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大眾對于壞人的女性犯罪目標都有一定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

比如大部分人會認為穿著暴露，長得好看的女人是最容易被壞人盯上的。

2018年，美國堪薩斯大學與比利時相繼舉辦了一個享譽世界的活動，活動主題名為“你當時穿了什么（what you wearing）”；

展出了18名性侵受害者的衣物以及遭遇描述，那些衣服中有十分常見，普通的T恤、工裝、運動服、兒童連衣裙等。

在一名6歲女孩的連衣裙邊，有這么一個標注：“媽媽總是抱怨我不再穿裙子，可那件事情發生時，我才6歲”。

此次社會展覽讓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壞人施暴的對象往往不是針對于穿著暴露，長相好看的一類人；

傷害事件的發生更多與施暴者的權利控制及環境的便利性相關，而非受害者穿著。

穿著暴露長相好看固然會引人側目，但是這并不是壞人最容易盯上的；

施暴者的犯罪行為的驅動一般與犯罪成本（Cost of crime）與犯罪動機（Criminal Motive）息息相關，

而犯罪動機是犯罪行為產生的直接驅動力，其形成受個體需求、情感狀態和社會環境的多重影響，并且一般犯罪動機往往離不開犯罪成本評估。

不過在某些時候，反社會人格的罪犯沒有任何動機，因單純地滿足自身快感而施暴（無冤無仇，無親無故）；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女性衣著往往與受害概率不存在明顯關系。

一般罪犯的動機會與受害者的著裝與環境帶來的低犯罪成本相關；

當受害者給予施暴者低犯罪成本時，施暴者的犯罪動機會大幅提升，進而觸發犯罪行為。

心理學家認為，壞人最容易盯上的，不是穿著暴露和長得好看的女人，而是這兩種。

穿著普通，存在感極低

相比于穿著暴露，長相好看的女性來說，穿著普通的女性，往往在人群中沒有記憶點，很容易被旁人忽視，而這種忽視就給了罪犯可乘之機，

忽視會帶來犯罪成本的降低，沒有人會刻意在意一個普通人的安全狀態；

而著裝暴露，打扮精致的女性很容易吸引他人的矚目，這種矚目也是一種自我保護。

罪犯在施暴時，往往會進行相應的行為評估，這種評估的本質就是社會交換（Social Exchange）的形式；

當行為的風險＞行為的需求滿足時，他們會放棄犯罪行為，因此他們更愿意對衣著簡單，存在感極低的普通女性下手。

2023年，瑞典犯罪預防委員會分析了十萬起性侵案件，結果顯示冬季發生性侵的概率比夏季高17%；

這極大地佐證了罪犯的犯罪行為往往與女性衣著是否暴露無關，而是與多種因素相關，比如著裝普通帶來的低存在感與低犯罪成本等。

弱勢型肢體語言

前文中提及到犯罪行為往往與犯罪成本有關；

除了著裝上的低存在感會給罪犯低犯罪成本的評估結論外，被害者本身的肢體語言也會影響到罪犯的犯罪評估過程。

來自于加拿大蒙特利爾的一項研究顯示，讓性侵罪犯觀看不同穿著女性的照片時；

結果顯示：在選擇目標時，肢體語言（低頭、蜷縮）比衣著暴露度影響大3倍。

因為這些肢體語言會給人以弱勢的形象，當罪犯感受到受害者的弱勢時，會評估其犯罪成本較低，并且在犯罪過程中容易得逞；

弱勢往往代表著較好控制，代表著反抗力量不強，因此這些特質會在無意中觸發施暴者的犯罪動機。

因此，從某個角度來說，犯罪心理學其實就是對人性的洞悉，人性中的欺軟怕硬，欺善怕惡是無數惡性的根源。

然而有時候時候受害者也會成為被批判的一方；

人們會譴責她們衣著暴露，譴責她們不去反抗，對于施暴者卻置若罔聞；

無論何時受害者不應該成為被譴責的對象，本質上來說，施暴者才是一切惡的根源。

古語有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面對未知環境時，有必要規避一定的自身可能帶來的風險，這并不是“受害者有罪論（Victim Guilty Theory）”，而是最大程度的自我保護；

比如一個人的時候盡量不要單獨去人少的巷子，單人行動也盡量避開深夜；

自我保護并不代表施暴者就無罪，只是源于我們與惡的距離，并非肉眼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