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列昂尼多維奇·卡皮察（Pyotr Leonidovich Kapitsa，1894年7月9日[儒略歷6月26日]—1984年4月8日）是一位在低溫物理研究領域卓有成就的蘇聯物理學家和諾貝爾獎得主。1946年春，功勛卓著、兩度榮獲斯大林獎的卡皮察被查。他曾給斯大林寫信，營救被蘇聯秘密警察抓捕的理論物理學家朗道，如今卻無法挽救自己的命運，最終職務被撤，在鄉間木屋中被監視居住長達8年之久，職業生涯近乎斷送。多年后，隨著部分檔案解密，卡皮察被查的真正原因漸漸浮出水面：他因在參與蘇聯原子彈研發的過程中提出了辭職，犯了大忌。

撰文| 邸利會

1930年代的卡皮察（Kapitsa, P. L., 1894—1984）。他在1946年前長期擔任物理問題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hysical Problems）所長。這個研究所是其1934年被迫滯留蘇聯，限制出境后創立。| 圖源：維基百科

在不明真相的同事看來，所長卡皮察被查不僅突然且難以理解。

“1946年春，所里各種怪事接連發生。來了個委員會調查各種事情，后來部長都一塊來了，委員會的級別也上來了，開始查卡皮察牽頭的制氧項目，數落巴拉希哈（Balashikha）工廠的各種不對，產量不夠、不經濟，……逾期沒有達標……”

幾十年后，回憶起當時的情形，安德羅尼卡什維利（Andronikashvili）都還歷歷在目。

他說的巴拉希哈工廠在莫斯科附近，主要產液氧，是1943年研究所從戰時后方喀山搬回后，卡皮察一手主持建造。之前的兩年，也就是在喀山的那段艱難歲月，沒錢，吃的都極度缺乏，所長卡皮察帶著大家，采用他發明的新方法，已經建成了一座規模不小的中試液氧廠。如今，卡皮查是人民委員會下屬的制氧總局負責人，可以說全國的制氧工業，他說了算。

因為他的科學貢獻，尤其是他所促成的工業成就，卡皮察曾得到國家的高度肯定，獲得了兩次斯大林獎，三次列寧勛章以及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等榮譽。

然而，這一切，好似風吹浮云，突然間就沒了。幾個月后，所里的布告欄貼出了一段簡短的告示：

“卡皮察，鑒于其對蘇聯和國外制氧生產技術成就態度輕慢，沒有在規定時間為冶金工業引進新的安裝設施，撤銷其物理問題研究所所長職務。”

眾人愕然。

卡皮察如今只得離開，離開他一手創辦了九年多的研究所，而且幾乎是退隱了。他到了距莫斯科50公里郊外的鄉間木屋，沒有設備，沒有助手，在兒子的協助下零敲碎打地做些研究。事實上，他是被監視居住，或許也就這樣度此余生了。

有多少人相信這個“罪名”已經無從查考，但這樣的事，在斯大林治下的蘇聯并不稀奇。早在二戰之前的大清洗中，多少有才華的科學家、工程師、技術人員被逮捕、消失；在戰爭結束后，人們本來希望社會的緊張氛圍可以稍加緩和，自由與寬容可以增加，但真實的情形顯然不是這樣。卡皮查只是被調查撤職的其中一個罷了。

和其他冤案一樣，幾十年過后，隨著部分檔案解密，有關卡皮察被查的一些疑云才漸漸消散，真正的原因才得以為世人知曉。

斯大林很忙

1945年8月6日，日本當地時間早上8點15分，美軍轟炸機在廣島投下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枚用于實戰的原子彈，蘑菇云沖天而起直達萬米高空，爆炸點半公里內的一切瞬間灰飛煙滅，房屋建筑被火焰吞沒，人員死傷無數。

籠罩在廣島（左）和長崎（右）上空的蘑菇云。| 圖源：維基百科

原子彈爆炸的消息令世界震驚，也包括蘇聯。駐莫斯科的《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亞歷山大·韋爾特（Alexander Werth）記述道：

“（廣島核爆的）消息讓所有人感到沉重與壓抑。人們清醒地意識到，這是世界權力政治中的新變數，也對蘇聯構成了威脅。當天與我交談的一些本國悲觀主義者沮喪地表示，蘇聯付出慘重代價戰勝德國，這個成果如今‘幾乎化為烏有’。”

次日，斯大林的女兒前往其父親的別墅，見到訪之人都在討論核爆，而“父親幾乎沒有注意到我的到來”。

斯大林的忙碌，確實有足夠的理由。

“這個時候，（蘇聯）和中國人的協商談判還沒完成，但蘇聯已經等不及了，要趕在日本萬一投降之前趕緊參戰。”在《斯大林與核彈》一書中，歷史學家大衛·霍洛韋（David Holloway）評論道。

原來，在德國即將戰敗之際，蘇聯已打算撕毀《蘇日互不侵犯條約》，謀劃進攻日軍，布局其在遠東的利益。而作為蘇軍參戰的交換條件，1945年2月，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在沒有中國參與的情況下，訂立《雅爾塔協定》，策劃外蒙古獨立、同時讓蘇聯控制東北的鐵路以及旅順、大連港。6月，斯大林開始與中國政府談判，按兵不動的同時力促其接受這些條款。

然而，就在廣島核爆的次日下午，等不起的斯大林命令蘇聯紅軍，立即采取行動，在日本當地時間9日凌晨對滿洲的關東軍發起進攻。而恰好在同一天，美軍在長崎投下了第二顆核彈。這樣的“雙重打擊”，日本再無力支撐，于14日投降。

兩顆原子彈促成了日本的投降，然而對于蘇聯來說，這不見得是個好消息，它更希望的是再多些時日，這樣就意味著更多的土地與談判的話語權。

除了眼下的利益，核爆給斯大林帶來的另一個，也許是更重要、更深遠的影響是，誰將主宰戰后的世界秩序？8月中，斯大林對后來被稱為蘇聯原子彈之父的庫爾恰托夫（Igor Kurchatov）說，“廣島（核爆）震撼了整個世界。力量的平衡被打破了”。

“廣島核爆顯示了核彈的威力，而且美國人并不忌憚用這件殺器。”霍洛韋評論道，“斯大林想盡快讓蘇聯也有核彈，進而恢復平衡。科學家告訴他可能得用5年的時間。在這期間，美國一家獨霸核武。”

時不我待，斯大林一周之內就重啟了核彈研制，于8月20日在國防委員會下設立特別委員會，誓將不惜一切代價，在最短時間內讓蘇聯擁核。委員會主席由特務頭子貝利亞擔任，包括了政界、情報部門、工業界的人士以及兩位科學家，除了庫爾恰托夫外，另一位便是卡皮察。

斯大林女兒坐在貝利亞腿上，攝于1931年。| 圖源：維基百科

不尊重

然而，僅僅過了一個多月，卡皮察就向斯大林提交了“辭職信”（見附錄1），希望允許他退出核彈研制，他受不了總指揮貝利亞。

卡皮察說，在氧氣管理局設立過程中，貝利亞就不尊重他，安插意見不合的人做他的副手；最近在核彈研制的特別委員會中，貝利亞也不尊重他，比如邀請他參與原子彈研制，卻是直接叫秘書傳喚其至辦公室，而不是登門拜訪。卡皮察想知道，在蘇聯，公民的地位是否僅由其政治地位決定——

“昔日牧首（編者注：東正教會中的最高宗教領袖）與沙皇并立之時，教會曾是文明的圣殿。如今教會時代雖已終結，牧首制度亦成往事，然國家思想領域不可無領路人。即便在社會科學領域，馬克思思想雖至關重要，仍需持續發展完善……我國科學家與學者終須被擢升至‘牧首’之位。此乃必要之舉——因若無此等地位，便無法激發他們報效祖國的熱忱，畢竟我們并無物質條件可資利用。資本主義美國或可如此，我們卻力有未逮。培根在《新亞特蘭蒂斯》中早已指明：若學者無此牧首之尊，我國文化便難以自主發展。貝利亞同志這類人，早該學會尊重科學家與學者了。”

既然貝利亞不尊重他，卡皮察覺得不如主動退出，回歸科研。

這不是卡皮查第一次與特務頭子貝利亞交鋒了。

父親的“邪惡智囊”，斯大林的女兒這樣形容貝利亞。1920年代，貝利亞在警察系統工作，之后在大清洗高潮之際的1938年，斯大林把他提拔成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首腦葉若夫（Nikolai Yezhov）的副手。不久后，貝利亞取而代之。

也是在1938這一年，年輕的理論物理學家朗道在大清洗中逃到莫斯科，投奔卡皮察的研究所。但不幸的是，他依然未能脫離秘密警察的魔爪，在4月28日早上被捕。作為所長的卡皮察第一時間給斯大林寫信，懇請其對這位桀驁不馴的天才網開一面。一年過后，卡皮察再給蘇聯當局寫信，請求釋放朗道。最終，在卡皮察給貝利亞寫下保證書后，朗道得以釋放，保住性命。

卡皮查的辭職信斯大林應該看到，但他沒有回復。

然而，卡皮查沒有退后。一個多月后，他再次給斯大林寫了份長信（見附錄2），堅辭不就。在信中，卡皮察重申了對貝利亞的厭惡——概言之，作為總負責的貝利亞不懂科學卻瞎指揮，而且存心羞辱卡皮察。

“過去兩周內，他先后九次約見我卻又次次取消，這若非存心戲弄，實難想象一位領導者竟無法在兩星期內安排一次會面。貝利亞等負責同志本應讓下屬明白：在這項事業中，科學家應居主導而非從屬地位。”卡皮察寫道。

在信的末尾，卡皮查說，他希望也能讓貝利亞看到這份信，“此非告密，實為有益之批評。本欲當面陳情，然與其會面殊為不易。”斯大林隨后召見貝利亞，把信拿給他看。起初貝利亞想緩和局勢，打電話邀請卡皮查面談，在卡皮查拒絕到盧比揚卡與其見面后，貝利亞隨即派人送給卡皮查一把精美的圖拉獵槍作為禮物。兩人的關系已降至冰點。

不愿拷貝

與貝利亞的不合顯然是一個退出的絕好理由，但應該不是最重要的緣由。“卡皮察不會僅僅為了尊重、面子而冒著生命危險來反對貝利亞。”歷史學家理查德·羅茲（Richard Rhodes）在所著的《暗日：氫彈的制造》一書中評論道。

在他看來，卡皮察退出的主要原因是不想“拷貝”美國原子彈的設計。卡皮察認為，蘇聯科技人員應該發揮聰明才智設計制造自己的原子彈。的確，無論是在科學研究還是技術開發中，卡皮察都很強調原創，恥于亦步亦趨。

羅茲注意到，早在1935年卡皮察就已表達過類似的理念。當時，他從英國回國度假，不想被蘇聯強制扣留、限制出境。他在給尚在劍橋的妻子的信里寫道：

“國家現在將一切努力都集中在積累物質基礎上，以此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種積累正以驚人的速度進行著，快到無人能預料。然而，這一進程之所以如此順利，是因為它建立在‘模仿 ’的基礎上；國家幾乎沒有在創造新的技術形式上投入任何成本。科研工作都集中在揭示各種早已為西歐所了解并掌握的一般性工藝和秘密上。做這類工作不需要特別深刻的思考或高水平的資質，但取得的成果卻看起來非常顯著。我無法說這種階段會持續多久，但可以肯定的是，純科學的地位，即便沒有完全歸零，也已經接近消失了……我相信，當我們在社會主義發展的進程中進入原創思維的階段時，一切都會發生徹底的變化……那時，發明創造的思想將獲得自由的空間；心智的獨創性將比現在所推崇的組織才能更加受到重視。”

在給斯大林的第二份辭職信中，獨創性的而不是拷貝式的開發核彈成為卡皮察著力聲明的立場。卡皮察寫道：

“盡管困難重重，我們仍須以更低成本快速研制原子彈——但絕非當前這種毫無章法的盲動。現行方案的根本缺陷在于：既未發揮我國體制優勢，又缺乏原創性。我們試圖復刻美國人的每一步，卻忘記了兩點：其一，美國模式遠超我國財力；其二，亦步亦趨只會徒耗時日。若知曉明確的技術路線，工作本可事半功倍；但既然前路未明，我們首先需開展基礎科研探明方向。而要將項目付諸實踐，則需強大的工業基礎與組織體系。”

簡言之，卡皮察認為美國的技術路線花費昂貴，蘇聯不該也沒實力去照搬，而應該提出自己獨創的、更經濟的設計，為此最好先花時間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科研環境和工業基礎，優先進行預研究，提出唯一的清晰的技術路線，而不是多條路線并進探索。

但這個做法在斯大林眼里有點“遠水解不了近渴”。他的目標是盡快讓蘇聯擁有原子彈，為此可以不計成本，也不用在乎什么原創——畢竟在此之前蘇聯早已通過情報網絡，獲得了大量英美原子彈制造的技術資料。

“蘇聯希望盡快造出原子彈，并幾乎不惜一切代價也要實現這一目標。因此，利用關于曼哈頓計劃的情報信息，而非另辟蹊徑尋找蘇聯自己的造彈方法，是合乎邏輯的。同時，采取多種并行方案研制原子彈，而非僅依賴單一計劃，也是明智之舉。如果蘇聯領導人當時并不急于獲得原子彈，或更在意成本，那么聽從卡皮察的建議或許是合理的。盡管那樣做可能更省錢，但并不能保證更快成功。”霍洛韋評論道。

斯大林隨后明確否決了卡皮察的意見。

在1946年初與庫爾恰托夫的面談中，斯大林強調，蘇聯不需要用更經濟、原創的設計來造原子彈。

“不需要小打小鬧，而要以俄羅斯的氣魄大規模開展這項工作，為此將提供最全面的支持。斯大林同志說，沒必要尋找更便宜的路徑。”庫爾恰托夫記述道。

另一方面，對總指揮貝利亞來說，沒有什么比成功更重要。

“貝利亞想要一枚能確保引爆的炸彈，哪怕其效率不如他的科學家們所期望的那樣高。他知道美國的內爆設計肯定行得通。這種設計已經經過了兩次檢驗。第一次是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它在一座塔上爆炸，將黑夜變成了白晝。第二次則摧毀了長崎。”羅茲評論道。

斯大林無法答應、甚至開始懷疑卡皮察辭職的動機。

在與庫爾恰托夫的面談中，斯大林特意問了他一個問題：像卡皮察、約費（Abram Ioffe）、瓦維洛夫（Sergey Vavilov）等科學家究竟是為誰工作的；他們的所作所為到底是不是為了國家好？

而貝利亞則請求斯大林允許自己逮捕卡皮察。斯大林沒有答應，安撫道：“我會為你除掉他，但你自己不要動他”。之后，貝利亞即以調查液氧項目為名，構陷卡皮察，迫使斯大林最終在1946年8月將其免職。死神已經在朝卡皮查招手，只是在斯大林眼皮下，貝利亞不得不暫時收手。

為了科學與和平

1945年，對于蘇聯科學家來說，是意義非常的一年。

5月8日，德國無條件投降，蘇聯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取得了勝利。戰時，很多科學家放棄了本行研究，轉而從事應用技術研究，支援國防。戰時，他們與國際科學界的聯系也幾乎全然切斷了。如今，戰爭結束，很多人期盼，將來的世界更為開放自由，而蘇聯科學能從殘破中恢復，迎來春天，包括重建與國際科學界的聯系。

早在一年前的1944年6月，在第三屆全蘇反法西斯科學家大會上，卡皮察發表演講。他說，隨著戰爭接近尾聲，“我們科學家全體同仁的使命，不應僅局限于認識自然規律以造福人類和平建設。我認為，科學家們還必須積極參與構建穩固持久的和平事業。”

卡皮察表示，蘇聯科學家與國際同行一樣，都有抱負推動“人類社會文明進步”；若科學家在社會事務中也能如戰時那樣發揮重大作用，就能“幫助具有公德心的民眾和政治家，引導各國根據自身國情走向更健全的發展道路”。

此時，蘇聯領導人似乎也愿意支持科學家加強國際學術交流。

1945年6月，蘇聯科學院隆重舉行建院220周年特別大會，百余位外國科學家前來參會。在克里姆林宮招待會上，斯大林親臨現場，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簡短致辭，承諾將為科技發展及“蘇聯科學界與世界科學界加強聯系創造最有利條件”。

作為具有國際聲譽的科學家，卡皮察也在大會上發了言。他強調，科學本無國界之分，不存在所謂的“蘇聯科學”或“英國科學”，唯有致力于增進人類福祉的普世科學。他還說，此次慶典彰顯了蘇聯引領國際科學發展的決心，未來將增加俄、英、法三種語言的科學出版物數量，積極組織和參與更多國際會議與學術交流活動。

然而，卡皮察內心應該非常清楚，一旦參與原子彈的研制，恐怕他將在很長時間內無法與國際同行順暢地交流。就拿這次參會的核物理頂尖專家來說，除了法國的約里奧-居里夫婦，奧本海默、查德威克（Chadwick）、佩爾斯（Peierls）、考克饒夫特（Cockcroft）等雖然也受邀，但均未出席。

戰爭和核武器的研制已經對科學交流造成了障礙。在科學出版物上，已經很難見到有關核物理的研究，科學家之間也相互保密，心存芥蒂。卡皮察不愿意這種情形繼續下去，他自己也已經太久沒有見到同行了。

就在第一次給斯大林寫辭職信后不久，卡皮察給玻爾寫信（見附錄3），表達了此種擔憂——

“……當前我深切憂慮國際科學合作問題——這對世界文化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核物理新近發現與那著名的原子彈，再次印證科學已非大學教授的閑適消遣，而成為影響世界政治的重要因素。當今之世，若將科學發現秘而不宣，不僅無法普惠人類，反可能被特定政治集團或國家用于私利，此般情形著實危險。我常思索科學家于此當持何種正確立場。亟盼能盡早與您面商這些問題，并認為宜速將之提交某國際科學家理事機構討論。或許值得斟酌在《聯合國憲章》中加入保障科學自由繁榮發展的條款。我愿聆聽海外頂尖科學家對這些問題的普遍看法，對您提出的任何討論方式都將熱忱歡迎。自當告知蘇聯學界在此方面的可行之策。”

巧合的是，之前一天，玻爾也給卡皮察寫了信，表達了類似的關切：“我極其渴望了解您本人對這個關乎我們這代人重大責任的根本問題有何見解。”他還建議卡皮察方便的話可以將他最近發表的兩篇文章（見參考文獻3）拿給朋友們傳閱，也可以譯成俄文發表。

在玻爾提及的第一篇文章《對文明的挑戰》中，玻爾呼吁，“全球科學家可通過闡明危機本質、指引資源開發如何造福人類而發揮重要作用。在此全球性議題中，科學研究領域的國際合作傳統（恰在帶來巨變的領域中已證明其價值）亦可提供助力。”

而在另一篇《科學與文明》中，玻爾指出：“若不能自由獲取完整的科學信息，若不能對可能釀成災難的所有活動實施國際監督，原子能管控就不可能真正有效。”

究竟如何利用核能，是用于戰爭加重屠戮，還是和平與人類福祉？卡皮察決定公開闡明自己的看法。

在給斯大林寫了第二份辭職信后不久，卡皮察于12月18日致函莫洛托夫，希望能得到允許發表一篇文章并附上了論述的要點。卡皮察談到，原子能利用的成功標志著人類文明新紀元的開啟，其核心意義在于為人類提供了強大的能源來源，但若僅將原子能視為毀滅工具，其荒謬程度不亞于將電力主要看作電椅的能量來源。

他還認為，原子能的主要意義在于和平應用，而當前圍繞原子能的保密制度使科學家陷入荒謬境地：他們不得不重復探索已被外國同行發現的成果，而非進行知識共享，這種發展模式對世界科學與技術而言極不健康。

莫洛托夫把文章的要點轉給貝利亞，征求其意見。貝利亞沒有同意發表。次日，卡皮察被解除了其原子彈研制的職務。

之后，在對卡皮查的研究所進行了幾個月的調查后，斯大林于1946年8月正式簽署法令，免除卡皮察的所長職務。新所長上任，研究所也將主要從事核武器研發方面的工作。

卡皮察為他的退出付出了沉重代價，他在莫斯科郊外的木屋一直被監視居住，直到8年后才部分恢復職務。之前一年，斯大林去世，貝利亞也失勢被捕，以叛國罪和其他罪行遭到處決。

又過了四年，官方承認之前對他的指控是錯誤的。然而，他依然不可以前往蘇聯及東歐集團國家以外的地區訪問。據時任蘇共第一書記的赫魯曉夫的解釋，這僅僅是因為當局怕卡皮察“話太多”，泄露機密。事實上，卡皮察早就退出了蘇聯的核武器研制。

1966年，卡皮察俱樂部最后一次會議，與會者包括卡皮察、考克饒夫特（Cockcroft）、肖恩伯格（Shoenberg）和狄拉克（Dirac）。卡皮察俱樂部是卡皮查抵達劍橋后不久創立的。這個非正式的聚會匯集了當時物理學領域最優秀的理論家和實驗家，成為一個活躍的平臺，交流最新的科研進展。當卡皮查最終在1966年獲準返回劍橋時，最初的參與者重聚，這是該俱樂部的第 676 次也是最后一次聚會。 | 圖源：劍橋大學數字圖書館

直到1965年，堅冰才開始消融。

卡皮察獲準前往哥本哈根，接受丹麥工程學會頒發的尼爾斯·玻爾金質獎章。翌年，他又被英國物理研究所暨物理學會授予盧瑟福獎章，由此得以重訪英倫。從他1921年27歲拜入盧瑟福門下到1934年回國被限制出境，他在劍橋學習、工作了13年，與狄拉克等成為摯友，此番舊地重游，不覺倏忽間已過三十載。當一眾故友在舊時的俱樂部中落座，相互凝視之下，內心應該會有些許僥幸，幾分感慨，盡管經歷炮火洗禮，盡管鬢發斑白，大家都還健在。

參考文獻

[1] Boag, J.W., et al., editors. Kapitza in Cambridge and Moscow: Life and Letters of a Russian Physicist. North-Holland, 1990.

[2] David Holloway, Stalin and the Bomb: 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 1939-1956,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rch 27, 1996.

[3] Rhodes, Richard. Dark Sun: The Making of the Hydrogen Bomb. Simon & Schuster, 1995.

[4] Bohr,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The Times, 11 August 1945.

[5] Bohr, “A Challenge to Civilisation," Science, vol. 102, no. 2650 (26 October 1945), pp. 362-364.

附錄1

致約·維·斯大林

莫斯科，1945年10月3日

由您簽署的蘇聯人民委員會1945年9月29日關于氧氣管理局的決議，此前已歷經約六個月討論。在此期間，該決議經七個委員會審議，并提交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團三次會議討論，然而合適的工業場地仍未確定，此事又被推遲兩個月。對于制氧這個問題如此的態度表明，現在還不適合做。我們的文化素養仍需提升——至少那些負責落實決議的同志應當真正重視這一問題，并理解唯有依靠本國科研成果而非盲目效仿他國技術，方能取得實質進展。

在制定將航空制氧總局劃歸氧氣管理局的決議過程中，我與蘇科夫產生了嚴重摩擦。此人至今仍在阻礙渦輪制氧法的發展。蘇科夫曾以中央委員會書記身份致信于您，該信內容已廣為流傳，例如貝利亞同志就在人民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援引過此信。信中包含諸多針對我個人的誹謗性指控。令我深感詫異的是，某些同志對此竟不以為意，貝利亞同志甚至堅持要讓蘇科夫擔任我在氧氣管理局的副手。我認為蘇科夫必須對這些誹謗負責，并已就此致信中央委員會馬林科夫同志。

上述情況清楚表明，貝利亞同志毫不重視科學家的聲譽，其態度近乎在說“你們只管發明研究，要聲譽何用”。近期在特別委員會與貝利亞共事的經歷，使我格外深切地體會到他對科學家的態度何其不當。當初他邀我參與項目時，竟直接命令秘書傳喚我去他辦公室。反觀沙皇時期的財政大臣維特邀請門捷列夫出任度量衡局局長時，曾親自登門拜訪德米特里·伊萬諾維奇。再者，9月28日我在貝利亞辦公室時，他突然終止談話，僅簡單握手道別。這些細節看似瑣碎，卻是體現對個人、對科學家與學者尊重程度的重要外在表征——畢竟我們正是通過這些外在形式傳遞思想。這自然引出一個根本問題：在我國，公民的地位是否僅由其政治地位決定？

昔日牧首與沙皇并立之時，教會曾是文明的圣殿。如今教會時代雖已終結，牧首制度亦成往事，然國家思想領域不可無領路人。即便在社會科學領域，馬克思思想雖至關重要，仍需持續發展完善……我國科學家與學者終須被擢升至“牧首”之位。此乃必要之舉——因若無此等地位，便無法激發他們報效祖國的熱忱，畢竟我們并無物質條件可資利用。資本主義美國或可如此，我們卻力有未逮。培根在《新亞特蘭蒂斯》中早已指明：若學者無此牧首之尊，我國文化便難以自主發展。貝利亞同志這類人，早該學會尊重科學家與學者了。

凡此種種令我確信：當前尚非政界與科學界密切合作的良機。眼下制氧工程不過是烏托邦式的幻想。若將全部精力投入純科學研究，于國于民貢獻更大——此乃是我的志趣所在，亦是我贏得尊重的根基。故懇請準予卸任人民委員會所有職務，僅保留科學院的工作。

既無緣位列“牧首”，不妨暫居修道靜室。加莫夫同志足以勝任氧氣管理局之職，我在特別委員會缺席，貝利亞同志想必更為自在。當然，我將一如既往以科學知識報效祖國。

附錄2

致約·維·斯大林

莫斯科，1945年11月25日

我參與原子彈特別委員會與技術委員會工作已近四月，現擬詳述對此項工作組織方式的見解，并再次懇請準予我退出。

當前原子彈研制工作的組織存在諸多異常。無論如何，現行做法絕非最快捷經濟的成功之道。我們面臨的局面是：美國僅用三四年時間、耗資二十億美元便造出了這種最具毀滅性的戰爭武器。全球已知釷鈾儲量足以將地表文明摧毀六次。但若認為原子能主要用途在于軍事破壞，實屬愚妄——其經濟潛力不亞于石油煤炭等能源，且能量密度高達傳統燃料的千萬倍。

我們尚未掌握被美國嚴密封鎖的原子彈機密。現有情報不足以制造原子彈，其中某些信息恐怕正是為誤導我們而設。美國人耗費的二十億美元主要投向基建與機械制造，而我國戰后重建期難以承擔如此開支。我們唯一優勢在于確知（核彈）問題有解，而美國人當年需冒險探索。

盡管困難重重，我們仍須以更低成本快速研制原子彈——但絕非當前這種毫無章法的盲動。現行方案的根本缺陷在于：既未發揮我國體制優勢，又缺乏原創性。我們試圖復刻美國人的每一步，卻忘記了兩點：其一，美國模式遠超我國財力；其二，亦步亦趨只會徒耗時日。

若知曉明確的技術路線，工作本可事半功倍；但既然前路未明，我們首需開展基礎科研探明方向。而要將項目付諸實踐，則需強大的工業基礎與組織體系。或許有人認為，在技術路線確定前無法開展這些建設，此乃謬見。實際上，我們完全能預先研判所需工廠類型并立即著手籌備——例如可確定無疑的是，未來必然需要大規模冶煉釷、鈾等金屬的工業設施。

我認為應采取如下行動計劃：立即制定兩年規劃，同步推進必要工業準備與基礎科研；優先重建關鍵工廠，如壓縮機廠、化工設備廠、真空管廠，以及純鈾、釷、鋁、鈮、鈹、氦、氬等材料生產基地；在這兩年間，我們必須采取措施強化科研基礎，比如提升科研院所與高等院校水平，改善科學家待遇。當前這些工作推進遲緩、缺乏章法，但它們不僅關乎原子彈研制，更涉及噴氣發動機、雷達等戰時啟動的重大項目。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科學家與工程師——從頂尖學者到江湖騙子，乃至在押人員——都對原子彈項目展現出空前熱情。盡管動機各異，這種熱情仍可善加引導。但若任其無序研究，只會白白浪費才智。科學工作的組織協調是最關鍵且艱巨的任務。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必須系統化地合理配置科研力量，方有可能找到比美國方案更高效經濟的創新路徑。

這就像總司令面臨多個攻城方案時，絕不會對每位將領說“按你自己的計劃行動”，指望其中某個可能成功。歷來只有經過嚴格論證的單一方案會被采納，并由一位將領來指揮。這就是我們在科學上推進的方式，但不幸的是，這點常識很多人都不懂且不接受。為何不讓每位科學家按自己的計劃獨立研究？表面看來這毫無風險，或許還能歪打正著——“畢竟歷史上不乏專家集體否定卻最終成功的案例”。但事實上，合格的科學家完全能對同行提出的嚴肅方案作出準確評估（當然必須選擇真正的專家而非那些不負責任的庸才，后者在我們這里比比皆是）。

當前我們缺乏嚴格的主題規劃，導致整個原子彈項目周圍已聚集起一個“馬戲團”——既有投機分子和冒險家，也有誠實的學者。這種混亂局面終會有所產出，但絕非趕超美國所需的捷徑。美國人當年或許也走過這種“馬戲團式”彎路，為此耗費了巨額資金。可悲的是，我們技術委員會這種笨拙的拼湊機構，實在難以扭轉此局面。

若要快速成功，就必須承受風險，將主力集中于精心選定的有限方向。在這些問題上，我與其他委員存在根本分歧。他們常回避辯論，背著我推行自己的方案。但真正有效的路徑只有一個：如同總司令的作戰會議那樣，達成統一決議并組建精干的決策核心。

此外，選拔帶頭人也存在大問題。我認為選拔標準不應基于承諾，而應考察實際成就。就像戰場指揮，每道新命令都應以先前任務的完成為基礎。但或許由于俄羅斯人沉思的天性，我們總被那些令人垂涎的遠大承諾所誘惑。“萬一成功了呢？”——那些對技術一竅不通卻輕信的負責人常如此辯解，即便專業者早看出方案毫無前景。

這導致實驗室人滿為患，儀器設備超負荷運轉，科研人員疲于奔命——最終卻徒勞無功。失敗后，負責人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徹底喪失對科學與科學家的信任。要正確組織這項工作，必須滿足一個當前尚不具備的關鍵條件。沒有這個條件，我們不僅無法快速攻克原子彈難題，甚至可能永遠無法獨立成功。這個條件就是：必須在科學家與政府之間建立更深厚的信任。這是革命時期遺留的老問題，雖經戰爭緩和卻仍未根除，根源在于社會對科學家和科學缺乏應有的尊重。

我國科學家確實長期深度參與國民經濟與國防建設，但他們的作用始終停留在外部咨詢和被動解決既有問題的層面。令人遺憾的是，這是因為我們的工業和軍備發展僅著眼于改進現有技術。例如雅科夫列夫、圖波列夫和拉沃奇金雖是我國頂尖設計師，卻始終局限于完善現有飛機型號。而要開發噴氣發動機等新型裝備，則需要更具創造力和膽識的設計師——這類人才在蘇聯難有施展空間。因此，基于全新原理的技術突破（如原子彈、V-2火箭、雷達、燃氣輪機等），在蘇聯要么進展緩慢，要么完全停滯。

我的渦輪制氧裝置作為原理上創新的項目，只有當我不合常理地以科學家身份出任氧氣管理局局長時，才得以推進。正是這個任命賦予的信任與權力，使我能夠快速實現制氧裝置的投產。這種反常甚至荒謬的權責錯位令我倍感壓力，但戰爭期間我不得不忍受這一切以求成功。

經驗表明，人們只愿傾聽“蘇聯人民委員會下屬局長卡皮察”的意見，而不聽“享譽世界的科學家卡皮察”的意見。我們的文化素養尚未達到讓科學家身份優先于行政職務的程度。如今在解決原子彈問題時同樣如此：科學家的意見遭遇懷疑，而背地里，政府官員卻自己搞一套。

特別委員會必須引導同志們學會信任科學家，而科學家也將由此感受到自身責任——但現狀遠非如此。唯有讓科學家與委員們責任對等，這一目標才可能實現。這要求科學界及其代表必須成為決策主體，而非像現在這樣處于從屬地位。

貝利亞、馬林科夫和沃茲涅先斯基同志在委員會中的做派宛如超人，尤以貝利亞為甚。他手握指揮棒本無可厚非，但首席小提琴手理應由科學家擔任——因為正是小提琴為整個樂團定調。指揮者不應只會揮棒，更需通曉樂譜，而這正是貝利亞同志的短板。若能投入更多精力，以他的能力本可做得更好：他精力充沛，善于抓主要矛盾，對科學問題也有悟性，總能精準提出解決方案。但其致命缺陷在于過度自信，根源恰在于對“樂譜”的無知。

我曾直言相告：“您不懂物理，這類問題該由物理學家判斷。”他卻反譏我不懂人性。我甚至提議，只要他愿來研究所，我可以教授物理知識——畢竟鑒賞畫作不必親自作畫。我國那些天賦異稟的藝術贊助人，如特列季亞科夫兄弟、休金等，雖非畫家卻因鉆研藝術而獨具慧眼。貝利亞若肯勤勉鉆研，以其才智和“識人之明”，定能理解科學家與工程師的創造過程，成為原子彈樂團的頂級指揮。例如他應該研讀跨洋電纜鋪設、首臺渦輪機研發等原始史料，而非滿足于通俗讀物。如此方能領悟科技創新的一般規律，并將這些經驗應用于原子彈研發的關鍵決策。但這需要他真正投入工作，而非只是坐在主席的位子上，僅憑在方案草案上涂改幾筆，豈能領導如此重大的項目。

然而我與貝利亞的溝通始終徒勞無功——正如前文所述，他對待科學家的態度根本南轅北轍。過去兩周內，他先后九次約見我卻又次次取消，這若非存心戲弄，實難想象一位領導者竟無法在兩星期內安排一次會面。貝利亞等負責同志本應讓下屬明白：在這項事業中，科學家應居主導而非從屬地位。

只需聽聽技術委員會會議上某些同志對科學的見解便知端倪。人們往往出于禮貌強忍笑意——當他們以為懂得“二加二等于四”就洞悉了數學精髓并能作出權威判斷時，這種對科學缺乏敬畏的態度，正是阻礙進步的首要頑疾。

在此工作環境下，我繼續出席特別委員會和技術會議已無意義。阿里漢諾夫、約費與庫爾恰托夫同志的專業能力不遜于我，甚至更勝一籌，完全能勝任原子彈相關議題的討論。如您所見，我的留任既無實質作用，又干擾科研工作——雖然我始終心系項目責任，但要將其導入正軌卻非我力所能及，尤其當貝利亞等多數同志與我的理念相左時，我絕不愿淪為盲目執行者。

我與貝利亞的關系每況愈下，他無疑樂見我退出。此類創造性項目需要（而非軍隊式的）平等協作氛圍，但現狀恰恰相反。我早先便預見到這種局面而請辭，如今更堅決懇請解除我在兩機構的職務。我深信您會應允此事，因您素來不強求學者違心行事。

附言：本研究所的渦輪制氧裝置現已完成并多次試運行……至此，我對國家與政府的所有責任已悉數履行，我將繼續堅持請辭氧氣管理局職務，以便全身心回歸科研工作。

又及：望貝利亞同志能閱此信——此非告密，實為有益之批評。本欲當面陳情，然與其會面殊為不易。

附錄3

致尼爾斯·玻爾

莫斯科，1945年10月22日

戰爭的苦難終于結束，我們得以重歸和平生活，這令人倍感欣慰。得知您與家人歷盡艱險平安返回哥本哈根團聚，我們由衷欣喜。雖然每次收到您和家人的消息總是姍姍來遲，但始終令我歡欣不已……我們已全體返回莫斯科，研究所恢復正常科研工作已兩年有余。如今我們仍如戰前每周制備兩次液氦，并在低溫領域取得若干新奇發現。

想必您已閱及朗道關于氦超流性的理論工作——您或許記得，這項現象恰是我們在戰前發現的。朗道還證實超流氦中必然同時傳播兩種彈性波，因此氦-II中應存在兩種聲速：其一為已知的150米/秒，其二（新發現的）為17-20米/秒。佩什科夫通過實驗成功觀測到了氦-II中的第二聲速。除這些基礎研究外，我們亦為衛國戰爭貢獻力量。我自豪地告知，研究所榮獲紅旗勛章，成為全蘇科院唯一獲此殊榮的機構。

當前我深切憂慮國際科學合作問題——這對世界文化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核物理新近發現與那著名的原子彈，再次印證科學已非大學教授的閑適消遣，而成為影響世界政治的重要因素。當今之世，若將科學發現秘而不宣，不僅無法普惠人類，反可能被特定政治集團或國家用于私利，此般情形著實危險。我常思索科學家于此當持何種正確立場。亟盼能盡早與您面商這些問題，并認為宜速將之提交某國際科學家理事機構討論。或許值得斟酌在《聯合國憲章》中加入保障科學自由繁榮發展的條款。我愿聆聽海外頂尖科學家對這些問題的普遍看法，對您提出的任何討論方式都將熱忱歡迎。自當告知蘇聯學界在此方面的可行之策。

本文轉載自《返樸》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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