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問題的提出

中國的歷史就是一個個王朝的更替，統一與分裂的交替。三國之后，除去東晉的短暫統一，中國陷入長期分裂之中。晉室南適，北方混亂，走上了不同的歷史道路。但也不能把南北朝簡單地定義為混亂時期。南北朝時，哲學更具思辯色彩，純文學也得到了充分發展，盡管民族矛盾尖銳，但同時也是一個融合的時代，隋唐之后的華夏族已不是漢時的華夏族。宋齊梁陳與魏齊周隋平行發展，南朝是中華文化正統，而北朝源于少數民族，朱熹就說：“唐出于夷狄。”田余慶的《東晉門閣政治》提出北朝中心論，而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認為隋唐已向南朝化發展。這兩本書，都是經典，而兩種論點，也都言之成理。

二、 東晉南朝士族門閥政治的歷程

西周時是貴族政治，但漢之建立，劉邦及諸將都是布衣出身，衛皇后、趙飛燕都是歌女出身，而皇帝不以為恥。舉孝廉，只要有才能，就能做官。但是九品中正制的實行，形成了門閥制度，士族任清官，不與寒門通婚，這種影響直到唐朝，杜甫自稱杜陵野老，韓愈自稱韓昌黎，因為杜陵杜氏、昌黎韓氏都是名門世家。

士族的特征是文學士族，玄學清談盛行，優越的特權使得士族有精力游玩暢飯。雖然士族留下了優原的文化傳統，但是他們為官不問政事，多為后人所指摘。比起儒家的道德說教，玄學的清淡無為，為官僚政治興起創造了條件。玄學的興起與皇權的衰落是并存的，門閥取得了直逼皇權的地位，馬睿就不得不在即位時拉王導共坐龍床，時人說:“王與馬，共天下。”門閥雖然具有貴族政治的色彩，但只是一種變態的皇權政治。比如北府軍將領劉裕利用軍權奪位，意味著一定程度上皇權的復歸。但是士族地位仍然很高，寒士盡管占據了中央中樞，但仍被看不起，而皇帝雖然是將領出身，但將領地位的仍舊不高，因此皇權的回歸是有限的。

三、 十六國、北朝胡化與漢化的進程

漢朝人口，西漢時33∶1，東漢時為18∶1，而西晉時已變為3.4∶1，這是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因此造成了五胡亂華。在少數族統治之下本族成為國族，總攬權力，而漢人處于被壓迫地位。很多十六國政權還產生了一國兩制，胡漢分治。拓跋氏入中原較晚，但吸收華夏文化最快，到孝文帝改革時，更為激烈，甚至放棄了構成民族特性的語言、姓氏、衣飾。但這個改革也引起了失調。在北方的六個軍鎮，保留著眾多的鮮卑傳統，而洛陽的鮮卑人卻高度漢化了，昔日高度團結的拓拔氏一分為二，六鎮起義就是胡化對漢化的反動，政壇上頓時出現了眾多的鮮卑姓氏，東西魏都是由大鎮勢力建立，都重新實行胡化，重新實行鮮卑語，恢復鮮卑姓氏，甚至對漢人賜以鮮卑姓，如楊忠之父賜姓“普六茹”，李淵祖父李虎賜姓“大野”。但是胡化的同時，漢化仍在進行，六鎮起義實際上是將六鎮勢力拉入了新一輪的漢化。

四、 南北朝隋唐的制度源流問題

隋唐的制度自然源于南北朝，但是，二者是如何鏈接的呢？隋唐制度與周齊陳有什么關系呢？陳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認為，隋唐采用北齊、南朝制度，而不采用北齊、南朝制度，而不采用北周制度，盡管隋唐源于北周。宇文泰以周禮改制，國號也采用“周”，以示其事業源于西周，皇帝制天王，下封公侯伯子男，模仿周六國設立六柱國。楊忠奪權之后，馬上廢除周禮，廢六柱國，恢復尚書，恢復漢姓。這樣看來，隋的制度并不源于北周。

五、“南朝化”論

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是陳寅恪先生，他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兵制”“財政部”里，指出隨著經濟的發展，唐的財政制度采用了陳的制度，“此即江南地方化，南朝化也。”南朝化論認為，十六國之后，南北走上了不同道路，但重新統一后，又發生了趨向一致的變化，唐長孺認為，“這些變化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對東晉的繼承，姑且稱為南朝化也。”在文化上，唐繼承了科學宗教。經濟上，唐朝大土地所有制得到了重大發展，而北朝是實行均田制的。唐朝的府兵制源于北周，但均田制瓦解之后，又采用了南朝的募兵制。唐長孺先生認為，北朝由于五胡入主，帶來了大量的特殊化，但隨著五胡的失敗而喪失其存在基礎，唐朝建立正是胡化消失，向東晉傳統繼承的過程。

六、 北朝主流論

錢穆對陳寅恪的觀點提出異議，認為陳寅恪混淆了政治制度與禮樂文化，隋唐繼承了北朝的政治制度和南朝的禮樂文化，這實際上是一種北朝主流論，他認為南朝得了“文化病”，只有少數民族才能治好，在這點上，他與陳寅恪又殊途同歸了，陳寅恪也認為，要以“塞外之鮮血，注入中國頹廢之軀。”

七、北朝帝國體制的復興

1. 北朝的政治結構是皇族、軍功貴族、國人武裝，在南朝“王與馬，共天下”時，十六國北朝從一開始就擁有強大的皇權。

2. 國人武裝與軍功貴族。

士族是一種侵蝕皇權的權力，而北朝的國人武裝與軍功貴族卻是一種擁戴皇權的勢力。北朝繼承了許多氏族的傳統，比如北魏皇帝出征取勝，會將戰利品分份，從皇帝到士兵，每人一份。又如均田制，也是氏族將土地均分的傳統。南朝的士兵地位低下，出片往往要帶鐐銬以防止逃亡，而北朝的士兵卻是在為本族而戰。北朝武力強大絕不只是游牧民族的彪悍，而是在于士兵的地位。

3．新的政治文化。

北朝崇尚武功，統一之后，轉而崇尚法律崇尚實用，魏周還提出要消除“魏晉之華誕。”北朝的士族與江南的士族大不相同，作為被征服者，他們只能兢兢業業地為皇權效力。

4.官僚政治的發展。

北朝的魏律、齊律明顯超過了南朝，陳寅恪贊曰：“取精用宏，成此偉業。”南朝士族委萎不振，而北朝卻經常大考百僚，這是北朝政治超越南朝的標志。南朝官員以士族為主，考試取官有限，而北朝考取的規模卻十分龐大。南朝只有國子學，而北朝除了國子學之外，還有太學、國子監、四門學、還有書、算、律學。

5.編戶齊民體制的重建。

南朝隱瞞人口現象非常嚴重，東吳人口二百多萬，而到陳亡時，戶口仍然只有二百多萬，而在這幾百年中，南方戰亂較少，又大量北方居民遷入，還融合了至少三百萬少數民族。而同期，北方戶口已是南朝的十倍。大量隱瞞人口使沉重的賦稅役壓在少量編戶身上，漢時二十三歲為全丁，而南朝十三歲半丁，十六歲全丁。劉宋在江北的四川在落入北魏之手后，戶口猛增，這就是北魏的政策在起作用。

最后我要說，南朝化與北朝主流論并不矛盾，南朝化揭示了中華文明的傳統，而北朝主流論揭示少數民族給中華帶來了新的動力，二種觀點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