給董健吾的后人帶來了極大的困擾，董健吾家人認為劉思齊嚴重損害了董家人的名譽，因此一紙訴狀將她告上了法庭。董健吾究竟是不是人們口中苛待毛氏兄弟的“罪人”？事實真相究竟如何，且聽我慢慢道來。

共產黨是無神論者，但在一個特殊的年月里，共產黨的隊伍中卻迎來了一位基督教的牧師，他并不是外國人，而是出生在江南水鄉的董健吾。董健吾的祖上是書香門第，從小就生活優渥的他身上并沒有沾染上紈绔子弟的陋習，董健吾的祖母是個思想開明、俠義仁厚的人，在她的身上董健吾學到了許多。由于祖母篤信基督教，為了培養董健吾，她專門聘請了西方牧師來給董健吾當家教，從國外文化到科學知識，董健吾樣樣精通，最終他如祖母所愿，成為了一名牧師。

本來董健吾可以安穩自由地過一輩子，然而在看到當時正處于水深火熱的中國時，他的愛國情懷被點燃，經人引薦后他毅然決然地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做一名神秘的“紅色牧師”，表面上專注神學布道，實際上利用身份為革命打掩護。在成為共產黨員后不久，董健吾就收到了組織的一項任務：建一所幼稚園，專門用來收養革命烈士以及黨領導人的子女。孩子就是國家的希望，董健吾為了創辦這所幼稚園不顧祖母的反對，將自家的宅子和田產紛紛變賣，最終湊足了資金，于1930年3月建立了大同幼稚園。當時，幼稚園里除了一部分職工的孩子外，其他大部分都是烈士的遺孤以及黨領導人的子女。

1931年1月，毛澤東妻子楊開慧不幸遇難，留下毛岸英兄弟三人無人看管。毛澤民得知三個侄兒處境艱險后，便請人帶他們輾轉來到了上海，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兄弟三人被送到了大同幼稚園，這時的毛岸英9歲、毛岸青7歲，最小的毛岸龍才4歲。他們三人到達幼稚園不久，董健吾就因同伴叛變被懷疑身份，于是不得不暫時離開幼稚園躲避，也就是在這時，幼小的毛岸龍突發高燒，上吐下瀉，盡管當時的保育員在第一時間將他送往醫院，但最終還是不治夭折。然而噩耗還在不斷傳來，一天幼稚園的一名保育員外出后失蹤，結合之前地下黨組織遭破壞，大伙擔心幼稚園不再安全，于是決定解散，一部分孩子由家長領回，無家可歸的就交由靠譜的同志領養，毛岸英和毛岸青就這樣被董健吾帶回了家中，開啟了近五年的領養生活。

被接回家中后，毛岸英和毛岸青先是在董健吾住了一段時間，后來處于安全考慮，董健吾又將兄弟二人送到了前妻黃慧光家，托付她照顧。因為毛岸英兩人年級尚小，又有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為了防止身份暴露，便沒有讓他們去上學，就連平日里也是能少出門便少出門，至于他們的生活費，起初是由上海地下黨組織提供，每月十塊錢，雖然不算多但日子總歸過得下去。然而1933年初，上海地下黨中央機關轉移到了江西瑞金，留下的黨組織又屢次遭到敵人的破壞，使得董健吾與組織一度失去了聯系，而此時的董健吾早已辭去了牧師職務，自顧不暇的他也沒有辦法再給黃慧光供給生活費。

黃慧光作為一名家庭婦女，自己還有4個子女，再加上毛家兄弟家里一共7口人，都靠著長子一點微薄的工資度日，生活處境可想而知，無奈之下，黃慧光只好同子女做一些扎紙花、洗衣服的活計來維持生活，在生存的壓力下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只能自謀生路，在后來的自述中，他們說到自己曾撿過破爛、賣過報紙、推過車，反正能掙錢的方式幾乎都試了一遍，生活雖然艱難，但好在最終還是度過了。

1936年4月，馮雪峰到上海任中共中央上海辦事處副主任，他第一時間就派人去調查毛岸英兄弟的生活狀況，在得知兩兄弟生活非常困苦后，馮雪峰決定要設法將他們送到蘇聯去，一方面擺脫現在的危險境地，另一方面也希望他們能在蘇聯獲得學習成長。不過，要在那個動亂的時候將人安全送出國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于是他聯系了董健吾，兩人合計著對策，思來想去董健吾想到了一個人——張學良。

說來也是巧，一次董健吾辦事途徑西安在少帥府停留，張學良專門設宴款待了他，在飯桌上兩人談到了古玩話題，張學良和趙四小姐酷愛明代瓷器，在得知董健吾對這方面有造詣時，當即便讓趙四小姐拿出一些珍藏來給他鑒賞，董健吾豐富的鑒別造詣讓張學良很是意外，交談之間他提到趙四小姐某次不慎打破了幾件心愛古玩，心痛得連飯都吃不下了。

說著無心聽者有意，董健吾隔天便找朋友買下了一套珍貴的明代鍍釉彩瓷，并且當做禮物送給了趙四小姐。趙四小姐愛不釋手，張學良也非常高興說要重金酬謝董健吾，但董健吾堅決不收，張學良沒辦法只得承諾如果董健吾日后有什么要求盡管提，他會盡力辦到。聽了這句話，董健吾思考半響，說到：“我家里有三個孩子，一個是我的兒子，兩個是我撫養的革命子弟，如蒙照顧，望送他們赴蘇聯讀書，待到學成歸來為國效力。”張學良聽后面露微笑，答應了下來。

回到上海后，董健吾以為少帥未必會有時間處理這等私事，所以便漸漸將這件事忘了，不料一天他突然接到電話，說趙學良人已經到了上海，除了公事之外他還有一個承諾要兌現，董健吾聽后又驚又喜，迅速將這個消息報告給了組織，上海地下黨組織當即決定同意毛岸英兄弟以及董健吾兒子赴蘇，并派劉仲華和董健吾一起去見張學良。

第二天一早，董劉二人就來到上海西郊的那一家法國酒吧和張學良見面，張學良告訴他們：他的部屬李杜將取道法國進入蘇聯，目的是組織撤退到蘇聯境內的東北抗日義勇軍回國抗日，借此機會可以將三個孩子帶到蘇聯，隨后張學良又掏出一張十萬法郎的支票交給了董健吾，作為孩子們出國的費用。

張學良的舉動讓董健吾十分感動，在誠摯感謝后便回家給孩子們做出國準備，董健吾為孩子們添置了三只嶄新的小皮箱，買了許多出遠門的生活用品，就馬不停蹄地將他們送到法租界李杜將軍的住所。1936年6月底，李杜一行9人乘法國郵輪康脫羅梭號從上海啟程，在海上航行了一個多月后到達了法國巴黎。

然而在他們去往蘇聯駐法領事館辦理簽證的時候，卻遭到了拒絕，李杜等人不得不在巴黎滯留，但他們深知這樣等下去不是辦法，于是設法聯系到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告訴他們毛澤東的兩個孩子到了巴黎，請蘇聯政府發簽證放行。很快，蘇聯駐法領事館有了回應，稱蘇方只同意毛岸英兄弟兩人入境，其他人不能批準。最后，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康生將毛岸英兄弟接到莫斯科，入莫尼諾爾第二國際兒童院生活和學習，董家兒子則隨李杜返回了上海。

毛岸英兄弟的經歷無疑是跌宕的，由于年代的動蕩不安，他們不得不寄人籬下，甚至后期因為經濟壓力出現了和三毛相似的流浪經歷，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當時掩護和收養他們是一項極其危險的任務，董健吾及其家人都冒著隨時失去生命的風險，因此他們的功績不能被掩蓋，更值得人們銘記。

中國新聞網：在武漢演講惹官司 毛澤東兒媳劉思齊成被告

知網：紅色牧師董健吾

知網：對《也談毛岸英兄弟赴蘇過程中的相關史實》的幾點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