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開始全盤否定重要人物，這不是一個好征兆，歷史或將重演

史海觀復

近年來，一種趨勢逐漸浮出水面：對開國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的全面否定。

這不是學者間的溫和爭辯，而是從高層的政治話語中傳出，尤其以外交部長蘇杰生的多次公開批評為標志。

這種否定，既是對歷史的重新審視，也折射出印度當前政治格局的深刻變遷。然而，這股風潮并非無害，它可能埋下隱患，讓歷史教訓以另一種形式重現。

蘇杰生對尼赫魯的批評，絕非個人情緒的宣泄，而是印度人民黨（BJP）對國民大會黨（Congress Party）歷史地位系統性挑戰的一部分。

2024年初，他在新書發布會上首次公開點名，指責尼赫魯的對華政策缺乏“婆羅多”（Bharatiya）精神，過于理想化，未能守護印度的核心利益。同年4月，孟買一場智庫會議上，他又將中印邊境爭端的根源歸咎于尼赫魯所謂“印度第二，中國第一”的思維。

到了5月，新德里外交論壇上，蘇杰生更進一步，稱尼赫魯忽視了薩達爾·帕特爾（Sardar Patel）的警告，導致1962年中印戰爭的慘敗。

這些言論并非基于新發現的史料，而是對過去右翼敘事的重復與放大。它們將尼赫魯的外交決策簡化為“軟弱”或“天真”，卻有意無意忽略了20世紀50年代的國際環境。

當時，亞洲國家普遍從殖民陰影中走出，渴望和平與獨立，尼赫魯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正是這一背景下的產物。然而，蘇杰生選擇性的解讀，顯然是為了服務于當下的政治需要。

BJP的策略很清晰：通過貶低尼赫魯，削弱國大黨作為印度獨立運動核心力量的歷史光環。

自2014年莫迪上臺以來，這種“去尼赫魯化”的努力從未停歇。從教科書修訂到公共紀念活動的調整，尼赫魯的形象被逐步邊緣化。蘇杰生的批評，不過是這一長期戰略的高調延續。

2024年，隨著中印關系因邊境問題持續緊張，這種敘事被賦予了新的生命力——將中國塑造成威脅，尼赫魯則成了替罪羊。

這種策略的確在短期內奏效。民族主義情緒被點燃，尤其是年輕一代對“強硬外交”的認同感上升。然而，這把火燒得太旺，也可能失控。印度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過度煽動民族主義容易撕裂社會肌理。

東北部和克什米爾等地區的少數族群，已然對中央的高壓政策心生不滿。若民族主義進一步升溫，這些裂痕可能加深，甚至重現1947年印巴分治時的動蕩。

更現實的風險在于外交。莫迪政府試圖通過強硬姿態重塑印度形象，但鄰國卻未必買賬。2024年10月，馬爾代夫總統穆伊茲訪華后要求印度撤軍，新德里迅速妥協，暴露了其在南亞的影響力短板。

2025年3月，尼泊爾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印度卻未能有效應對。這些事件表明，印度的區域地位正在被動搖，而對尼赫魯的否定，可能讓其失去更多外交籌碼。

尼赫魯是誰？對許多印度人來說，他不僅是首位總理，更是現代印度的締造者。他的功績，遠非幾句批評所能抹殺。

在國內，他通過1947年憲法確立了世俗主義，化解了獨立初期宗教沖突的火藥桶，為這個多元國家筑起統一的基礎。經濟上，他推動土地改革，建立印度理工學院（IITs），為工業化和科技發展埋下種子。1950年代，印度的經濟增長甚至一度超越中國，這離不開尼赫魯的遠見。

在國際舞臺上，尼赫魯是不結盟運動的旗手。1954年，他與周恩來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試圖為亞洲國家開辟一條獨立于冷戰的東西方陣營之外的道路。

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他的演講激勵了亞非國家團結自強的信念。1961年貝爾格萊德的不結盟會議，更讓印度成為發展中國家的精神領袖。

這些努力不僅提升了印度的軟實力，也為冷戰時期的全球格局增添了新的平衡力量。

當然，尼赫魯并非沒有瑕疵。他的對華政策備受爭議，尤其是1962年中印戰爭的失利，被視為其外交生涯的重大挫敗。

蘇杰生抓住這一點，指責尼赫魯忽視帕特爾的現實主義建議，誤判了中國的意圖。

然而，這種批評往往忽略了歷史的復雜性。當時，印度剛擺脫殖民統治，軍事力量薄弱，尼赫魯試圖通過外交對話而非軍事對抗維護邊境穩定。他的初衷是和平，而非軟弱。更何況，戰后印度仍得到蘇聯等國的支持，說明其外交并未徹底崩盤。

尼赫魯還通過文化外交鞏固了印度的國際形象。他創立印度文化關系委員會（ICCR），推廣印度文化，讓這個古老文明在現代世界中煥發光彩。

這些軟實力的積累，是印度能在冷戰中立足的關鍵。然而，今天的批評者似乎更愿意聚焦他的失誤，而非成就。

否定尼赫魯，不只是否定一個人，而是對印度現代化根基的動搖。他的政策或許有局限，但那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將其全盤推倒，不僅是對歷史的誤讀，更可能讓印度失去理解自身成就的坐標。

否定尼赫魯的潮流，帶來的后果遠不止政治口水戰。在國內，這可能導致歷史修正主義的泛濫。教科書被改寫，紀念碑被冷落，年輕一代對尼赫魯的認知越來越模糊。

這種“去歷史化”的做法，看似是為新敘事鋪路，卻可能讓印度失去凝聚力。一個不尊重自己奠基人的國家，如何面對多元社會中的裂痕？

1947年的印巴分治，是民族主義失控的血淚教訓。1500萬人流離失所，數十萬人喪生，這段歷史提醒著印度，內部團結何其珍貴。

如今，蘇杰生將中國塑造成外部敵人，試圖以此激發民族認同，但這可能在東北部或克什米爾等地引發反效果。少數族群的疏離感若加劇，地方分離主義的苗頭可能抬頭。

國際上，否定尼赫魯的遺產等于放棄印度在不結盟世界中的道德制高點。莫迪政府的親美傾向和強硬外交，讓印度逐漸偏離不結盟的傳統。

2024年馬爾代夫的轉向，2025年尼泊爾的抉擇，都顯示出南亞鄰國對印度的信任正在流失。曾經，尼赫魯讓印度成為發展中國家的燈塔；如今，這種軟實力卻在民族主義的高歌中消散。

歷史并非直線前行，而是循環往復。印巴分治的教訓，提醒著印度民族主義的雙刃劍屬性。若莫迪政府繼續以否定歷史為政治工具，短期或許能鞏固權力，但長期可能讓印度陷入孤立。南亞的穩定需要合作，而非對抗；印度的崛起需要借鑒過去，而非抹殺過去。

印度對尼赫魯的否定，像是一場豪賭。賭注是國家的認同、團結與國際地位。蘇杰生的批評，或許能在當下贏得掌聲，但它無法改變一個事實：尼赫魯是印度現代化的根基。

他的成就與失誤，都是歷史的一部分，簡單用“對”或“錯”評判，既不公平，也不明智。

歷史是一棵大樹，根深才能葉茂。印度若一味砍斷自己的根，可能會在風雨中搖搖欲墜。從1947年的分裂，到1962年的挫敗，再到今天的挑戰，歷史一次次告訴我們，忽視教訓的代價往往沉重。印度需要的，不是對過去的清算，而是從過去中汲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