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川失守，李德要槍斃蕭勁光

第五次反“圍剿”一打響，前線即傳來壞消息。1933年的9月下旬，國 民黨軍北路軍便開始進攻蘇區。由閩贛軍區防守的蘇區北大門黎川失守。

首 戰失利使李德很生氣。他責令總參謀部立即查明失守原因并追究責任。

總參謀部報告說，由于兵力分散，黎川守備兵力只有一支七十余人的教導隊和少 數地方武裝，而敵人是三萬，兵力對比太懸殊，死守完全是徒勞。司令員蕭勁光命令部隊主動后撤，放棄了黎川。

李德一聽，連聲罵道： “蕭是地地道 道的游擊主義、逃跑主義、膽小鬼，立即撤他的職，法辦!”

博古隨聲附和說 ： "蕭勁光是湖南人，受毛澤東影響太深。他不接受中央路線，頑固堅持 毛澤東的游擊主義，應該撤職法辦。”

朱德、周恩來建議說： “一戰失利就撤職，還要法辦，這樣對軍心不利。是否讓蕭組織反攻，奪回黎川。"

李德 勉強同意了，令蕭在三軍團的配合下，集結兵力，奪回黎川。

蕭勁光受命后，提出收縮原定防線，撤出三路兵力約八千人在滸灣西側集結。

李德不同意，作出批復： "防線不可收縮，防御兵力不準動，反擊可使用預備隊。”

蕭無可奈何，只好率十九師三千余人由西北、西、西南三個方向攻打滸灣。

由于李德只根據圖上量距下命令，既不問實際地形地貌，也 不管敵情，所以下達給三軍團的命令完全脫離實際，致使三軍團主力未能按 時到達指定地域。

蕭按軍委規定的時間于11月11日在西線打響戰斗，但南線 卻無槍聲。蕭一邊孤軍苦戰， 一邊要求軍委敦促三軍團協同作戰。

三軍團在 急行軍中又與敵軍遭遇，更耽誤了時間。12日晚三軍團才趕到戰場，但為時 已晚。收復黎川未果，滸灣又敗，蕭的部隊受重創，只得后撤到蘇區境內。

對首戰失利，李德非但沒有承擔決策責任，檢討戰略戰術，反而遷怒于蕭勁光。他下令將蕭撤職，押送到瑞金，關了起來。李德和博古認為此次戰 役失敗是因為蕭頑固堅持游擊主義，拒不執行他們的方針，關鍵時刻犯了逃 跑主義錯誤，應該槍斃，殺一儆百。

紅軍時期的蕭勁光

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聽說后立即向軍委主動承擔滸灣兵敗的指揮責任， 替蕭勁光說情。

陳毅對李德和博古說： “蕭勁光何罪之有!他按照你們的指 示，分散了兵力。身邊只有七十多人。敵人三個整師幾萬人，又斷了他的后 路，他不撤退，難道讓他去當俘虜?

收復黎川未果，這怎么能怪他!兵力對 比如此懸殊，還要陣地對陣地，堡壘對堡壘，打啥子正規戰呦!

這種打法， 讓誰指揮都打不贏。”

陳毅還打電話給前指，請朱德和周恩來勸說李德取消 錯誤決定。由于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等同志也持反對意見，槍斃蕭勁光 的決議未能通過。

但還是于1934年1月5日在瑞金召開了公審大會，判處蕭勁 光五年徒刑。實際上，此判決并未執行，劉伯承把蕭勁光安排在紅軍大學保 護了起來。

福建兵變，惜失良機

1933年10月，蔡廷錯、蔣光鼐領導的國民黨十九路軍在福建兵變，宣布 “聯共、抗日、反蔣”,成立中華共和國，立都福州。

兵變前，蔡曾派陳公培到蘇區與彭德懷聯絡，試探與紅軍合作的可能性。彭德懷請示周恩來后作 了積極表態。

兵變后，陳公培陪同蔡廷鍇、蔣光鼐的全權代表十九路軍秘書 長徐名鴻到達瑞金，要求同紅軍進一步洽談。博古、李德認為這不失為是件 好事，可以一試，決定派毛澤東主談。

毛澤東認為，十九路軍兵變使蔣介石 百萬大軍合圍蘇區的態勢不攻自破。聯合十九路軍，攜手反蔣即可打通東部 通道。紅軍進可攻，退可守，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毛澤東與十九路軍 草簽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博古、李德對協定表示同意，并以中共中 央名義報請共產國際批準。

不料，中央上海局轉來共產國際電報，徹底否定中共中央意見。

電報 說，福建中華共和國是共產黨和國民黨之外的第三黨之產物，是企圖在中國 革命中走第三條道路的中間勢力，本質是反對共產國際和蘇聯布爾什維克的 社會民主黨，是資產階級的軍閥勢力。共產國際所屬支部必須與其劃清界 限，不僅不準聯手合作，相反要與其堅決斗爭。

博古和李德內心并不同意共 產國際的指示，但他們要作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立即轉變了態度，服從共 產國際的指示。紅軍未遵守配合十九路軍出兵閩西的協定，致使十九路軍側翼 空虛，蔣介石抽調包圍蘇區的十余萬兵馬得以順利迂回包圍了十九路軍。

彭德懷敏銳地察覺到這是一個有利于我的戰機，他立即電報三人團，建 議紅軍乘蔣圍蔡，蘇區東北前線敵兵力空虛之機，我一、三軍團立即突破敵 人封鎖，向閩浙贛邊區進軍。

毛澤東提出了一個更為大膽和更富有創造性的 建議：中央蘇區紅軍主力應利用這有利時機，迅速跳出敵包圍圈，向以浙江 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突進，乘那里只有保安團、民團，南京城也只有憲兵 和警衛部隊，后方空虛之機，紅軍可以出擊蘇杭、南京、蕪湖、南昌和福州 之間的無堡壘地帶，直逼國民黨統治中心，將我方的戰略防御轉為積極的戰 略進攻。

這樣，蔣介石就會停止對十九路軍的進攻，將“圍剿”蘇區的部隊 撤走，去救援其心腹重地。我們又可以伏擊打援，殲敵有生力量。他語重心 長地說： "天賜良機，機不可失，若是失之，后悔莫及。"

此時的博古和李德完全是共產國際指示的忠實執行者，不但拒絕了毛 澤東和彭德懷的建議，而且批評他們是冒險主義、機會主義，既沒有派兵支 援，也不乘隙出擊，卻坐山觀虎斗，結果是痛失紅軍轉危為安的戰機。

十九路軍被殲后，蔣介石又重新集結兵力，壓向蘇區。剛剛露出一點兒 縫隙的包圍圈又合攏了。稍有緩解的第五次反“圍剿”形勢急劇惡化，蘇區 上空又是烏云密布。

“廣昌決戰”,北大門失守

蔣介石挫敗十九路軍后，將其入閩軍隊改編為東路軍，協同其北路軍、 南路軍，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開始了對蘇區的“圍剿”。

博古、李德沒有 吸取黎川失守的教訓，仍堅持消極防御的戰略戰術。他們指示紅軍在重要城 鎮、大居民點、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構筑碉堡，處處設防，以陣地防御結合 短促突擊頂住敵人的進攻。而且經常輕率地指示紅軍以主力向敵軍的堡壘陣 地或向有堡壘作依托的敵軍發動進攻。

1月下甸至3月下旬，紅軍各主力部隊 在黎川以南、建寧以北，雞公山、南豐西南等地相繼進行了陣地防御和陣地 反擊。盡管紅軍將士勇敢頑強，浴血奮戰，但都沒有擊破或打亂敵之進攻， 反使自己連遭重大損失。

4月上旬，國民黨北路軍總指揮陳誠率十一個師十萬大軍沿盱江兩岸向 廣昌逼來。

廣昌是贛南一個小縣，距瑞金僅一百公里。李德和博古認為，廣 昌是通往紅都的北大門，其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堅決守住。

他們不顧紅軍連續作戰、減員很大、十分疲勞的情況，貿然抽調一、三 軍團全建制、五軍團十三師及紅二十三師，協同駐守廣昌的九軍團共九個 師，總兵力近三萬，在廣昌及其以北地區與敵進行“大決戰”,并且提出了 “死守廣昌”“寸土必爭”"保衛廣昌就是保衛中國革命”“不是勝利就是 死亡”等口號。

彭德懷對軍委的部署持有異議，先書面后口頭兩次向李德、博古陳述 自己的意見和建議。他認為根據敵我兵力對比、戰役時機和要求等情況，我 軍完全不具備與敵大決戰的條件。消極防御、屯兵死守是根本守不住的，不 如以少部兵力正面鉗制，主力撤出廣昌，迂回到敵側后，尋機在局部以多打 少，殲其一路或兩路，粉碎敵之合圍和進攻。

博古、李德認為彭仍堅持毛澤 東運動戰、游擊戰的那一套，根本聽不進去，以軍紀壓彭執行命令。

廣昌戰役打響后，4月14日撫河東岸之敵突破紅九軍團陣地。紅一、三軍 團被迫向廣昌收縮。

27日，敵軍發起總攻，我軍英勇奮戰，死打硬拼，但寡 不敵眾，激戰一天一夜，廣昌即告失守。廣昌保衛戰歷時十八天，我軍傷亡 五千五百余人，占參戰總兵力的五分之一。這是一次消極防御陣地戰、消耗 戰的典型失敗戰例，對紅軍后續作戰造成極其不利的影響。

戰役總結時，李德一句自我批評的話都沒有，卻厲聲指責彭德懷： “你 們是怎樣組織火力的?怎樣進行短促突擊的?廣昌失敗就是因為你不服從指 揮，你要負責任。”

彭德懷本來就憋著一肚子氣，李德蠻不講理和推卸責任 激怒了彭。他氣憤地說： “廣昌失敗絕不是三軍團的問題，根本原因是你冒 險搞什么戰略大決戰。戰術上你兵力分散打陣地戰，不肯集中兵力機動作 戰。戰役指揮上，你過分集權，前線指揮員沒有一點決斷權力，事事要逐級 請示，等你批下來，戰機早丟了。你不顧實際情況，只根據錯誤百出的爛地 圖發號施令調兵遣將，簡直就是紙上談兵瞎指揮。

第四次反‘圍剿'之后， 老子就一天也沒痛快過， 一個漂亮仗也沒打過。我們在這里艱苦奮斗七八 年，才搞出這么一塊根據地，這么一支部隊。三軍團一共才一萬兩千人，這 一仗就傷亡兩千七百多，喪師失地，損兵折將，黨和紅軍的家業都快被你敗 光了。你這個洋顧問，真是崽賣爺田心不疼!”

彭的痛斥道出了紅軍廣大指 戰員壓抑已久的心聲。

在瑞金召開的最高軍事會議

1934年5月中旬我軍進行了保衛建寧戰斗，6月至7月在古龍崗以北地區進 行了反擊作戰，均告失利，蘇區進一步縮小。

鑒于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紅軍連戰連敗，傷亡慘重，根據地逐漸萎 縮，敵軍已逼近蘇區中心，形勢越來越嚴重。廣大指戰員對軍委的決策和指 揮能力產生了懷疑，有些紅軍高級將領對博古的毫無主見和李德的瞎指揮極 為不滿，紛紛向朱德、周恩來反映意見。

7月，博古不得不接受周恩來的建議，在瑞金召開了最高軍事會議，中央 政治局委員和軍委總部以及各軍團負責人出席。會議由博古主持。他說明了 會議目的后，周恩來講話，動員與會同志，特別是軍事指揮員就八個多月反 “圍剿”作戰的問題提意見，希望大家著重談對戰略戰術的看法，亦可討論 今后的作戰方針。

彭德懷率先發言，他說： “第五次反‘圍剿 以來，蘇區領土大片喪 失，紅軍部隊傷亡慘重，物資彈藥消耗很大，后勤補給嚴重短缺，指戰員都 在罵娘，這打的是什么鳥仗?參加紅軍以來從沒打過這么窩囊的仗!

我認 為，造成今天這個局面，主要原因就是戰略方針失當，戰術不對頭，戰場瞎 指揮。希望你們豎起耳朵來，聽聽廣大指戰員的意見，認真研究第一至第四 次反‘圍剿'成功的經驗。再這么打下去，肯定會敗得更慘。”

陳毅更加尖 銳地指出： "我們的國際顧問翻翻洋教材，看看洋條令，拍拍腦殼，正規 戰、堡壘戰、短促突擊的戰術就出來了。這一套完全不合我們紅軍的實際， 是教條主義的產物。”

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提出，應 盡量運用部隊比較熟悉、行之有效的作戰方法，多打運動戰，少打正規戰， 不打堡壘戰。

林彪也提了批評意見。

周恩來提出幾點建議：

①應適當縮短防御戰線，使兵力相對集中。

② 應考慮跳出包圍圈，轉移到外線無堡壘地區作戰。

③盡快在蘇區動員青年參 軍，擴大紅軍。

朱德表態支持周恩來的意見。

毛澤東則更支持周建議的第二點。

他說，現在是應該考慮跳出包圍圈， 轉到外線的時候了。我認為可以選擇西南方向為突破口。那里是陳濟棠的部 隊，陳不是蔣的嫡系，且矛盾較大，他的戰斗力也較弱。我們突出去后，可以向湖南中部進軍，向賀龍、關向應靠攏，與他們協同外線作戰，效果會更 好。

張聞天除積極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外，還就廣昌會戰嚴肅批評了博古和李 德。

他說，我們應該承認失敗，吸取教訓，不能再堅持錯誤了。廣昌戰役本 來就不該打。你們當初誰的意見也不聽，連政治局常委也不討論，個人決 定，一意孤行，要打什么大決戰，強令主力紅軍以少戰多，以弱對強，死打 硬拼，結果是損失嚴重。這種蠢事再也不能干了。

李德被大家的批評激怒了，他站起來激昂地說：“有的同志公然反對中 央制定的戰略方針，這是十分危險的，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反‘圍剿’一些 作戰失利，并不是因為戰略方針錯了，也不是我們的戰術錯了，而是一些高 級指揮員水平太低，根本不懂正規戰，死抱著運動戰不放，是流寇思想和游 擊作風導致了失利。”

博古接著說： "“中央的戰略方針是共產國際批準的， 共產國際的權威是任何人也不能動搖的，希望大家要從路線和組織的高度來 認識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不要犯錯誤。”

最高軍事會議在與會者的批評和博 古、李德的反駁中毫無結果地散場了。

決定戰略轉移

1934年7月，國民黨集中三十二個師的兵力，分四路向蘇區中心區發動全 面進攻。

李德、博古雖然在最高軍事會議上拒絕了周恩來、毛澤東的建議， 但危急險惡的形勢使他們不得不一邊拼死防御， 一邊考慮和試探其他出路。

7月中旬，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紅七軍團由尋淮洲、樂少華、粟裕、劉英率領三個師六千余人，以“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名義，從瑞金出發，經福建向 閩浙贛邊界挺進，企圖調動敵“圍剿”軍回援，以減輕中央蘇區的壓力。但 是，由于兵力太少未能牽動敵人。

8月初，敵九個師由赤水向驛前以北地區進 攻、我三軍團主力和五軍團一部頑強抵抗二十余天，終因寡不敵眾，于28日 放棄驛前以北全部陣地。

9月，敵步步緊逼，我中央蘇區僅存瑞金、會昌、興 國、寧都、長汀等縣連成的狹小地帶。

李德為了減輕蘇區壓力，尋求跳出包 圍圈之可能，命令改編后的紅六軍團在任弼時、蕭克指揮下，離開湘贛根據 地向湖南中部轉移，與賀龍、關向應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合。二、六軍團會師 后組建的紅二方面軍鉗制了西線之敵，減輕了中央蘇區的壓力，為后來的長 征路線提供了一個選擇。

關于戰略大轉移，李德早在1934年3月就開始考慮，曾指示總參秘密制定 轉移方案，也部署有關部門做了一些準備工作。

如動員蘇區青年參加紅軍， 向部隊補充兵員，指示軍工部門抓緊生產武器彈藥，配發部隊，指示軍需部 門換發冬裝，轉移和疏散部分傷病員，縮減非戰斗單位，特別是地方政府和 群眾團體的編制和人員等。

但李德的思想忽左忽右，政治上傾向性太強，似 乎凡是毛澤東主張的，他就反對，凡是毛澤東反對的，他就堅持。

所以，在 軍事決策方面，特別是在紅軍是否、何時和如何進行戰略大轉移的問題上， 一直搖擺不定，猶豫不決。最高三人團也沒有認真開會研究。

直到寧都、長 汀失守，敵北路軍和東路軍即將合攏，紅軍防御體系已被瓦解，蘇區根據地 即將全部陷落時，李德和博古才于1934年9月被迫倉促決定，放棄蘇區，實 行戰略大轉移，并電報共產國際批準。

他們的初衷只是搬一次家，找一個適 合生存的地方，開辟新根據地，重建蘇維埃共和國。關于突圍方向、行進路 線、轉移目的地等均不明確。蘇區軍民在最高三人團領導下，盲目地開始了 大搬家的準備。

首先是宣傳動員。

博古親自起草了“政治動員令”,由總政治部組織實 施。他還通過演講和發表文章進行思想動員，以大轉移的目的是為北上抗日 作為宣傳要點。

其次是軍事準備。

軍委命令地方兵團接替主力紅軍的防御，先后將一、三 、五 、八 、九軍團從陣地上撤下來，向瑞金云都、會昌地區集中。

再次是組織準備。

三人團數次秘密研究高級干部去留人員名單，先確定 了項英、陳毅、賀昌、劉伯堅等率紅軍一個整師和一些地方武裝共一萬六千 余人留在蘇區堅持敵后斗爭，任命項英為中央分局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 委，在老營盤作戰負重傷的原江西軍區司令員陳毅改任中央政府辦事處主 任，協助項英領導軍事工作，賀昌任政治部主任。

接著研究留下來的領導 人，博古提出，政府方面瞿秋白、何叔衡、林伯渠、徐特立，軍隊方面劉伯 承、王稼祥均留下來。

毛澤東知道李德、博古戰略轉移意圖之后，曾表示不 想跟隨主力紅軍轉移，希望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游擊戰爭，伺機恢復、重建 和發展根據地。經周恩來勸說，毛澤東最終還是與中央紅軍一起長征了。如 果當時毛澤東留下了，中共黨史和軍史就要改寫了。

最后是物資準備。

博古、李德認為，蘇區的軍工、紡織、印刷、軍需等 生產設備以及一些物資裝備，如X光機、手術臺等均來之不易，建立新根據地后還可繼續使用，因此指示一律拆卸、裝箱、運走。

打開南下西行通道

就在蘇區北線、東線戰事接連失利的時候， 一直“賦閑養病”的毛澤東 來到戰事相對冷落的南線。他向粵贛軍區司令員何長工分析了正面之敵的情 勢。

國民黨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是廣東軍閥，與蔣介石矛盾很深。陳濟棠看 透了蔣令粵軍南線“圍剿”紅軍、“兩敗俱傷、坐收漁利”的詭計，所以進 攻紅軍并不積極。

毛澤東認為，應利用和擴大陳蔣矛盾，爭取與陳建立統一 戰線。何長工贊成和支持毛澤東的意見，派人秘密與陳聯絡，陳的態度也很 積極，愿意在軍事上“明打暗和”.政治上“外打內通”。

毛澤東立即向周 恩來建議，派何長工與粵軍談判。周恩來同意并加派潘漢年、錢壯飛、伍云甫協助何。兩軍順利達成秘密協議。

1934年10月，中央機關和紅軍部隊進行了整頓和改編。

中央及軍委領 導機構和機關人員編成兩個行動縱隊，

一縱代號“紅星縱隊”,由葉劍英任 司令員。

二縱代號“紅章縱隊”,由羅邁任司令員。

戰斗部隊分別是林彪、 聶榮臻的一軍團，彭德懷、楊尚昆的三軍團，董振堂、李卓然的五軍團，周 昆的八軍團，以及羅炳輝、蔡樹藩的九軍團。

中革軍委命令一、三軍團分別擔任左、右前鋒，八、九軍團為兩翼后 衛，五軍團掩護兩個中央縱隊為中軍。

10月10日，八萬六千人的紅軍正規部隊和一萬四千余人的中央縱隊以及 五千余名民工，告別了蘇區的父老鄉親，告別了根據地的山山水水，告別了 留守根據地的處境更為艱難的紅軍將士，滿懷著對故土無限的眷戀和對前景 的深深憂慮踏上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