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張賢亮的美國之行

（摘自《天生我才：馮驥才傳》，杜仲華著，中國言實出版社）

1985年春，馮驥才接到中國作協通知：應美籍華裔作家聶華苓和她的先生、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的邀請，他將在8月赴美，在愛荷華（現譯艾奧瓦）國際寫作中心進行交流和寫作，為期四個月。他很高興，一方面去美國是一個夢，另一方面因為與他同行的是張賢亮。葉圣陶先生有言：在外旅行最重要的是伙伴。

愛荷華的聶華苓，在他的印象里很美好。因為她長期從事文學和繪畫創作，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千山外，水長流》《桑青與桃紅》等。他與丈夫合作創辦的“國際寫作計劃”，邀請世界各地的作家和詩人參與其中，有力促進了國際文化交流事業，曾被300多名作家聯合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赴美的日子到了。馮驥才第一次橫跨太平洋，來到大洋彼岸的舊金山，又從舊金山趕赴美國中部小城愛荷華。聶華苓親自到機場迎接他和張賢亮。一見面便覺得像老友相逢。眼前這位燙著短發、鼻梁上架副金屬框眼鏡、充滿活力、笑容可掬的女作家，怎么像個和氣可親的老大姐？是因為讀過她的書，還是同為作家、畫家，具有相同的天性和愛好？他來不及多想，便被聶華苓請上了她的小轎車。

愛荷華城區散落在一片大自然中，人在城中開車，不時會進入一片密林，車窗內外霎時籠罩在一片綠色的光影中，鼻孔中還會鉆入一股好聞的松香和樹葉的氣味。聶華苓一面緩緩地駕車行駛，一面給他們介紹愛荷華概況和國際寫作計劃，好似散步聊天。

馮驥才在愛荷華寫作中心與作家們聊天

“你們看！”聶華苓忽然指向窗外。

原來，被路燈照亮的大樹上，出現了一簇紅葉，紅得像花一般。

“哎呀，真好，這是今年我看到的第一片紅葉，你們和秋天一起來了！”

到了愛荷華大學，馮驥才被安排在“五月花”公寓八層，與一個印度作家共用一個衛生間和餐廳。張賢亮住在同一層的另一個房間。馮驥才不用自己的餐廳，而到張賢亮的房間用餐。張賢亮坐過牢，吃的都是“大鍋飯”，自己連雞蛋都不會炒。這種事馮驥才最拿手，于是，每天燒菜煮飯，便自然落在他的頭上。張賢亮因為有過挨餓的經歷，所以特別怕餓。一旦馮驥才因寫東西耽誤了吃飯時間，張賢亮的電話便打過來了：“驥才，你還不餓嗎？”

“你這個老財主，真會用長工！”馮驥才打趣道。

張賢亮是個厚道人，不好意思天天吃現成飯，后來竟學會用電飯煲燒飯，好平衡自己心里的不安。這家伙確實有可愛之處。

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作家，來自不同國度，文化不同，語言不同，相互溝通和交流，離不開英語。但馮驥才上學時只學過俄語，后來一“反修”也停課了。他知道到了國外，不會外語寸步難行，便讓在外語學校學英語的兒子馮寬，為他準備了一沓撲克牌大小的卡片，每張卡片上寫一句中英文對照的日常用語，如“多少錢？”“請問這地方在哪？”“能借用電話嗎？”等等，以備不時之需。張賢亮的功課做得比他充分：出國前，他請了一位家教，惡補了幾個月英語，自以為比馮驥才強，所以常嘲笑他是“啞巴”和“聾子”。但他沒有實戰經驗，逢到與外國人交流的場合，說不上幾句便卡了殼，只有干瞪眼兒。這時，就論到馮驥才取笑他了。

最出糗的一次經歷是，他們在美國東部的芝加哥機場乘機時，猶如進入一個巨大的迷宮，暈頭轉向，不知登機口在何處。飛機不久就要起飛了，兩人心急如焚。張賢亮自恃認識幾個英語單詞，便叫馮驥才原地不動，他去尋找登機口。等他好不容易找到登機口，回來接應馮驥才時，發現他竟被兩個漂亮的空姐用輪椅推著一路小跑，身后還有兩個高大威武的警察緊隨其后，幫他提著行李。再看馮驥才，一米九的大個子，一身藍色風衣隨風飄揚，氣派而瀟灑，像極了好萊塢電影中的中情局特工。就這樣，他一直被送進機艙安頓到座位上。

“你行啊，享受國賓級待遇了！怎么回事呀？”張賢亮既艷羨又疑惑。

“哈哈，夠派吧？剛才我在大廳里遇見兩個警察，就拿出我的機票問他們從哪兒登機……”

“用中國話嗎？”

“英語我哪行！我就一邊哇里哇拉說話，一邊比比劃劃，大概他們以為我是個聾啞人，屬于應該特別照顧的殘障人士，就找來空姐把我扶上輪椅，神氣十足地上了飛機！”

“好一個絕路逢生，你的命真好！”

有一天，聶華苓邀他們去她家里聚餐。她家住在“五月花”公寓后面的小山坡上。走出公寓，沿著路旁一條舒緩的山路向上走，只約二十分鐘便到她家了。這是一座鄉村別墅式的兩層木結構樓房，四周全是野生的花草樹木。樓后是一片曠野，不時會有梅花鹿和小浣熊到她家覓食。小樓的一層是車庫、雜物間和一個地上鋪滿羊皮的書房。爬上樓梯才是一間面積很大的客廳和餐廳，足可容納三十多人的大party。人太擠時，推開房門便是一個帶廊柱的大陽臺，從這里可以遠眺愛荷華河，一直看到它轉向一片霧靄迷茫的遠方。廊柱上懸掛著一串由長短不等的鋼管組成的風鈴，有風的時候，從很遠的地方便能聽到清脆悅耳的風鈴聲……

聶華苓與丈夫安格爾

聶華苓的家不尚奢華，卻陳設著各類書籍和藝術品。保羅·安格爾喜歡面具，一面大墻上掛滿從世界各地搜羅來的奇異面具。馮驥才特意給他帶來一個陜西寶雞民間彩繪的獅面，保羅喜歡得不得了，轉天便掛在墻上了。他與保羅語言不通，只能從他打招呼的音調里，感受他的熱情與率真。但他們決不會因為語言不通而拘束，通過用“手語”比劃也是一種交流方式。有時保羅一高興，還會大喊一聲：“Feng！”然后哈哈大笑。他外表是個結實的壯漢，性格卻亞似老頑童，駕車很莽撞，做事喜歡自己動手。屋頂漏雨，他搬個梯子“噌噌”就上了房。保羅喜歡小動物。他經常在黃昏時分，手拿面包坐在后門，對著樹林大聲呼喚：“啌——啌——”，不久就有十幾只浣熊從林子里跑出來，爭相啃食他投送的面包碎塊。那吃相可愛極了。

晚上，聶華苓準備了一桌豐盛的晚餐。放眼一看，都是地道的中餐，色、香、味俱全，其精美程度，勝過他在美國吃過的任何一家中餐館！

“想不到您還有這么好的廚藝！”馮驥才不由夸贊道。

“別忘了，我是湖北人呀，我們的清蒸武昌魚、排骨藕湯、粉蒸肉可是聞名遐邇呀！”

“是啊，咱們喝黃河長江水長大的，就是吃不慣西餐，看見這桌飯菜，就像回到家鄉了！”

正交談時，客廳里走進一位頗具紳士風度的老先生，戴著一副圓眼鏡，唇上蓄著兩撇胡須，微笑著向大家打招呼。

“今天，我要請你們認識一位重要客人——著名記者索爾茲伯里先生！”聶華苓向大家介紹說，臉上閃著光。

馮驥才、張賢亮與索爾茲伯里先生

對馮驥才和張賢亮而言，這是一個意外的驚喜。哈里森-索爾茲伯里，舉世聞名的美國記者，二戰及戰后大國政治的見證人、《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的作者，現在就站在他們面前。

相互認識后，大家落座，邊吃邊聊。索爾茲伯里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看待鄧小平先生，以及中國向何處去。很顯然，這位見證過中國革命的美國記者，對中國人民是懷有友好感情的。因此，馮驥才和張賢亮結合自己的切身體驗，直抒已見，表達了對中國前途和命運的信心，信心來源于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決心和力度。

在美期間，聶華苓組織了一些參觀游覽活動，如參觀當地的機械化農場，游覽密西西比河等。馮驥才和張賢亮還代表中國作協向漢尼堡的馬克-吐溫故居贈送了中文版的《馬克-吐溫全集》。馮驥才個人跑了兩個地方，一是去紐約看望包柏漪，看到了他用一年時間為她臨摹的《清明上河圖》，被精心裝裱在一個巨型鏡框中懸掛在客廳里；又乘坐一架小飛機，到印第安納看望他的小說翻譯陳蘇珊，很高興自己的小說成為新時期最早出現在美國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回到愛荷華后，馮驥才和張賢亮開始應邀四處講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紐約大學、柏克萊大學、舊金山大學等，由此結識了不少華裔學者和美國漢學家。在與美國社會的廣泛接觸中，他愈來愈感受到中美之間不同甚至相反的價值觀、歷史觀、人生觀和文化觀，為日后研究中西方文化比較學積累了經驗。

不料這時，張賢亮卻出事了。

原來，張賢亮出國前，將他新寫的一部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交給了《收獲》。小說發表以后，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也遭到文學界的批評，女作家批評得尤其尖銳，稱它為“黃色小說”。做為責編，李小林也坐不住了，在給馮驥才的來信中透露了這個情況，并詢問張賢亮有何反應。此時雖已春回大地，人們仍然心有余悸。特別對張賢亮來說，1957年，他不就是因為一首《大風歌》被打成右派的嗎?果然，他陷入了困頓，天天皺著眉頭在屋里抽煙，與之前的風流倜儻判若兩人。他在國內挨批的事也在“五月花”公寓傳開，大家都關心他，安慰他，想對他伸以援手。

畢竟中美相隔太遠，難以掌握國內的真實情況。于是，馮驥才便給王蒙打了個國際長途。王蒙接到電話很高興——

“你們在美國生活得如何呀？”

“一切都好，只是聽說國內批判賢亮了，我們有點擔心啊！”

“哪有什么批判，爭論唄。咱們的作品不是常有爭論嗎？”

“真的嗎， 這些天賢亮壓力挺大，頭都抬不起來了。”

“告訴賢亮這家伙，越批越火，這下子他的小說暢銷了，有大量稿費等他回來領呢！”

后來聽說，巴金對這件事也表了態，認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部嚴肅的作品，沒有商業化傾向，也談不到什么“黃色”。他老人家文學立場的純正，思想的勇氣和對真理的堅持，令馮驥才十分欽佩。

與王蒙通話后，他趕快跑到張賢亮房間，把王蒙的話對他講了。張賢亮立刻雙眼冒光，如釋重負：“謝天謝地！謝天謝地！”第二天，他給大家念了一份聲明，說他的作品在國內是正常的文藝批評，現在中國不搞大批判了，他是安全的，請大家放心。

這個風波就算過去了。

四個月的愛荷華之行結束了，又是聶華苓送他們到機場。馮驥才和張賢亮進了候機室，聶華苓忽然將手放在玻璃窗外，他倆把手放在里面，三人對齊手指，頓感一種發自內心的熱量，穿透冰冷的玻璃彼此傳遞著……

十天后，他們到了夏威夷，在夏威夷大學做了一次演講。行前，美國新聞局的一位官員宴請他們時問道：“你們覺得美國怎么樣？”

馮驥才說：“美國是個裸體。”

美國人一怔：“很性感嗎？”

“能叫我看見的和不能叫我看見的，我都看見了。”

“你回去準備寫東西嗎？”

“會寫的。”

“這是我們期望的，你怎么寫都可以。”

回到天津，他以中西文化比較的思維方式，寫了一本書，書名就叫《美國是個裸體》，還自繪了漫畫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