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1935年11月，由賀龍率領的紅二方面軍，從湖南桑植出發，開始長征。在這支隊伍里，有一個騎著棗紅色騾子的特殊人物—曾經多次圍剿湘鄂蘇區紅軍的國民黨縱隊司令張振漢。這位國民黨中將，為何會跟隨紅軍長征呢？且聽張振漢之子張天佑的講述。

01

揚言活捉賀龍卻反被擒

1893年，我（本文作者張天佑是張振漢之子）父親出生在徐州市的貧苦農村。早年進北洋軍閥辦的陸軍學校，后升入保定軍校炮兵科第三期，接受了較嚴格的軍事戰技術教育和訓練。1924年，任奉軍連長。北伐戰爭爆發后，父親參加北伐軍，先后升任團長、旅長，1931年升任第41師師長，授中將軍銜。

1935年初，蔣介石苦于“追剿”中央紅軍屢屢失敗，又怕活動在湘鄂西的紅二、六軍團西進貴州同中央紅軍匯合，于是緊急調集六路縱隊11萬人，妄圖“圍剿”紅二、六軍團。我父親時任第41師師長兼第一縱隊司令，指揮國民黨軍隊同紅軍在湖北洪湖等地展開了激烈的戰斗。

1935年6月，蕭克指揮的紅六軍團包圍了鄂西宣恩縣城，武漢行轅電示我父親率部從駐地來鳳（地處湘鄂邊境）北上馳援。這一密電被紅軍截獲破譯，紅軍隨即果斷決定，由賀龍、任弼時所部紅二軍團同紅六軍團主力急行軍數十公里，以小部佯攻宣恩，以主力隱蔽設伏打援。

6月12日，國民黨第41師以兩個旅作為先頭部隊向宣恩進發。我父親率師部和一個直屬旅（即少將銜黃伯韜任旅長的第123旅）隨后跟進。次日晨，國民黨先頭部隊進入紅軍的伏擊圈，紅軍突然開火，將敵行軍縱隊分割成幾段，各個擊破，予以全殲。41師師部電臺被毀，參謀長中彈身亡，后隨的黃伯韜見勢不妙，率殘部倉皇逃逸。我父親頭部和身上中彈負傷，被紅軍俘虜。

同樣是國民黨中將師長，同樣是“圍剿”紅軍的敵縱隊司令的張輝瓚，在被紅軍俘獲后是被處死了的，因而，我父親被紅軍俘虜之后，自認是必死無疑了。正當我父親絕望之際，賀龍卻說了一句：“此人不殺，暫時留下來，先給他治療吧?！?/p>

紅軍的不殺，讓我父親無比驚訝，此后，紅軍對他的一系列禮遇，更讓他摸不著頭腦。那時候紅軍缺藥，但軍醫卻勻出寶貴的藥品給我父親治療；在飲食上，紅軍戰士吃的都是粗糧咸菜，唯獨給我父親開小灶，吃細糧。

我父親萬萬沒有想到，紅軍不但沒有殺他，還對他進行了耐心的教育和挽救，并請他當紅軍學校教員。長征途中，紅軍給了他軍團級干部的待遇，給他配了騾子作為坐騎，給他配了專門的勤務人員照料他的生活。賀老總、任弼時、蕭克還把我父親當朋友一起談古論今。

02

為紅軍轉移路線出謀劃策

跟隨紅軍長征，我父親是從失望惶恐，經歷了極其尖銳的斗爭，而逐漸地匯入革命的洪流之中的。蕭克將軍后來對我說：“你的父親的世界觀的改造，是在長征的血與火的斗爭中完成的?！?/p>

賀龍的女兒賀曉明在一部紀錄片中，講述了她父親賀龍眼中的張振漢。1935年10月，蔣介石瘋狂調集20萬精兵，攻打僅有兩萬余人的賀龍部隊。形勢緊迫，紅二、紅六軍團決定戰略轉移。此時，紅軍已經把我父親視為自己人。在軍團最高級別的軍事會議上，賀龍、任弼時、蕭克請來熟悉國民黨軍情的我父親，請他為轉移路線出謀劃策。

我父親身為國民黨中將，與紅軍交戰多年，對雙方的兵力布防、相鄰部隊關系以及湘鄂川黔一帶地理環境十分熟悉，他大膽地建議：“不宜北上，向南從敵軍薄弱環節突破。”

我父親的觀點和賀龍等人的想法不謀而合。根據父親提供的國民黨軍隊布防情況，賀龍、任弼時等決定南下湖南中部，突破國民黨沅江、澧水防線。

有關傳記中還記述到這樣一件事：紅軍進發到龍山縣城，與敵軍展開激戰，長攻不下。敵人在隘口處設有兩座碉堡，槍眼里射出猛烈的機槍火舌，封鎖著紅軍突擊部隊前進的道路，不斷有沖鋒的紅軍戰士犧牲倒下。這時，從敵人手中繳獲的迫擊炮只有兩發可用的炮彈了。賀老總把炮兵出身的我父親找來，問他能不能用這兩發炮彈把那兩座碉堡解決掉。我父親立即目測指量，調好炮位角度，指導紅軍戰士引發迫擊炮，將兩個敵碉堡應聲炸飛了……

1936年春夏之交，紅二、六軍團長征到達金沙江畔。奔騰咆哮的江水擋住了紅軍的去路，船只早被國民黨軍隊收繳一空。我父親環視了周邊的生態環境，向賀老總建議砍竹子扎成竹排，放排渡江。此建議得到賀老總的贊同，即命一部官兵砍竹扎筏，另一部官兵繼續到上下游尋找船只。在官兵一致努力下，兩萬人馬順利渡江前進。

在翻越玉龍雪山時，我父親騎的騾子突然滑向雪谷，他被甩到谷底昏迷了。戰士們立刻組成人繩，一個接一個延伸到谷底，把我父親拉了出來。此后，戰士們輪流用擔架抬著我父親走出雪山。父親后來多次向我描述：“過雪山時，好幾個紅軍戰士為了把我抬出去犧牲了，我曾經是他們的敵人，殺死了很多他們的兄弟，他們卻拿命救我，這份恩情，你不要忘記。”

03

妻子千里尋夫來延安會聚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長征結束。張振漢作為唯一一位跟隨紅軍走完長征的國民黨中將，來到延安，受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接見。周恩來很關心我父親的生活，還說要爭取把我的母親接過去。同時，讓他繼續為紅軍的軍事教育做工作。

我母親鄧覺先是長沙人，出身書香門第，是典型的湖南人脾氣，敢做敢為。我父親被紅軍俘虜，生死不明，國民黨軍政要員和眾多友好都勸她改嫁，我母親堅決回絕。

紅軍長征途中，物資補給十分艱難。紅軍領導人通過可靠的方式，把我父親還活在軍中的消息，傳給了當時住在漢口的我母親鄧覺先。我母親接到我父親親筆寫的報平安信函，驚喜萬分，她從信中得知紅軍的艱難，立即變賣了家中所有值錢的東西，通過國民黨政界的關系，購買了盤尼西林、望遠鏡、手表、指南針、自來水筆等軍需物資，并通過湖南軍閥何健的關系，搞清楚紅軍的去向，然后，以高價雇請“要錢不要命”的游勇，分批運送物資到紅軍手中。這段經歷，被跟隨賀龍長征的英國傳教士薄復禮在回憶錄中多次提及。薄復禮神父的自述，證實我母親操辦的錢和物資確實交到了紅軍手里。

在紅軍抵達延安之后，我母親做了各方面的周密準備，打扮成農家婦女的模樣，孤身從漢口奔赴西安，又請西北軍方面幫助，千里尋夫抵達延安，同我父親會聚。

我母親到延安后，得到了周恩來等領導同志的安撫與關懷。待第二次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形勢日趨明朗，我母親便決定先行離開延安返回蔣管區。臨走，又是周恩來等人饋贈盤纏，并安排人送到西北軍防區安全交接。

1937年，蔣介石受迫于共產黨人和全國民眾的抗日救國壓力，接受了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條件。毛主席在棗林接見我父親，勸他回蔣管區繼續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經過反復思考，我父親接受了黨的安排，帶著周恩來親自安排的“安家費”，途經西安返回漢口，開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段里程……

據《黃海晨刊》 張天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