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曾言，孔子傳授的全部哲學與道德體系，一言以蔽之即“君子之道”。造就君子，可謂以儒學為主干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追求。古往今來浩如煙海的君子箴言，不僅勾勒出君子立德修身的行動指南，而且蘊藏著君子思考探賾的智慧密碼。解碼君子之道的精微要義，挖掘君子之道的普遍價值，不僅能還原傳統(tǒng)君子人格的精神圖景，還能為現(xiàn)代君子人格的培育提供深刻啟迪，為化解人類共同面臨的現(xiàn)代性困境貢獻東方智慧。

君子不器：校正“工具理性”的標尺

近年來有個流行語叫“工具人”，指一個人在工作、家庭、情感等場景中被當作工具一樣對待。這個通常帶有調侃或自嘲意味的詞語，深刻折射出現(xiàn)代人普遍面臨的“工具化”困境。這不由得讓人想起兩千多年前孔子振聾發(fā)聵的教誨——“君子不器”。古今困境或不可同日而語，但拒絕“工具化”的吶喊卻跨越時空同聲相應。

何為“器”？《易傳》說“形乃謂之器”，即“器”是具備形狀和規(guī)制的事物；《說文解字》釋“器”為“皿”，即“器”不僅有形有制而且有用，泛指各種用具。“器”因有形而生用，形制不同用處各異。孔子借“器”喻人，意在告誡不要像“器”那樣局限于特定形制和用處，這對于專攻“一才一藝”者不啻醍醐灌頂。不僅儒家，道家老子也有類似觀點，帛書本《老子》“大器免成”即有“不器”之義。

然而，何以“不器”？《易傳》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莊子》“庖丁解牛”典故中庖丁解釋自己的高超技術時說，“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這都指出“器”上有“道”。要想實現(xiàn)“不器”，唯有超越“器”而進至更高層次的“道”。君子之道關鍵在何？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荀子說“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真正的君子，首先聚焦自身人格的鍛造和德性、才能的修煉，不會為虛名浮利和外界看法喪失自己。

在現(xiàn)代化高速發(fā)展的當下，“君子不器”的現(xiàn)實意義正在不斷凸顯。“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帶來過分的功利算計，并引發(fā)了個體的焦慮冷漠。對此，“君子不器”無疑有校準之效。真正的君子始終堅守人格的獨立與完整，保持生命的開放與流動，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拒絕被“工具化”或“物化”，不斷朝向人格健全、全面發(fā)展的“全人”目標而努力。

君子中庸：化解“極端思維”的藝術

據(jù)《論語》記載，子貢曾問孔子，子張與子夏誰更優(yōu)秀。孔子說，子張常勝人許多，子夏則常常不足。子貢以為孔子的意思是子張更勝一籌，沒想到孔子卻說“過猶不及”。后來孔子的孫子子思對其“中庸”思想大加發(fā)揮，其《中庸》一書反復強調，“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依乎中庸”，君子“極高明而道中庸”。后經(jīng)歷代闡釋生發(fā)，中庸遂成君子人格的重要思維。

何為中庸思維？凡事推到極致，都有兩個極端，如大小，如厚薄；中庸就是執(zhí)其兩端而量度，然后取其適中而用之，此即常說的“執(zhí)兩用中”；中庸思維也就是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適度思維。適度思維有深刻的人類學淵源，即來自先民在生活實踐中不斷積淀起來的秩序感、分寸感和美感。

中庸思維強調君子適度，“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便是典型的例子，只有文采與質樸彬彬適配，方成君子。同時，中庸思維還強調適度的動態(tài)性，如《中庸》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中”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時而變，故君子須時時戒慎恐懼，隨機把握“中道”。此外，中庸思維還內蘊反思性要求。中庸絕非簡單的折中調和，更非無原則的妥協(xié)，為避免這些異化，君子須秉持反思性思維，通過持續(xù)學習，始終對言談舉止、心念動機乃至天理本性保持反思和批判意識，以實現(xiàn)“時中”。

中庸作為君子人格的重要思維，在歷史上參與塑造了中華民族守中致和、守正篤實的民族品格，在今天的數(shù)智時代仍然深具啟迪意義。當今，數(shù)智科技在大幅提升生產(chǎn)生活效率的同時，也造成了“信息繭房”，帶來了“回音壁效應”，人類的認知偏見被不斷制造并反復強化，極端思維普遍蔓延。以適度、節(jié)制、包容、中和為特點的君子中庸思維，無疑是化解極端思維于未形的一劑良方。

民胞物與：連接“個體孤島”的胸懷

真正的君子，不僅完整地堅守自己，適度地反思世界，還對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自己與世界的關系有深刻體認。從莊子“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到《淮南子》“天地宇宙，一人之身”，從嵇康“萬物為一”、阮籍“萬物一體”到張載“天人合一”“民胞物與”等，古人始終將天地萬物看作是一個活潑的生命體。這種整體共生思維長久而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看待世界的眼光，刻寫進君子人格的基因之中。

在整體共生思維下，君子深切感知宇宙天地的生命活力乃是來自內部的多元與有機，“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參差多態(tài)才是幸福的源頭。故而，一方面，君子尊重個體差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和而不同”的姿態(tài)觀照世界；另一方面，君子更為深切地感知他人的訴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樂于“成人之美”。

從更高的境界來看，君子不僅成就他人，而且引領他人、引領時代。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君子像風吹草地一樣展示德行，影響草木生長的方向。從孔子“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的豪言到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浩嘆，從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愿到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吶喊，君子之道始終激蕩著引領天下、舍我其誰的精神力量。

在全球化深度發(fā)展的今天，世界時空距離的拉近在推動文明交流互鑒、共同發(fā)展的同時，也帶來了矛盾與沖突，人類的命運從未像今天這般息息相關，誠如魯迅所言，“無窮的遠方，無數(shù)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面對人類的共同困境，需要站在“民胞物與”的天地境界加以檢視，需要從人類共同價值追求的視角予以化解，這是中華君子之道向人類提供的智慧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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