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工業脫碳，曾是發達國家環保口中的遠景目標，如今卻成了中等收入國家肩頭沉甸甸的現實任務。6月13日，氣候投資基金（CIF）宣布將在全球七個中等收入國家，包括巴西、埃及、墨西哥、土耳其和南非等地啟動總額達10億美元的工業脫碳融資計劃。這些國家將獲取廉價資金，用于推進本國重工業領域的“減碳轉型”，而每一美元的投資，理論上都能撬動額外12美元的融資，包括開發銀行貸款和私營資本的注入。

表面看，這是一次“雙贏”的綠色突圍：既幫助了碳排放大戶控制污染，又協助發展中國家獲取資金、技術、產業轉型路徑。但站在全球政治與經濟結構的宏觀視角上審視，這場計劃背后顯然并不止于環保。綠色轉型的旗幟下，國際金融資本正在以全新方式對中等收入國家展開結構性滲透，“低碳”與“高債”或將成為并行路徑。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資金結構。雖然計劃總額達10億美元，但這只是CIF旗下90億美元清潔技術基金的一部分。這筆錢雖以“早期贈款”和“高度優惠貸款”的名義投入，卻綁定著“吸引私人資本共同投入”的附加要求。最低50%、最高100%的私營部門參與率意味著這根本不是無條件資助，而是建立在引導“綠色債務”的前提之上。中等收入國家在推動產業脫碳的過程中，不得不打開國門歡迎私營資本進入國民重工業的“中樞地帶”。換言之，一場全球脫碳名義下的產業控制權轉移正在悄然展開。

從工業結構來看，此次計劃重點針對鋼鐵、水泥、鋁等“硬脫碳”行業，這些正是發展中國家賴以維系基建和制造業基礎的核心板塊。發達國家在完成基礎工業積累后選擇向服務型、數字化轉型，而中等收入國家則尚未完成工業化躍遷，現卻被迫“減碳限產”。這不是協助，而是套索。如果這些國家在沒有自身技術路徑和話語權的情況下推進脫碳，只能淪為歐美環保產業的“試驗田”：碳捕捉設備由誰提供？減排成果由誰評估？碳權交易是否流向北方國家？從技術到評估體系，再到市場定價機制，無一不是話語權傾斜的領域。

以巴西為例，盡管自然資源豐富，基礎設施尚有提升空間，但重工業仍處在由國企和少數私企主導的“半開放”模式。而在接受CIF資助、引入更多外資之后，這種格局或將被改寫。尤其在碳足跡、綠色評級等方面的標準制定權掌握在西方金融機構和環保組織手中，這種“脫碳”更像是一種“脫鉤”，發展中國家被迫脫離其傳統發展路徑，進入一個看似綠色，實則依附的結構性秩序。

這場綠色計劃的另一隱秘維度，在于資本套利空間。低息貸款、贈款、綠色債券、碳權交易、可持續評級，這些看似美麗的金融工具，正成為國際資本在全球南方大規模擴張的新手段。在表面上被包裝成氣候援助，實則是在重塑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規則和產業路徑。換句話說，這不是簡單的“氣候合作”，而是一種“綠色新殖民主義”。

CIF對私營部門的參與比例要求遠高于傳統多邊貸款機構，甚至可以讓“100%的融資”用于私營項目。這意味著未來在這些國家建立的新型綠色工業體系，可能完全由跨國資本操控。而本國企業、政府只充當“執行者”角色，為外資制造合規環境、提供政策支持，甚至承擔本地社會成本。這不是綠色增長，這是結構性讓渡主權。

然而，中等收入國家也非被動接受者。正如巴西近年來在綠色外交上的“左右橫跳”所體現的那樣，發展中國家開始意識到單一依賴西方資本進行綠色轉型所帶來的戰略風險。他們一方面需要融資渠道改善環境，另一方面卻不愿在脫碳道路上被綁定為西方制度的“附庸”。因此，在接受融資的同時，各國如何建立自主綠色標準、推動本土產業升級、強化公共部門在綠色轉型中的主導地位，才是這場游戲的關鍵。

眼下全球正進入一個多極化、去美元化的重構期。國際氣候治理體系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博弈場。此次CIF選中巴西、土耳其、南非等國，不只是基于其碳排放規模，更是對這些“戰略緩沖帶”的拉攏。在中美對抗持續升級、金磚機制迅速擴展的背景下，綠色議題正成為一塊中立外衣之下的斗爭之地。

發展中國家并非不需要綠色金融，而是不應盲目接受一切打著“環保”旗號的資本輸入。十億美元聽起來龐大，但與全球工業脫碳所需的數十萬億美元相比，只是一枚啟動器，其真正作用是構建未來規則框架，而非解決當下排放問題。如果這個框架是由CIF這樣的多邊機構，依據西方主導的議程設定而成，那么發展中國家的未來將不僅是“去碳”的，更是“去自主”的。

因此，巴西與其他參與國此刻面臨的，絕不只是融資與技術選擇問題，而是一場綠色轉型話語權之爭。它關乎誰來定義“低碳”，誰來監管“綠色”，誰在借氣候之名布設全球產業鏈的新控制網。這不是環保主義的勝利，也不是資本主義的轉型，這是資本主義將自身危機轉嫁到全球南方的一次更新迭代。