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觀影生涯應該從襁褓中開始。我生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連隊里。衛生員上門接生，我爸在一旁協助，據說最后的臍帶就是我爸哆嗦著手一刀剪斷的。幾個月后，我就被抱在我媽懷里去連隊俱樂部看電影——手扶拖拉機巡回放映隊到連隊了。這是那個時代生產建設兵團文化生活默認的規則。我一歲半被送回上海爺爺奶奶家，讀了小學一年級上半學期之后，又去新疆待過一年多。在這段不長但已經可以記事的日子里，至少經歷了三次半夜被叫醒，在混沌中隨著全體連隊成員涌向俱樂部——一個巨大的倉庫里，去看電影。一般會不停歇放映至少三部電影，《看不見的戰線》《火車司機的兒子》《摘蘋果的時候》……以至于我經常將這些影像相似的情節混淆起來。

我兩歲之前唯一的觀影記憶是看到李玉和從床上起來，屋里踱步，再躺下。成年后我再未看過《紅燈記》，至今不清楚那個片段來自真實記憶還是后期的想象。在上小學之前，我基本就學會了閱讀。很多電影我至今沒看過，但眼睛一閉上，就能極其絲滑地念出那一部部電影名字——《斯特凡大公》《勇敢的米哈伊》《橡樹，十萬火急》……還有一部片名迷人，內容不知所謂的《奇普里安·波隆貝斯庫》。奇-普-里-安-波-隆-貝-斯-庫，我堅信，這個神秘音譯背后，一定藏著令人震顫的奇異世界。

20世紀70年代末，我還在上海，恰逢《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熱映。有天爺爺帶我從五角場坐公交車去大光明門口等退票。一名黃牛居然向我爺爺報出了天價：每張五元。五塊錢在當年是什么概念？大約是一個普通工人月薪的六分之一，也是當年實際票價的30倍以上。有一回爺爺從俄文詞典里意外地翻出一張五塊錢，結果全家美美包了一頓餃子吃。實在看不起，悵然若失的爺爺拉著我走人。好在那個時代電影下檔之后很快就會在電視里上映。

1980年全家回到上海后，父親在一家醫院工作。導演田壯壯讀北電時拍過一部兒童電影《紅象》，這家醫院俱樂部居然就放過這部，我印象十分深刻，還記得小男孩名字叫“巖甩”。《紅象》之后沒多久，醫院俱樂部居然又放映了田壯壯的《九月》。片子沉悶又好看，看完讓我深沉了一個禮拜。

當年我十歲出頭，已是《大眾電影》的資深訂戶，知曉田壯壯的大名。連選兩部田導作品，后一部至今在豆瓣上居然連評分都沒有，我猜醫院工會負責選片的那個家伙必然有著獨特的品位。我之后進中學，當時學校定期組織學生看電影，記得初二某學期，學校組織全體學生去五角場翔鷹電影院看《德克薩斯州的巴黎》。維姆·文德斯，攝于1984年的名作。我一直懷疑本中學不俗的選片品位來自教務處一名曾經在20世紀80年代初被公派赴歐美學習過的男性教師L。L后來也教英文。當然，“電影片單”有時也會流俗地選《鷹爪鐵布衫》這樣的武打片。那天剛散場，我被同班一女生攔下問道：最后那個捏碎雞蛋的鏡頭是啥意思啊？我支支吾吾落荒而逃。

成年后至今唾手可得的觀影生涯就不值一提了。唯一和我童年的念念不忘有所對應的是每年一次的上海國際電影節。有一次為了要看大銀幕上的《海上花》，在相隔差不多半個世紀后，我又一次站到了大光明電影院的門口，等退票。

原標題：《十日談·影迷的故事 | 費里尼：從“瓦爾特”到“海上花”》

欄目編輯：史佳林 文字編輯：王瑜明

來源：作者：費里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