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兒一曝光，簡直像一出喜劇，外人看著可能覺得好笑，但美國人自己就得頭疼了——特別是像馬斯克這樣的商界大佬，貿易戰一起，關稅一漲，他的特斯拉不都受影響嗎？忍來忍去，最后還是爆了句槽。

你想想看，一個政府團隊，連談判桌都穩不住，三個人當著外人的面直接吵架，還各搞各的，這不是草臺班子是什么？說白了，中國人早就看穿了這個底細，人家就等著美國自個兒亂套，再在談判桌上撿個大便宜。

難怪馬斯克忍不了，特朗普的“草臺班子”確實是爛到家了。

日本政府的消息人士不久前向《日本經濟新聞》透露，負責參與美日貿易談判的美國財長貝森特、商務部長盧特尼克，以及貿易代表格里爾在貿易問題上持有不同的立場。他們之間的公開分歧和前后混亂，讓日方貿易團隊很難判斷特朗普政府的真實意圖。

日本的貿易官員們就經歷了這場堪稱荒誕的“外交秀”。他們在談判桌對面看到的，不是一個統一的美國立場，而是三個各自為政的聲音。

負責金融穩定的財長貝森特可能溫和務實。推崇極端保護主義的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則動輒祭出最強硬的威脅，似乎不惜代價。而貿易代表格里爾，這位更專注于具體貿易法和市場準入的專家，則可能盯著另一組完全不同的數字。

最令人費解的是，美方代表們不僅在私下里意見不合，有時甚至將內部的分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當著日方代表團的面，他們可能會因為具體策略、甚至是目標優先級而激烈爭論。

談判結束后，貝森特可能扮演緩沖角色，試圖安撫日方或為后續爭取時間（。盧特尼克可能又單獨聯系日方，繼續施壓要求其開放敏感的農業市場。而格里爾或許又在另一條戰線上，提出汽車產業的具體配額要求。

對于日方來說，這簡直是一場噩夢般的經歷。他們根本不知道美國的真實底線是什么，不知道哪一個聲音才真正代表了白宮的意圖，不知道這場談判的真實目標究竟是市場開放、削減逆差，還是純粹為了對特定產業施壓，甚至只是為了迎合特朗普本人的即興想法。

在這種撲朔迷離、自相矛盾的信息轟炸下，傳統的談判策略和外交技巧幾乎完全失效。

臺上的三位主要玩家——財長、商務部長和貿易代表，他們不僅是不同部門的首腦，更是美國經濟機器中不同齒輪的代表，身上帶有各自部門根深蒂固的理念和利益。

財長貝森特來自金融和華爾街背景，他自然更關心宏觀經濟、金融市場穩定以及匯率問題。他代表著美國經濟中偏向全球化和現有市場秩序的一面，對大規模、突兀的關稅可能帶來的市場震蕩持保留態度，更傾向于通過金融和貨幣手段或更平穩的方式解決問題。

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則更聚焦本土產業的興衰，特別是那些面臨外部競爭壓力的制造業。他對“保護主義”和“美國優先”有著近乎狂熱的信奉，對關稅和貿易壁壘似乎有著宗教般的信仰。

在他的思維里，只要能讓制造業回流，即使犧牲短期經濟增長甚至承受一定程度的衰退也是值得的，這是一種零和博弈的極端化體現。

而貿易代表格里爾，這位久經沙場的貿易談判專家，他的職業DNA決定了他更專注于具體的條款、市場準入的細節拉扯以及如何依據現有的貿易法框架達成協議。

他關心的是如何在談判桌上“咬”下具體的開放領域，比如日本龐大的農業市場，或是調整汽車出口配額。他更像一個外科醫生，專注于切除具體的貿易障礙，而前兩位則分別像宏觀經濟學家和產業戰略家。

理想情況下，這三種視角和理念應該在政府內部通過協調和權衡，整合成一個既考慮宏觀穩定、又顧及產業利益、還能在技術層面操作執行的統一國家貿易政策。然而，現實卻偏離了航向。

為什么這些根深蒂固的分歧，沒有像在其他政府那樣，在內部會議中被消化和協調，最終由白宮或某個核心團隊對外形成一個統一口徑？答案，或許就藏在特朗普獨特的“非標準化”管理哲學里。

特朗普似乎并不信奉傳統官僚體系的層層匯報、集體決策。他更像一個封建領主，派遣多個騎士去完成同一項任務，看誰先抵達、誰最賣力、誰最能討他歡心。

在貿易談判領域，他似乎有意讓這幾位風格迥異的人物同時擁有“代表美國”的權限，并鼓勵他們之間的競爭——不是為了找到最佳方案，而是為了爭奪在“老板”心中的位置和話語權。

這種模式下，每個人都試圖通過表現得更符合特朗普本人的最新意向來獲得青睞。如果特朗普當天強調“極限施壓”，盧特尼克可能就會表現得更加極端。如果特朗普突然擔心市場波動，貝森特可能就會伺機扮演“理性”角色。他們之間的內斗，某種程度上是“揣摩圣意”和“邀功請賞”的復雜混合體。

特朗普并非完全不協調他們，但他傾向于通過讓他們互相競爭來獲取信息和激發“活力”，而非通過結構化的流程建立統一戰線。這導致了責任邊界模糊、信息傳遞割裂，以及對外口徑的混亂。

這場內部的“兄弟鬩墻”，對外投射出的陰影并非微不足道。

對于像日本這樣的盟友來說，最直接的感受是“摸不著頭腦”和“筋疲力盡”。這種不確定性極大地消耗了雙方的信任，增加了談判的難度和時間成本。他們不清楚美國是否真心想要達成一個互利的協議，還是只是為了滿足國內政治需求而不斷加壓。

即使最終達成了協議，其過程中的折騰和消耗也可能為未來的合作埋下陰影。一個內部混亂、難以預測的伙伴，會讓盟友感到不安。

而大洋彼岸的競爭對手，特別是中國，則冷靜地觀察著這一切。他們看到了美國貿易團隊內部的分歧，也體會到了華盛頓決策體系的非程式化。這種內部的不團結，對于中國而言，非但不是劣勢，反而提供了戰略空間和耐心等待的理由。

他們可以觀察美方內部哪一派聲音更能影響最終決策，可以利用這種分歧進行策略周旋，甚至可以在談判中采取以逸待勞的策略。一個內部步調不一、對外口徑多頭的對手，其真實的談判底線和戰略意圖更容易被模糊或暴露，從而在談判中陷入被動。中方樂見這種混亂，因為它至少削弱了美方在談判桌上的整體優勢。

最終，美國能相對順利達成關稅或貿易協議的，似乎更多是像英國這樣關系極其緊密的傳統盟友，這或許恰恰印證了，只有超越了正常談判邏輯的特殊關系和高度的政治意愿，才能勉強在這種個性化驅動的體系下找到共識。

回望這段歷史，美國貿易談判團隊的這場“亂仗”，與其說是一時的人員不和，不如說是一種獨特的治理模式在特定領域的集中體現——即將企業管理中或許能激發個體積極性的競爭模式，生硬地套用到了需要高度專業性和國家意志統一的外交談判中。

特朗普似乎在用一種高度個人化、強調競爭和忠誠度的方式，來處理本該高度專業化、講究協作和統一口徑的國家事務。這是一種非典型的治國理政實驗，試圖通過打破常規來尋求突破。

然而，至少在對外貿易談判這個高度復雜、依賴長期信任和穩定預期的領域，這種“沒有總指揮”、“各自為仗”的模式，從結果上看，并未展現出明顯的優勢。它消耗了國際信任，降低了談判效率，并將內部矛盾暴露于外，反而可能削弱了美國本來擁有的結構性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