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永恒和一日：安哲羅普洛斯訪談錄》是希臘國寶級導演西奧·安哲羅普洛斯訪談文集，收錄了1971-1999年他接受的18次訪談。作為歐洲藝術電影的中堅人物，安哲羅普洛斯以其獨特的詩意影像、折疊時空的長鏡頭和對歷史創傷的持續凝視著稱。從《重建》到《永恒和一日》，他始終關注政治與想象的邊境、地理與內心的流亡、破滅與新生的夢想，堅信“沒有什么比我們的夢想更真實”。盡管與祖國希臘長期愛恨交加，他仍堅守美學信念，用鏡頭窮盡幾代人的歷史，傳遞史詩般的哲思。本文摘自《永恒和一日：安哲羅普洛斯訪談錄》（ [以色列]達恩·弗伊納魯編，靜恩英譯，上海書店出版社·也人2025年5月版），是英國資深電影評論家杰夫·安德魯（Geoff Andrew）在1998年撰寫的《他的生命時光：》。澎湃新聞經也人授權刊發。標題為編者所加。

《永恒和一日：: 安哲羅普洛斯訪談錄》， [以色列]達恩·弗伊納魯 編，靜恩英譯，上海書店出版社·也人2025年5月版，242頁，68.00元

在影評人大衛·湯姆森（ David Thomson）深受好評的1994年版《電影傳記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Film）中，他認為希臘電影制作人西奧·安哲羅普洛斯應該被算作少數幾個仍在電影界耕耘的真正大師之一。這是在他壯麗的巴爾干史詩《尤利西斯的凝視》獲得戛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的一年前，也是《永恒和一日》實至名歸獲得金棕櫚獎的四年前。然而安哲羅普洛斯在電影節之外仍舊相對鮮為人知。雖然去年河畔回顧影展的電影票大多銷售一空，但他仍舊被那些不熟悉其作品的人普遍視作一個令人“費解”的電影制作人。不是因為他的電影在故事層面難以理解——其實這些故事反映的多為簡單的神話，而是人們懷疑，正是這些電影優雅從容的節奏（關于《永恒和一日》是在湊時長的玩笑鋪天蓋地）與其出處（希臘不是一個電影生產大國）的結合，以及對生與死、記憶與遺憾、歷史與身份、藝術與間離這些宏大主題持久且不合時宜的迷戀，讓那些期望電影更符合當代快速且激烈的主流美學的看客望而卻步。這是一大憾事，因為大衛·湯姆森說得對：拋開偏見，安哲羅普洛斯將古典主義與現代主義相結合，施下一道讓人迷惑的魔咒，這在當今電影界幾乎是獨一無二的。

從主題和風格上講，其作品的關鍵是他對時空的獨特處理。自1975年憑借經典之作《流浪藝人》（計劃今夏重映）獲得國際贊譽之后，安哲羅普洛斯逐漸將其大部分影片建構為旅程，既是實際的旅行和精神之旅，也是地理與時間之旅。相應的，其風格的決定性特征是“游歷鏡頭”（travelling shots）：在悠長而流暢的鏡頭中［這種鏡頭的復雜性，使得影片《好家伙》（Goodfellas）中經常被引用的那個進入科帕卡巴納夜總會的長鏡頭相形見絀］，隨著從過去（或者說實際上是從個人幻想中）喚起的人物和事件轉入當前現實之中，主角就像攝影機一樣穿越了時間和空間。其結果猶如夢境一般，令人賞心悅目（流暢的攝影機運動，完美無瑕的構圖，抒情詩般的色彩運用，說明安哲羅普洛斯的攝影師喬治·阿瓦尼蒂斯本人幾近天才），同時，作為一位極度自信又富于想象力的電影詩人，他的鮮明特征也一目了然。這是人們傾向于把《永恒和一日》部分視為其自傳的原因所在。這部影片講的是一位病入膏肓的作家回憶舊日幸福時光，并在他離開家去面對一個不確定的極其短暫的未來之際，與一位阿爾巴尼亞少年難民相遇的故事。

“怎么說呢，”安哲羅普洛斯微笑著說，“拍攝這部影片的靈感，確實是我自己正在老去，加上近年來朋友們相繼離世。我第一次有這個想法，是獲悉演員吉安·馬里亞·沃隆特（Gian Maria Volonté）在拍攝《尤利西斯的凝視》期間，在他的旅館房間中去世的那個早上。前一天我還跟他在一起，當時他看上去很開心，在他喜歡的地方，與他喜歡的人在一起，研讀他喜歡的劇本。他的離世讓我感到疑惑：如果一個人知道自己第二天將不存于世，他會怎么樣？在面對生死大限的時候，他會怎樣起床，怎樣喝咖啡？他會去哪里，做什么？”

“就這樣，心心念念這些事數月后，另一個想法襲上心頭：作為巴爾干戰爭受害者的那些被遺棄的孩子們的破碎人生。在拍攝《尤利西斯的凝視》時，我遇到過這樣的孩子。我也想探討一位詩人和語言的故事，思考一下海德格爾認為我們的身份無法與我們的母語分割的觀點。接下來，當我去探訪托尼諾·圭拉（是安哲羅普洛斯劇本通常的合作者）時，我意識到我只能有一個主題而不是三個主題。我們花了很長時間討論，就像古代亞里士多德學派的學者那樣，邊走邊討論，最后把故事拼在一起。”

湊巧但也不幸的是，疾病和死亡總是縈繞著安哲羅普洛斯后期的影片。除了沃隆特在拍攝《尤利西斯的凝視》期間過早離世外，馬斯楚安尼也被死神從他身邊奪走，他在其早期影片《養蜂人》和《鸛鳥踟躕》中擔綱主演，是飾演亞歷山大的最初人選，也就是這部新影片中的那位作家。“但當我去看望他時，”安哲羅普洛斯嘆了口氣，“他已經病得很重了。他原來一直充滿生氣，當時卻猶如鬼魂，一切像是預示著他的生命將走到盡頭。在遭遇沃隆特突然病逝的意外之后，我只是在想：這怎么可能。于是接下來我打電話給讓-路易·特蘭蒂尼昂（ Jean-Louis Trintignant），他對出演這個角色深感緊張，猶豫不決，后來我還考慮過好幾個演員，其中一些是英國演員，但語言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安哲羅普洛斯的英語很差，我們的采訪是用法語進行的）。這時有人提起布魯諾·甘茨。我知道他是一名十分優秀的演員，而且像所有瑞士人一樣能講多種語言。但我想到的是他在文德斯影片中的形象，很年輕而且看起來又十分開放，根本不像南歐人！所以當時我不知道該怎么辦。后來我在巴黎遇到了甘茨，我看到他時，他身著一件灰色長外套，胡須灰白，看上去就像他在我影片中那樣蒼老。于是我們在影片中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他的形象……包括那件外套。”

如同安哲羅普洛斯的其他影片一樣，《永恒和一日》［這個片名引自莎士比亞《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中奧蘭多說的一句話：他的愛將堅持到“比永遠再多一天”（Forever and a day）］融合了個人與政治：不僅是亞歷山大的家庭生活回憶讓他重溫了希臘近期歷史中的那些重要時刻，回想起那位創作了國歌并統一了現代希臘語的詩人索洛莫斯，而且與阿爾巴尼亞孤兒的相遇也反映了當下巴爾干地區的動蕩局勢。這兩者的融合既具體又具有普遍性。

“絕對是這樣的，不管怎么說，那是我的用意所在。我不能對身邊的事漠不關心，例如科索沃正在發生的事情（本次采訪是在1998年6月進行的）。就我關心的事情而言，我當然是十足的希臘人：每個藝術家都會深受其生養之地的影響，他的作品因而會成為某種精神自傳。我們讀的書，我們遇到的人，我們的童年和青春期——在我心中，這些是我們最重要的時光——都會進入我們的影片，戰爭之類的事也是如此。希臘內戰期間，不僅我的家人分裂為共產主義者和反共產主義者，而且我的父親被捕入獄并被判死刑。我九歲時，母親帶我進到一間堆滿尸體的屋子，去辨認父親的遺體。就像我會受到歡樂與悲傷、語言、風景等的影響一樣，我怎么可能不深受那件事的影響？

所以，您說得對，影片總是會指向歷史和當代現實，但我努力以一種詩意的視角去呈現。其他電影制作人可能會拍攝更加現實主義的影片，我給予尊重，但那不是我看待事物的方式。”

因此，《永恒和一日》不是干巴巴的意識形態宣傳，而是對一個時代的焦慮做出詩意的隱喻式回應。比如那個孤兒，他不僅僅是個難民，也是亞歷山大自己少年時代的映射，而且還是一位死亡天使，引導他穿越過去與現在盤根錯節的迷宮，讓他與這樣一個事實相妥協：他的職業導致他常忽視家庭。影片中最后這一點是不是也反映了安哲羅普洛斯自己對于創作生涯的矛盾心理呢？他笑了。

“哦，西班牙作家豪爾赫·森普倫（Jorge Semprn）最近出版了一本書《寫作還是生活》（L'Ecriture ou la Vie）……在家時，我女兒會說：‘是呀，我們知道，你明天又要出門了，你忙這忙那，我們根本見不到你。’突然之間我發覺她長大了，懂事了。我錯過了與她共同發現某些事情的機會。那些失去的時光是我為創作付出的代價，這讓我很是傷心。

每次制作電影時，我都說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部影片，但接下來……這就像咖啡館里的兩個老頭，正值春季，他們注視著匆匆而過的世界，特別是那些美麗的女性。他們看著一個女人走過去，消失在遠處。其中一個老頭說：‘我們要這樣多久？’他的朋友答道：‘一直到死。’對我而言，這就像我跟電影的關系。”

來源：杰夫·安德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