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同志嗎？徐帥現在需要這個藥！”1990年6月的一個深夜，熊光楷接起電話時，聽筒里傳來李而炳沙啞的聲音。這個突如其來的求助，將兩個本無交集的時空瞬間連接——二十年前那條種滿梧桐的胡同里，葉劍英與徐向前的院落隔街相望，卻讓一位翻譯官與兩位開國元帥的命運軌跡悄然重疊。

1971年深秋的北京寒意漸濃，軍事科學院參謀熊光楷捏著記滿地址的筆記本，在什剎海附近的胡同里轉了三圈。斜挎包里裝著的英漢詞典邊角已經磨白，這個剛滿三十歲的軍官此刻卻像個迷路的青年，對著幾乎一模一樣的青磚門樓犯難。“同志，您找誰家？”身后突然傳來警衛的詢問，熊光楷轉身時瞥見斜對面門楣上褪色的五角星，這才意識到自己敲錯了徐向前元帥的家門。這段陰差陽錯的經歷，讓他在為葉帥擔任同聲翻譯的三年間，始終對二十米外的徐宅保持著特殊的關注。

每周三的觀影會成了葉劍英與舊部聯絡的特殊紐帶。當銀幕上丘吉爾揮舞雪茄的畫面出現時，葉帥忽然轉頭問道：“你說這人活了多少歲？”熊光楷條件反射般報出精確數據，余光卻注意到后排有位身著舊軍裝的清瘦老者微微頷首。散場時工作人員低聲提醒：“那是徐帥。”后來他才知道，徐向前常借著觀影后的茶敘，與葉劍英探討國際戰略格局。兩位老帥交談時茶杯里騰起的熱氣，常常氤氳到凌晨時分。

這種戰略思維的碰撞在1977年有了具象化呈現。軍委戰略委員會成立當天，徐向前接過任命書時特意向工作人員打聽：“上次給葉參座當翻譯的熊參謀，是不是搞戰略研究的？”此后十余年間，熊光楷定期將整理好的外軍動態送到徐宅。有次正逢徐帥在院中侍弄花草，老人握著鋤頭沉吟：“小熊啊，你說未來打仗，是鋤頭厲害還是計算機厲害？”這句看似隨意的發問，成了后來戰略研討會上反復被引用的經典之問。

1990年6月的那個求救電話，將往日積累的信任推到了生死關頭。徐向前持續高燒陷入昏迷，痰液檢測出抗酸桿菌讓醫療組陷入兩難——常規鏈霉素不見效，而法國產的硫酸鏈霉素需要特殊渠道。熊光楷放下電話立即聯系駐法武官，卻在深夜遭遇使館線路故障。他裹著軍大衣在總機室守到凌晨三點，硬是等到越洋電話接通。當裝有救命藥的密封箱從戴高樂機場起飛時，距離徐帥注射第一劑失效藥物已過去48小時。

藥瓶最終輾轉抵達301醫院的情景令人揪心。護士長記得熊光楷沖進病房時軍裝后背全被汗水浸透，裝藥的冷藏箱卻用棉被裹得嚴嚴實實。可惜這些跨越重洋的藥劑終究沒能扭轉乾坤，三個月后徐帥溘然長逝。整理遺物時，工作人員在床頭柜發現標注著外文字母的藥瓶，旁邊放著寫有熊光楷電話號碼的便簽紙。

徐向前留下的三條遺囑震動全軍，但鮮有人知在生命最后時刻，他仍惦記著戰略研究室的某份報告。陷入譫妄狀態時，老人曾反復念叨“巴頓集團軍”、“電子干擾”等專業術語，讓守候在側的李秘書紅著眼圈給熊光楷撥去電話：“能不能把去年那份北約演習分析再送一次？”這份浸著消毒水味道的文件，成了戰略委員會收到的最后一份徐帥親筆批注材料。

胡同里的梧桐葉黃了又綠，當年在兩位元帥府邸間奔走的青年軍官，如今已成軍事外交領域的權威專家。每當有人問及與開國元勛交往的往事，熊光楷總會望向辦公室墻上的老照片——畫面里徐向前正在院中澆花，隔壁院墻探出的海棠枝條在風中輕擺，仿佛仍在延續某個未盡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