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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遞員、網約工、外賣送餐員、網絡主播……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新就業群體不斷壯大，呈逐年遞增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24年，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已超過2.4億人。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突出抓好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黨的建設，不斷增強黨在新興領域的號召力凝聚力影響力；抓好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和基層政權建設；抓好凝聚服務群眾工作，推動新時代社會工作高質量發展。”

當前，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和新就業群體（以下簡稱“三新”組織和群體）社會影響力的不斷增強，社會治理面臨哪些新 形勢新任務？ 推薦閱讀《人民論壇》最新文章。

“三新”組織和群體的內涵及形成因素

“三新”組織和群體的內涵與規模。“三新”組織和群體中的新經濟組織，包含兩種不同的理解，原指區別于公有制經濟組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和完善過程中出現的我國內地公民私人、港澳臺商以及外商等全部所有或絕對控制的新出現的經濟組織形態，包括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等。現在更多指區別于傳統經濟模式，依托數字平臺、共享模式和科技創新推動經濟活動的企業及組織形式，其典型代表為互聯網平臺公司、共享經濟企業、科技創新型初創企業等。這類組織往往突破傳統行業邊界，具有靈活、高效、創新等特征。新社會組織主要包括在政府與市場之外，利用社會資源提供公共服務、推動社會創新的非營利組織，如社會服務機構、公益組織、行業協會等。從類型上看，既包括規模較大的“樞紐型”社會組織，又包括專業知識豐富和技能突出的專業型社會組織，還包括生于基層、長于基層的“草根”組織或社區社會組織。與傳統社會組織相比，新社會組織呈現出功能多樣、運作靈活的特點。新就業群體是指在平臺經濟、靈活就業等背景下形成的新型勞動者群體，包括網約車司機、外賣配送員、自由職業者、創意工作者等。與傳統全職勞動者相比，新就業群體在用工方式、勞動關系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其流動性、靈活性和不確定性使得勞動權益保護面臨較大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經歷了經濟結構調整和社會結構變遷的深刻轉型，國家與市場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亦隨之重塑。“三新”組織和群體的出現，是社會深刻轉型的必然結果。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萌生出以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為主的新經濟組織（亦稱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孕育出相對獨立于體制之外的新型社會組織。進入21世紀后，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進一步形塑新經濟業態，進而催生大量靈活就業和自主就業人員，使“三新”組織和群體的規模和影響力持續擴大。據相關部門統計，截至2024年5月底，我國民營經濟經營主體總量超1.8億戶；截至2022年底，全國在民政部門登記的各級各類社會組織達89.2萬家；截至2022年底，全國社區社會組織超過175萬家。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調查結果顯示，全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達8400萬人，占職工總數的21%。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24年，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已超過2.4億人。全國外賣騎手數量已超過1000萬人，職業主播數量達3880萬人。

“三新”組織和群體形成與發展的宏觀背景。從“兩新”到“三新”的發展，以及“三新”組織和群體在社會治理中的角色重塑，其背后的深層邏輯是新時代我國社會治理外部環境和內部結構經歷深刻變革，尤其是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呼喚治理體系的重構。具體而言，“三新”組織和群體的形成與發展包括三個方面的宏觀背景。

數字經濟催生組織形態迭代。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引擎，以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為代表的數字經濟，重塑傳統經濟生產方式、商業模式和組織結構，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24年）》顯示，2023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53.9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42.8%。與此同時，各類新經濟組織紛紛涌現，以阿里巴巴、騰訊等為代表的科技企業，依托大數據、人工智能與云計算構建數字生態系統，采取網絡化、扁平化和智能化的治理方式，重構資源配置模式，提高資源整合效率，在生產、分配和服務等領域展現出強大的創新能力和治理優勢。這種組織形態的變革不僅為社會治理注入技術性和信息化驅動的新動能，也為公共治理提供豐富的數據資源和信息平臺。

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呼喚治理效能提升。當前，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已經從“物質文化”向“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多維度拓展，傳統以行政主導、戶籍管理為基礎的治理模式已難以適應流動社會、平臺社會、風險社會疊加的新態勢。為此，應發揮“三新”組織和群體的重要作用，通過多樣化的參與渠道和合作機制，構建包容“數字游民”“平臺零工”等新型主體的治理框架。

人口結構變遷促使參與主體重構。當前，我國人口正經歷深度老齡化、快速城市化和高度流動性的深刻變革，基于城鄉分治和單位體制的傳統居民自治模式和基層治理體系已難以適應參與主體變遷帶來的新挑戰。人民群眾整體受教育水平不斷提高、就業方式多樣化和價值觀念多元化進一步增加了挑戰的難度。以快遞員、網約車司機、自由職業者為代表的新就業群體的涌現，使得社會治理的參與主體呈現出更加多樣化和更具靈活性的特征，傳統的治理模式亟需適應這種變化，重構權責體系，激發社會各界參與治理的內生動力。

當前社會治理面臨哪些新形勢？

新形勢下我國社會治理模式正經歷深刻變革，“三新”組織和群體不僅為社會治理注入新鮮血液，更在一定程度上重構公共事務管理與社會治理的生態系統。

▲新經濟組織推動數據賦能和生態重構的治理模式創新。新經濟組織通過平臺企業數據治理能力賦能智能公共治理。平臺企業掌握大數據和智能算法，不僅能夠高效整合海量信息資源，還能在精準服務、風險預警、輿情監控等方面為公共治理提供數據支持。平臺企業積累的數據資源已深度嵌入政府決策體系，電商平臺的消費數據為政府產業政策制定提供實時動態參考，出行平臺的時空數據助力政府優化交通規劃與應急管理，互聯網平臺的用戶數據切實提升政務服務的精準性與可及性。例如，上海“一網通辦”移動端政務服務品牌APP“隨申辦”引入支付寶、微信等平臺后，既顯著提升政務服務的便利性和高效化，又大幅改善民眾的辦事體驗和獲得感。

新經濟組織通過發揮產業鏈黨建的紐帶作用形成協同發展效應。產業鏈黨建是指將基層黨組織建設嵌入產業鏈條，通過黨組織統籌協調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形成協同創新與協同治理體系。作為基層黨建創新的重要路徑，產業鏈黨建的核心在于通過在產業鏈各環節建立黨組織，形成橫向聯動和縱向貫通的黨建網絡，從而有效解決組織覆蓋和穩定性難題。近年來，各地將產業鏈黨建作為基層黨建的新課題，做實做細鏈上黨建，通過建立“行業黨委+功能型支部”等組織架構，實現企業生產經營、員工培訓、社會責任履行等方面的協同推進。一方面，鏈主企業牽頭、配套企業協同的聯席會議制度能夠強化產業鏈上下游治理合力；另一方面，黨建工作能夠塑造企業的價值觀，把黨的政治優勢轉化為企業競爭優勢，形成黨建引領產業創新的良性循環。

新經濟組織通過共享經濟模式重構社會責任履行模式。資源共享和服務共建是共享經濟模式的主要特征。共享經濟在激發市場活力的同時，既能在技術層面通過運用大數據和算法匹配供需，優化閑置資源；又能在制度層面建立雙向評價機制和信用積分體系，形成平臺自治的軟性約束；還能在社會價值層面推動企業由單方履責轉向多方價值共創，從而實現從“單一經濟價值”向“經濟—社會—環境綜合價值”的躍遷。例如，小紅書“鄉村漫游”公益扶持計劃助力鄉村文旅振興、拼多多“多多豐收館”推動農業供應鏈優化、美團“袋鼠寶貝公益計劃”聚焦困難群體幫扶等案例，從不同角度印證“商業向善”與可持續發展深度融合的創新實踐，體現新經濟組織的社會責任擔當。

▲新社會組織實現資源整合、技術賦能與信任重構的治理功能嬗變。“樞紐型”社會組織通過構建開放式平臺和跨區域、跨行業的協作網絡，實現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高效聯動。“樞紐型”社會組織是指在同類型社會組織中發揮橋梁紐帶和聚集服務功能的聯合性社會組織。一方面，它們能聚合同類社會組織，利用公共資源協調解決社會組織發展中的資金、場地等難題，形成資源共享網絡，有效整合分散的社會力量，減少無序競爭，提升服務效能。另一方面，它們在政府與社會組織間充當橋梁，傳遞政策、反映訴求，并代表社會組織參與政策制定，提升行業話語權，同時監督社會組織的合規運作。“樞紐型”社會組織在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專業型社會組織依托特定領域的技術和專業知識，在政策建議、社會服務和公共監督中發揮關鍵作用。作為專業知識和技能的集聚體，專業型社會組織不僅能發揮信息采集、數據分析和風險預警等方面的積極作用，為政府提供科學決策依據和咨詢服務，彌補行政管理中的專業短板；而且能在政府與群眾之間發揮橋梁紐帶作用，加強多方主體之間的溝通與協作，推動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長效機制。近年來，我國專業型社會組織功能逐漸從傳統服務向標準制定、國際對接、智庫咨詢等延伸，尤其是在行業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持續提升，為實現社會治理創新提供有力支持。

“草根”組織通過嵌入基層社區，增強社區信任和凝聚力，推動多方主體參與協同治理。“草根”組織指的是那些扎根于城鄉社區的服務型或公益型基層民眾組織。社區信任是共建共治共享的基礎，而快速推進的市場化、城市化和數字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社區信任，進而造成社區治理的困境和難題。“草根”組織具有天然的地域性和群眾性優勢，能夠直接回應社區需求，在服務社區、解決基層矛盾和推動居民自治等方面扮演關鍵角色。它們與社區、社會工作者、社區志愿者和社會慈善資源聯動，在社區黨建引領下，共同致力于提高社區生活質量，激發社區內生動力，推動社區共建共治共享。

▲新就業群體促進流動空間治理力量的角色塑造。在高度流動的社會環境中，傳統治理方式往往難以覆蓋所有社會角落，容易產生治理盲區。新就業群體具有靈活且廣泛分布、擅長互聯網內容生產以及創新能力較強等特點，成為流動空間治理的重要力量。

作為“流動哨兵”，“網約工”群體能夠切實提高基層治理的末梢感知能力。“網約工”指的是通過網絡平臺向消費者等第三方提供有償勞務的人員，主要承擔交通運輸、物流配送等職能，是一種典型的高流動性就業形態。由于足跡遍及城鄉社區每個角落，“網約工”能夠及時獲取現有治理系統無法獲取的一線真實信息，發現社區安全隱患、公共設施損壞、市容環境等問題，并通過移動終端反饋，成為社會治安和公共安全的重要“眼睛”。例如，上海市長寧區推行“社區治理合伙人”機制，與美團、餓了么等平臺合作，使外賣騎手在履行配送任務的同時，協助發現道路破損、電動車亂停放等問題，并通過專屬平臺即時上報，有效提高治理響應的即時性和精準度。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區合作街道，則鼓勵外賣騎手加入“紅袖套”群防群治志愿隊，在日常配送中兼顧社區治安巡邏、人員走失報警等任務。

作為“流量達人”，網絡工作者已成為網絡空間治理的重要力量，助力公共空間社會文化治理。網絡工作者是指在網上從事相關行業，并通過合法勞動獲取報酬的新興職業。當前，網絡空間已成為億萬民眾共同的精神家園，網絡空間治理是虛擬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由于工作方式靈活、專業分工明確，網絡工作者在文化創意、媒體傳播、互聯網內容生產等領域具備獨特優勢。他們通過不同表達方式參與公共議題討論，在社會文化建設和輿論引導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網絡工作者借助社交媒體和自媒體渠道，在構建開放包容的公共空間、推動文化創新和價值傳遞的過程中，展現出與傳統職業群體截然不同的治理潛能，成為公共空間社會文化治理創新的重要力量。

作為“斜杠青年”，自由職業者釋放創新潛能，推動治理體系變革。“斜杠青年”是多面手、多職業、跨界青年群體的代名詞。他們往往擁有復合型知識結構和跨領域實踐經驗，在社區服務、公共議題傳播等領域展現出獨特的創新潛能；他們不僅能夠橫跨多個行業，還善于憑借其資源整合與數字化運營能力，為基層治理注入新活力，推動社區經濟和社會治理的融合創新。例如，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北干街道天悅社區文化家園，依托“社區合伙人共富角”計劃，吸納社區內具有網店運營經驗、服裝貨源背景的年輕人，打造社區直播電商平臺和“社區版眾創空間”，免費向有直播需求的居民開放，切實提升社區經濟活力。自由職業者的深度參與能夠增強社區文化韌性、創新活力和社區治理的內生動力。

現實困境

黨建工作未實現全覆蓋和黨組織建設“懸浮化”導致的組織困境。“三新”組織和群體實現黨組織全覆蓋，既是新時代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內在要求，又是推進“三新”組織和群體參與社會治理的政治基礎。近年來，“三新”黨建發展勢頭良好，但黨組織建設基礎仍較為薄弱。一方面，黨組織實際覆蓋比例與全覆蓋目標之間仍存在差距，全覆蓋目標在不少地方短期內仍難以實現。同時，黨建工作存在“虛化”現象，一些企業和社會組織片面追求組織覆蓋的數量，忽視質量與實際效能，導致“有形覆蓋”未能轉化為“有效覆蓋”，難以充分發揮黨組織政治核心作用。另一方面，“三新”組織和群體內部黨員比例較低，發展黨員難度較大；流動黨員管理不善，存在“口袋黨員”“隱性黨員”等問題，影響黨組織的凝聚力與組織力。《安徽省新業態新就業群體黨建工作專題調研報告》顯示，全省快遞員、外賣送餐員、網約車司機、貨車司機中黨員比例，分別為1.27%、0.98%、1.33%、1.67%，流動黨員多于在冊黨員，大量黨員尚未納入黨組織有效管理。

黨建指導力量不足，部分地區缺乏專職黨建指導員，存在“掛名指導”“一帶多管”的形式主義問題，進一步制約黨建工作的專業化、精準化推進。這既因為“三新”組織和群體人員分散、流動頻繁，導致組織難度較大；又與利益導向的企業組織運行模式有關，部分企業存在“重經濟、輕黨建”的傾向，使黨建工作陷入邊緣化。此外，與此項工作開展的時間不長和經驗不足有關。這些困境削弱黨建引領“三新”組織和群體參與社會治理的效能。黨建引領的“懸浮化”、黨組織的“弱存在感”與勞動者的“低參與度”導致黨建工作與社會治理實踐的聯動機制未能有效建立，黨建難以融入日常治理事務，治理實踐容易陷入“組織失靈—價值疏離”的困境。這反映出當前“三新”黨建在制度設計、資源配置與機制創新方面，仍需系統性優化。

企業治理規則滯后與權責失衡帶來的制度困境。現行財稅、社保等制度設計仍以傳統勞動關系為主，未充分考慮新業態的流動性特征。出于企業利益考慮，在眾包配送模式和混合配送模式下，騎手與平臺只簽訂平臺管理協議，平臺不直接雇傭外賣員，而是將訂單分配給愿意提供服務的個人，如此平臺就可以規避應有的勞動保障義務。有調查顯示，新就業受訪者與平臺或工作單位簽訂正式勞動合同、通過勞務合同或勞務派遣協議的方式與平臺企業建立用工關系，以及簽訂合作協議的比例分別為29.2%、34.9%和26.2%，享受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的比例分別為37.7%、56.1%、51.2%和40.9%。可見，大部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既未與工作單位簽訂正式勞動合同，又未被納入社保體系。這容易使勞動者陷入“自救式生存”狀態，其自身權益難以充分保障，更難以深度參與社會治理。而更深層的矛盾在于利益分配機制不完善，平臺企業一方面依靠勞動者提供服務，另一方面又通過技術手段控制他們的工作節奏和收入，如限制騎手送餐時間、提高網約車訂單抽傭比例，在依賴勞動者創造價值的同時牢牢掌握議價權，利用技術算法強占利益分配的主動權，形成剪刀差。這種分配格局不僅削弱勞動者的治理參與意愿，更導致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流于形式。

組織松散化與治理資源不足衍生的結構困境。隨著“三新”組織和群體的逐步壯大，其內部治理呈現出高度流動性和去中心化的特點，與傳統社會治理體系的穩定性、層級化和規范性之間形成張力，使得“三新”組織和群體在社會治理中的適配性受限，治理效能難以充分發揮。去組織化趨勢削弱治理主體的協調能力。在傳統社會治理框架下，治理主體通常依托正式組織（如工會、行業協會）進行利益表達和集體行動，而“三新”組織和群體的治理主體性呈現出高度分散化趨勢，缺乏穩定的組織依托。例如，大部分網絡主播、網約車司機等靈活就業者，并未加入任何正式組織或協會，政府政策的傳達依賴平臺推送，關鍵信息觸達率低于傳統行業。治理資源不足和錯配導致治理效能低下。一方面，由于缺乏穩定的資源支持，“三新”組織和群體往往依賴政府或企業的單向供給，缺乏自主可持續的發展能力，許多“草根”社會組織因資金短缺難以吸引專業人才，導致服務質量難以提升，進而陷入“低水平服務—公信力下降”的惡性循環。另一方面，由于新就業群體的非標準化就業特征，政府在資源投入上往往沿用傳統模式，導致治理供需錯位。例如，當前針對新業態勞動者的安全培訓、職業教育等公共服務仍主要依托線下課程，而大多數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因工作時間不規律、場所不固定，難以有效參與，造成資源浪費。

優化路徑有哪些？

推動“三新”黨建提質增效，夯實基層社會治理基礎。構建區域化大黨建模式，進一步優化“三新”黨組織設置。2023年，中央社會工作部成立，指導混合所有制企業、非公有制企業和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黨建工作，實現“三新”黨建從“彌散管理”向“歸口管理”轉變，為重塑“三新”黨建模式和提質增效帶來重要機遇。由此，一方面，應打造基于聯合體的區域黨建工作組織架構，由各級黨委社會工作部門牽頭，凝聚區域內社區黨組織、“三新”黨組織、各類群團組織和志愿組織等多方黨建力量，構建條塊結合、多方主體共同參與的黨建聯合體；另一方面，可建立基于“大黨建”理念的網上智慧黨建云平臺，推動“線上+線下”融合管理，實現黨組織全覆蓋。通過建立區域網上智慧黨建云平臺，實現黨員信息、黨建活動、思想學習等資源的共享和實時監控，打破“三新”領域黨組織的行業分割，提高“三新”領域黨組織的覆蓋率。同時，創新黨建活動方式，結合“三新”組織和群體的工作特點與實際需求，靈活設置黨課、主題黨日和實踐活動，將黨建工作嵌入“三新”組織和群體的日常工作中，有效激發黨員先鋒模范作用，實現區域內黨建工作提質增效。

構建基于黨建共同體的協同治理機制，探索“‘三新’黨建+社會治理”融合新路徑。發揮黨建共同體跨部門和跨領域的優勢，搭建定期交流和聯席會議平臺，實現政府、企業與社會組織的信息共享和資源互補，推動黨組織與社區、企業協同開展公益活動、風險預警和應急響應。針對“三新”組織和群體中黨員比例較低、流動性較大的問題，應建立多層次、分級管理的黨員發展和教育培訓機制，推動線上培訓、遠程學習和現場實踐有機結合，引導黨員積極參與社會治理。通過多舉措聯動，不僅能提升黨組織自身建設水平，還能為“三新”組織和群體參與社會治理提供堅實的政治保障和組織支撐，從而實現黨建工作與社會治理效能的雙向提升。

增強制度供給，重構權責匹配的治理框架。針對當前平臺用工關系模糊化的問題，推動法律法規動態適配新業態特征。建議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將“不完全勞動關系”納入法律范疇，明確平臺企業與勞動者的權利義務邊界，明確“三新”組織和群體在勞動關系、社會保障及公共服務參與中的權利和義務。可以借鑒部分地區在探索靈活就業勞動保護方面的經驗，推動建立覆蓋靈活就業者的社保制度和權益保護機制，實現權責配置的合理對接。同時，建立全國統一的“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平臺”，實時監測勞動合同簽訂率、社保繳納情況，將平臺企業社保繳納率納入地方政府績效考核，對違規企業實施信用懲戒，倒逼制度落實。

針對“三新”組織和群體因注冊程序繁瑣、主體資格模糊而難以獲得政府資源支持的問題，簡化“三新”組織和群體登記程序，破解新興組織合法性困境。建議各級政府探索建立綠色通道，對符合條件的“三新”組織和群體給予簡化審批、備案等便利，允許“備案制”與“登記制”并行，建立專門針對“三新”組織和群體的法律主體認定機制，為其參與社會治理提供合法身份和制度保障。對于網約車司機互助組織等新興社群，可試點“一業一會”政策，允許同一行業內多個互助組織聯合登記為行業協會，賦予其法人資格與公共賬戶管理權限，增強治理效能。

針對平臺經濟中存在利益分配失衡問題，建立健全激勵與約束并重的監管機制。可建立政府主導的“平臺經濟勞資協商委員會”，由工會、行業協會、平臺企業代表共同參與，制定行業抽傭比例上限、訂單分配算法透明度標準等規則。例如，上海市制定《上海市網絡餐飲服務平臺合規指引》，限制騎手送餐時間算法壓榨，此類政策可擴展至網約車、眾包物流等領域，通過區塊鏈技術實現抽傭數據公開可追溯，保障勞動者議價權。同時，可考慮制定行業指導性標準，推動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通過政府、企業和社會多方力量形成利益平衡的長效機制。此外，鼓勵平臺企業設立“勞動者代表委員會”，允許騎手、網約車司機等參與企業規則制定，提升治理話語權。

強化數智治理，構建跨部門、跨領域的數字化治理平臺。建設“三新”組織和群體動態數據庫，實現資源共享、信息互通和精準治理。充分利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數智技術，由政府部門牽頭，聯合平臺企業、行業協會建立統一的“新業態從業人員信息平臺”，收集勞動合同、社保繳納、職業培訓等數據，通過區塊鏈技術確保信息不可篡改。同時，通過整合各類數據資源，實現對“三新”組織和群體的精準畫像，及時捕捉社會治理的前沿動態與隱患，破解公共服務供需錯位難題，為政府科學決策提供依據。

建立以數據驅動為核心、以流動空間治理為目標的新型社會治理模式。針對“三新”組織和群體參與社會治理過程中存在的碎片化和信息不對稱問題，一方面，建立線上線下聯動機制，鼓勵黨組織與企業、社會組織及社區建立常態化溝通交流渠道，利用智能終端和移動APP開展實時信息采集、風險預警和應急響應，切實提升基層治理效率。另一方面，推動跨組織協作網絡數字化升級。鼓勵政府部門與平臺企業、社會組織共建“數字治理聯盟”，通過API接口實現數據共享與業務協同，借助數智平臺打破信息孤島，實現資源優勢互補和數據融合，推動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和城市管理等領域的協同發展。

發揮社會工作專業優勢，提升治理服務效能。發揮社會工作組織能力建設功能，助推基層黨組織開展“三新”黨建工作。通過規范性組織建設、模范黨員培育等措施，強化黨組織的凝聚力與引領力。針對“兩企三新”黨組織負責人、黨員以及各街道黨群工作人員，建立分層分類培訓體系，提升“三新”領域黨建工作者的理論水平、業務能力以及社會治理實務能力。建立健全社會工作督導制度，助推基層黨組織工作革新，探索深度契合具備高流動性、高分散性、高靈活性的“三新”組織和群體需求的黨建服務。

發揮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支撐優勢，回應差異化需求，提供精準化服務。一方面，社會工作者可依托黨群服務中心等建立新就業群體的服務陣地，為其提供普惠性服務，包括政策解讀、技能培訓、法律咨詢等。建立“社工+志愿者”聯動機制，招募退休教師、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人員等擔任兼職導師，為新就業群體提供職業規劃指導。設立“新就業群體關愛基金”，對因工傷、疾病陷入困境的勞動者提供緊急救助，通過個案管理跟蹤幫扶效果。另一方面，針對新就業群體特點，創新服務方式方法，設計“流動社工站+虛擬服務矩陣”線上線下互補模式，分層分類開展節點服務，重點在服務區、休息區等新就業群體工作或休息的場域開展具有針對性的社會公共服務。同時，進一步細分群體，開發定制化服務方案。例如，可以為青年主播設計“網絡素養提升計劃”，聯合網絡創作者機構開展內容合規培訓；針對老年網約車司機，可以開展“數字反哺行動”，由社區青年志愿者教授導航軟件使用、電子支付等技能。

發揮社會工作專業可持續發展保障功能，為推動“三新”組織和群體參與社會治理注入持久動力。推動社會組織與平臺企業簽訂《社會責任共建協議》，明確年度服務目標（如培訓覆蓋率達80%），將完成情況納入企業ESG評級，激發可持續參與動力。推動有條件的高校發揮多學科優勢，合作開設面向“三新”組織和群體的社會工作專業方向，培養熟悉平臺經濟、靈活就業特征的社工人才。

上文略有刪減
選自 | 《人民論壇》雜志2025年第10期

原標題 | “三新”組織和群體參與社會治理的實踐圖景

作者 | 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導，上海市“中國特色的轉型社會學研究”社會科學創新研究基地研究員 黃晨熹；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吳一敏、魯蓉、碩士研究生王雨婷對本文亦有貢獻

新媒體編輯 | 趙光菊

原文責編 | 銀冰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